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领导人写信？怎么才能获得来自最高层的回信？长久以来，一直是大陆民众最想探知的中南海“秘密”之一。
记者统计公开报道显示，就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领导而言，九常委都有过给民众复信的记录。1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也有12人曾经复信或委托有关部门复信。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以来，以胡锦涛为落款的复信，已经发出超过十封。
旁观者通过写信者与领导人的书信往来，可以捕捉到一个明显信号―― 写信者都是新政策的受益人，民众与领导人的此类互动透过媒体不断放大，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惠民新政”的宣传效果。
每天收信上千封
中南海西侧院墙外，府右街乙27号。
如果不是悬挂着一块标有“中南海邮局”的黄色金属铭牌，路人很难将路边这座低矮的暗色仿古四合院，与上送下达中南海信件的中南海邮局联想到一起。
这个特殊邮局1950年2月开始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它最初位于中南海西门内，距西花厅不过百米，不对外挂牌，也基本不面向社会开展业务。不过所有投递到中南海的民间邮件，都会汇集到这里。信件也被统称为“人民来信”。
据中南海邮局原局长崔敬章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来信能占到总邮件数量的80%至90%，每天至少一千封左右，多的时候能达到两三千封。在中南海邮局退休职工尚元清的经验中，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准时将投递来的人民来信，送往中南海的信访部门。经过信访部门的程序处理，甄选出来的人民来信，会送到领导人手中。
这也是绝大多数的人民来信，在到达领导人案头之前，必经的组织程序。
“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什么样的来信要靠信访部门消化，什么样的来信才能报送领导人？原任中办、国办信访局干部李振洪曾经办理几万件次人民来信，据他回忆，为领导人办信，依据的一条重要工作思路，就是“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1963年，李振洪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介绍，因暴雨成灾，河南、安徽部分地区大量农田被淹，灾情严重。而由于河南新蔡地势高于东邻的安徽临泉，临泉低处筑堤挡水，新蔡高处则扒堤排水，双方集结了大批群众，一场争斗随时可能发生。
接信后，李振洪最初准备电话通知安徽和河南两省，请他们派人前往共同处理。但感到事态严重，就按照“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的工作要求，即刻作出摘报随附原信送给刘少奇。刘少奇阅后做出批示，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近年来“小事”同样得到中央领导回应
近年来,中央领导给普通民众的回信，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小事”，这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小事不干扰”的准则，不过，这一时期，“小事”已有不同政治内涵。
李芳是湖南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她曾于2009年致信温家宝，介绍自己创办民办图书馆的情况，并邀请温家宝为图书馆捐献一本图书。不到一个月，她就收到了温家宝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李芳对记者说，当时并未多考虑温家宝的国家领导人身份，写信的动机是因为敬佩。
但温家宝以总理身份的回信，显然已经改变了这位农村女性的生活轨迹。签名辞典，是受时任湖南省省长周强委托，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一行人专程送来。同时，省市县镇四级政府，也带来了价值6万元的图书。如今李芳已增开一家新馆。
总理回信要求限期到达 写信者获益
在更早之前，2007年，江西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赣州市滨江二小的186名学生联名写了一封《致温家宝爷爷的信》，托他们参加“两会”的校长刘艳琼，带到北京转交给温家宝，以表达对政府免学杂费优惠政策的感激之情。
如何送出这封信？刘艳琼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个人关系呈递。她找到在主席台就座的全国公安系统劳模邱娥国，但得到的委婉回答是，会议期间，没有向领导递信的可能。后来刘艳琼干脆直接将信件交给了驻地的邮政服务人员，在收件人一栏上，写下“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第三天下午，刘接到电话，称信已收到，会尽快交给总理。她完全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到驻地房间时，温家宝的亲笔回信已经放在被子底下。信封上特别注明，“限今日到达”。
一年后又逢“两会”，相似的故事再度上演。在“两会”工作人员的建议下，朱建华将手里的一封信，交到“两会”秘书处，希望可以转给温家宝。
信是13岁的王孝进所写，作为湖北省监利县福田寺镇中心小学六年级2班的一名普通学生，家境贫寒的王孝进，3岁时母亲出走，6岁时车祸失去右腿，家用开支全靠父亲打零工维持。因为没钱，每到开学，王的父亲就会劝说，别再读书。
媒体报道称，有感于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不再需要缴纳书本费，王孝进偷偷告诉同桌，“要给温爷爷写封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王孝进将信交给“要去北京开会”的朱建华。
同样在信发出后第三天，朱建华收到了回信，“请转达我对监利人民的问候，祝孝进小朋友学习进步。温家宝。”
收到温家宝的回信后，不仅监利县民政部门立即将王孝进全家纳入低保，出走10年的母亲也回家了。
无论是向温家宝募捐图书，还是对“温爷爷”表达谢意，这些只能算做“小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旁观者通过写信者与领导人的书信往来，可以捕捉到一个明显信号 ―― 写信者都是新政策的受益人，民众与领导人的此类互动透过媒体不断放大，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惠民新政”的宣传效果。
“两会”期间投书 获领导人回信几率比较大
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投书中南海，邮路是唯一的选择。但实际上，得到领导人回复的信件，其进入中南海的渠道也是五花八门。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数量庞大的人群去信中南海，谋求平反冤假错案。此时当权者的身边人，也担任起转递申诉信件的中间人角色。
胡耀邦夫人李昭，就曾转递了大量人民来信。李昭回忆称，从富强胡同到东单三条的上下班路上，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她，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李昭的工作单位，当时有人戏称其工作单位纺织工业局是“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而在当下，每每临近节日前夕，如“六一”之前给儿童回信、“五四”之前给大学生回信，以书信示重视，已成为领导人的例行动作。
除此之外，透过“两会”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投书，也是增大领导人回信几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在领导人视察过后，向领导人发去信件汇报本地改革喜讯，也更容易获得领导人的回信。据记者统计，胡锦涛2003年至2008年共计10次的回信清单中，就有4次回信是因为其在当地调研后，当地民众致信给他。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任重庆市委书记时，也是在调研中，与当地民众结下“穷亲”，确定了两家贫困户为自己的帮扶联系户。2002年贺国强调动工作赴京后，仍与两家保持书信联系，贺国强甚至在回信中建议老乡，可以考虑种植烤烟脱贫。
（据《凤凰周刊》）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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