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到底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要加上“中华民国”的简称？
本文摘自《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曹宏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建立时，国号是什么呢？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争论就是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并展开的。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下设6个工作小组。其中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长为董必武 ，副组长为黄炎培。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 。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 等22人，全组共25人。
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没有什么大的争论。
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到底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要加上“中华民国”的简称？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3个口号，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条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张奚若一副学者风度，语调显得有点激动，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发言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称即须注明是简称。”
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主张要用“民主”二字，他们的看法被整理成书面意见：“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董必武 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新中国的国号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但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这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时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造成误解。
9月25日，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 、吴玉章、张澜 、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23人，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30分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
开国在即，周恩来和林伯渠日理万机，为何要专门宴请这些长者呢？
原来，中共中央是想向这些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长者求教。他们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重的人物，个个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不同凡响。
第二天中午，这些长者应邀赶到六国饭店。
周恩来亲自主持宴会，并特意叫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之后，周恩来谦逊而严肃地说：
“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3个人不是，来听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各位长者这才明白了午宴的主题：原来是为专门听取他们对确定国号的意见。他们无不为共产党人办事的认真态度和民主作风所折服。
周恩来点题之后，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
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且政协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去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接着发言。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大革命时期，夫妇二人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坚决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平生不写中华民国的国号 ，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 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随后，年届83岁的司徒美堂 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
“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简称中统）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直人快语，痛快淋漓。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随后，马寅初 、张澜、陈叔通、车向忱等也都相继发言，主张不用“中华民国”这一简称，并表示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但必须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也从法律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说明：
“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但若在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无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在行文上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会上的态度形成了一边倒之势。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用括号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1点30分。接着，宴会开始。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但代表们也同样认为，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岁月里革命的历史意义全部抹煞。比如辛亥革命、两次国共合作等都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就已经讲过了。同时，考虑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长期以来在民间已经叫顺口了，因此目前也不要强行禁止使用，可以允许人民还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用公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使用阴历；应该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使用统一的国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有这样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新中国诞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深深地烙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上，“中华民国”如同岁月风尘，被人们抖落于逝去的时空之中。
在筹备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中，确定代表国家尊严、象征的国旗、国徽、国歌等事项，是一项紧迫、庄重、严肃而责任重大的工作，全国人民对此非常关心。
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建立并进行分工后，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方案。组长由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担任，成员有张奚若、郑振铎、郭沫若、陈嘉庚 、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情、廖承志 。
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第六小组立即着手工作，并通过《人民日报》等报刊，刊登向全国公开征求国旗图案的启事。具体要求是：一、要有中国特征，含有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等；二、要有政权特征，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三、形式为长方形，且庄严简洁；四、颜色以红色为主。
直接向人民征求国旗、国徽图案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本质。消息一经见报，立刻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机关干部、作家和其他行业的人们纷纷应征，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国旗图案稿件如雪片飞来。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新政协筹委会就收到国旗设计图案近3,000幅。
筹委会在北京饭店413房间设立了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设计稿集中陈列，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在应征的稿件中，设计构思大体符合国旗3个条件的，主要是由五角星 、镰刀、锤子和嘉禾 齿轮等几种图案组成。基本可归纳为4种情况：一是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二是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三是旗面为红色或2/3红色，加黄或红五角星，四是竖条旗面左上方镰锤、五星或齿轮。经过反复比较筛选，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最终把其中38幅图案汇编成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供给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
毛泽东 在紧张繁忙之中，十分关心国旗方案的审查情况。
一天晚上，毛主席宴请爱国人士。席间，曾多次参加过国共谈判的政协委员张治中 问他：“主席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
“我同意一颗星加一条黄杠的。”
毛泽东一向对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有着深厚的眷恋之情，因此对这幅象征着黄河的图案情有独钟。
但张治中却明确表示反对，他说：“红底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图案上中间这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是变成了分裂国家分列革命了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
毛泽东沉吟了道：“这倒是个问题。看来还需要再研究一下。”
9月2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丰泽园召集政协筹备第六小组座谈，38幅国旗的图案陈列在会场。大多数代表虽然倾向有黄河符号的图案，但也仍感到不够圆满，一时也拿不准主意。
具有艺术眼光的田汉突然眼睛一亮，来到编号第32的图案前，仔细端详起来：在红色的旗面上，铭刻着五颗黄星，一大四小，顶端还有镰刀斧头。他高举这张图稿，大声对毛泽东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
毛泽东接过图稿，认真地审视，感到非常满意，高兴地说：“这张不错，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与会者也一致赞同，最后议定五星红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的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面加上中国的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那个国家的什么特点。例如苏联的镰刀、斧头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还有4个国家也有同样的镰刀斧头。”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指着五星红旗的式样说：“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9月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的又一次会议上，最后确定32号图案作为提交政协大会审议的国旗样式，并对五星红旗作了说明：红色代表革命，五星象征着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7日，当周恩来主持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五星红旗的图案顺利通过了。这天怀仁堂主席台上，挂出了大幅的五星红旗图案，满台生辉，掌声雷动。
当时的大会决议案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后将名称“红地五星旗”改为“五星红旗”，并将原设计中的大五星中的镰刀斧头删去。关于五星红旗的象征说明，是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写的；国旗制作说明由梁思成改写，胡乔木修改定稿的。
而五星红旗的最初设计者，却是上海的一位普通市民曾联松。
曾联松出生于浙江瑞安，少年时代酷爱书画，并写得一手好字，早年曾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上海解放前，曾联松在地下党外围组织的现代经济通讯社任秘书。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通讯社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新筹建的华东供销总社还没正式启动。这一个月，曾联松闲着，但从来也闲不住的他一直想干点什么。
7月14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他照例拿起当天的《解放日报》，一则征稿启事引起了他的注意：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小组公开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
他突然之间有了一种冲动：我能不能试试？但一瞬间，他又犹豫了。中国之大，人才之多，这样大的事能轮得上我吗？中南海此时正云集着一代大师徐悲鸿、田汉、贺绿汀等人，我又算什么？
这时，曾联松的入党介绍人、大学老同学黄大明鼓励他说：“这件事很有意义，你应该努力去做。”老同学的话使曾联松备受鼓舞，他深知国旗对于正在寻求强国之路的祖国意味着什么。此后，他脑中便在时刻不停地构思着代表新中国的旗帜。
启事对国旗图案设计提出4项注意，但如何做到既能表达多种特征，又能体现庄严简洁为主的要求呢？曾联松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10多天里，他时而浮想连翩，时而伏案涂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
曾联松首先着眼于政权特征，要把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人民解放军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广大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个意思在国旗上表达出来。为此，他设计以红色象征革命；以一颗内含镰刀斧头的大五角星象征共产党，象征人民军队；以4颗小星代表广大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每颗小星均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大星引导在前，小星环拱于后，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
以五星结构象征政权特征的考虑定下以后，接着考虑如何表达中国特征。为简洁起见，力求寓意于五星之中。他将五星结体排成椭圆形，像海棠之叶，寓表疆土版图；4颗小星则兼指4，000年历史和文化；星呈黄色象征黄色人种。构思至此，他开始得意起来。
最后设计五星在旗面上的位置。曾联松剪好大小五颗星，在旗面安排各种布局，注意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当安置到左上方时，顿感全局豁然开朗，眼前星辰金碧辉煌，神州河山辽阔。凝视着这个图案，他感觉庄严而显华丽，简明而具气势，顿时兴奋得手舞足蹈。
图案画稿完成后，曾联松小心翼翼地把它装入信套，立即投寄给新政协筹备会。此时已是8月中旬。不久，他被组织上安排到华东供销合作事业管理局去工作，之后整天忙于事务，投稿一事便不放在心上了。
9月29日，当《解放日报》头版第一次套红刊出国旗图案时，已经因忙于工作而把这件事淡忘的曾联松突然呆住了。报上没有刊登设计者的名字，但那图案已分明跟自己的设计图完全相像，所不同的是他在大星中放上镰刀和斧头的图案，而这上面却没有。这倒底是不是他设计的那幅？如果是的为什么没人通知他？如果不是的为什么又那么像？
1950年9月，曾联松因公赴京开会。会议期间，全国政协派人来找他，询问国旗设计情况。他如实介绍了当时的构思和投稿日期。随后，他便收到了建国1周年的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97号”。
曾联松参加天安门观礼后回到上海，兴奋的心情迟迟不能平静。11月1日，他又突然接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来函（1137号文），上书：
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当时的5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500元。曾联松感谢妻子对自己废寝忘食设计国旗图案的支持，用这笔奖金，首先给妻子买了一块手表。
曾联松的名字虽不为人们普遍知晓，但他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却早已为全国人民乃至世界所熟知。
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方案能够出自一位普通公民之手，这恰恰显示了新中国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1949年7月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召开小组会议，决定对国旗、国徽图案提出公开征集的同时，还提出征集国歌歌词问题。为做好此项工作，筹备会设立了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歌词评选委员会。关于国歌的评选，除本组组员分别参加外，后来决定，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参加国歌歌词、歌谱的评选工作。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对国歌的要求是：（甲）歌词应注意：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新民主主义；四、新中国之远景；五、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
截止8月20日，共收到国歌应征稿件632件，歌词、歌谱694首。
应征稿件中国歌歌词较多，其中有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年等知名人士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演奏过，但大家都感到不理想。
在讨论时，大家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的确比较困难。
但是，新中国成立在即，不能没有国歌呀！
政协一届会议召开期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座谈会，国旗的方案很快就定下来了。但当讨论到国歌问题，会场出现了冷场。大家一致认为，国歌要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风貌，要在短时间创作出理想的国歌是非常困难的。
正在大家苦思而没有良策之时，著名爱国人士、享誉海内外的画家徐悲鸿语惊四座：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在此之前，徐悲鸿曾对夫人廖静文谈起过，自己准备向会议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廖静文听后马上反对：“那怎么可以呢，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恐怕不好吧？”徐悲鸿说：“这有什么不好？法国的国歌《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
徐悲鸿刚刚说出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响应。周恩来说，《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他认为用这首歌代国歌是很合适的。
清华大学建筑学家梁思成，听到周恩来的发言后，也站起来说，我想起以前我在美国时，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说明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
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的，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在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反抗日本侵略者。用这支歌代国歌，也可以用以纪念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聂耳。此外，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它的地位。我在美国时，美国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就曾对我说过，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不少美国中学生、小学生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风云儿女》）中学会了这支歌……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他接着又说：“一支歌曲好坏与否，不能单靠几位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评判。《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获得了一致的颂扬，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当然，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我建议采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刘良模的一番介绍，使在座的人对《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外的影响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的建议获得很多人的赞同。
但大家也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提出了质疑，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
周恩来解释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
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既然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
接着，毛泽东又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现在虽然全国解放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毛泽东综合了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宣布接受徐悲鸿的建议，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样，在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在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代表加上来宾近千人，因在当时的北京找不出这样大的礼堂，只好在中南海怀仁堂的院子里立柱加顶，将宽敞的院落及四周的门廊连成一体，改造成为北京最大的会堂。
1949年9月21日，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634名政协代表，以及300多名来宾，聚会在怀仁堂，隆重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大会会场被布置得庄严大方。主席台正中央悬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巨大会徽，两侧稍低处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两旁是数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7时整，当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成员进入会场时，怀仁堂会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时间长达2分钟之久。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宣布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后，会场内响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场外鸣放54响礼炮，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
礼炮和乐曲停止后，毛泽东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致开幕词。致辞充满着自豪之情，字里行间透出一个伟大领袖所具有的远大胸怀和历史眼光：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致开幕词后，随后是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讲话，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讲话。接着，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主席张澜，解放区代表高岗，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新疆代表团团长赛福鼎，特邀代表程潜、张治中，华侨代表司徒美堂等相继发言。
会议第二天，周恩来首先代表主席团和大会作了关于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和设立6个分委员会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他还代表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做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谈了这样几个问题：新民主主义总纲，为什么没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规定出来；关于人民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人民同国民的分别；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
9月27日、29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4个议案。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把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今年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前，由《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包括序言、政协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这是一部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共开了9天。9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政府”，“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最后，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他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闭幕词的最后，他高呼：
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完满成功！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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