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就是做生意 与一战后的美国非常类似

　　目前中国与一战后美国所经历的情况非常类似，中国或有可借镜之处：

　　一战以后，美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输出国，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提出14点计划，试图带领美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但遭到欧洲列强抵制。随即美国选择把精力用于国内发展，提出“美国的政治就是做生意”的口号，由此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转型，大变革和大繁荣的时期，史称“柯立芝繁荣”，它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十足的发展，美国人民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为后来美国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中美关系正从合作走向对抗，全球化逆转，贸易摩擦加剧，中国与其针锋相对，使矛盾激化，不如转向自身建设。

　　中国为何需反思发展模式

　　中国自加入WTO后，10年间从一个贫困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结果，并非通过自身内在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发展。中国发展是外向型，受制于全球经济体系，主要是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服务于它们，成为它们在全球资源配置结构中的一个廉价生产基地。

　　外向型模式对中国有两方面的影响：一、由于大量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涌入，致使中国成为全球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二、另一方面这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片面性，中国忙于为别国打工，提供廉价商品以赚取外汇，但忽视了自己的发展和民生问题，以至于能源被过度消耗，环境被极度破坏，劳动力被廉价剥削，人均GDP仍处于世界100位之后。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经济处于低端，缺乏核心技术，主动权和大部分利润掌握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所以中国现在应反思自己发展的模式，以减少为发展付出高昂的社会与环境代价；况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加以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的下降，依赖外需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从外部国际环境看，现在是“后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后，要求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平等地位，使全球格局趋于多极，这样的全球化逆转是美国和西方始料未及的，这使它们从全球化的倡导者成为反对者，试图逆转全球化的逆转，平衡全球结构的不平衡，在经济上重回保护主义政策和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战略，通过汇率与贸易保护措施压制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政治上鼓吹中国威胁论，挑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将它们在领土等问题上的纷争国际化，以此作为切入点，重返亚洲，形成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使中国处于一种极为不利和孤立的国际环境。　

　　中国发展模式转为内向型　

　　正是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因素，中国发展模式正在从外向型转为内向型，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大陆经济体模式。

　　所谓内向型模式关键在于立足于自己，首先是发展驱动力将由外资渐渐转为内资，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渐渐成为输出国，财政收入已是全球第二大国，这是中国发展转型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从外需转为内需，由于全球需求的崩溃，以及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以外需、出口拉动为引擎的发展模式已不能持续，必须依靠内需取得新发展动力。
　　此外中国也须在全球产业链中，加速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抢占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近现代历史显示，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因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抢占了以电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代了英国领先地位，之后又因抢占了以电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得以继续保持发展活力。

　　其次，随着向内向型模式的转化，中国将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大陆经济体。之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所以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应考虑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延伸，将沿海地区趋于过剩的产能转化为中西部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如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引入，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无疑中西部的发展，将带动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性结构。历史上，美国经济发展开始集中于东部13个州，后来美国中西部的开发，使美国经济摆脱了西方殖民经济的地位，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最终成为全球经济中心。

　　同理，中国向中西部的延伸将使中国经济形成自己的内循环系统，摆脱对外循环系统的依赖，同时由此使中国经济呈现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发展。沿海地区作为第一梯队，将专注于高端产业，而中西部作为第二和第三梯队，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投资热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到时候中国经济体将扩大两倍到三倍，中国经济的繁荣也将再持续20年到50年。

　　发展模式转型将推动社会变革　

　　其三，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将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大变革。在过去30年，结构的改革明显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有人估计至少滞后15年，因而阻止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只有结构更加合理，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才会更加顺畅。从经济结构来看，目前中国存在外企，国企和民企三种类型企业，它们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营模式，但又处于同一市场上竞争，如何协调三者的关系是下一步值得思考的。

　　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存在民穷国富的现象，中国国家富裕，但人民贫穷，中国GDP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列在世界100位以后。因为首先利润的大部分落入了西方跨国公司手中。其次在政府手中，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财政收入大国。其三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1%家庭控制全国40%的财富。所以中国下一步要将民生和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结构改革的重点，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变，从GDP投资为主导向包容性增长为主导的结构转变。这既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又可以扩大中国的内需。政治结构方面主要涉及到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国家治理，使政治更加民主，透明和公正。

　　无疑，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既可以使中国避免目前与美国和周边国家矛盾和对抗的加剧，又可以加速和保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国进一步崛起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作者鲍盛刚，原为国际政治关系学者，现任职于加拿大海外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