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

　　2010年11月5日至6日，“首届财新峰会：变革世界的中国策”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保育钧在演讲中称，我们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改革刻不容缓。下面是保育钧发言实录：

　　我们的政府是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就应该切政府，政府不切不得了。我讲个故事。这个题目我很有积极性，我在《人民日报》工作过，1978年有一个真理标准的讨论，1979年，胡耀邦同志亲自发动搞生产目的讨论，具体是为了什么？那个时候讨论，大家思想解放，农村究竟应该怎么办，要给农民涨价，1979年农产品大涨价，农民收入最高，建国60多年来，那时候农民收入最高。大家都有阻力，说收入这么高怎么办？胡耀邦就出了一个题目，生产目的具体是为了什么，在《人民日报》进行讨论。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满足不断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讨论了三期，被打下去了。一个领导同志给我捎话，说回去告诉胡纪伟(音)别讨论了，有人骂娘了。为什么？因为讨论当中，批评了先生产后生活，触动了大庆，无意中伤害了这个事情。过去是可以的，革命时期，困难时期是可以的，现在不能，老是先生产，后生活，生活顾不上。这位领导同志就说，《人民日报》要干什么？一位好心同志告诉我，说回去告诉胡纪伟，讨论别搞了，果然只讨论了三期，讨论不下去了。

　　1979年-1989年，十年当中的贫富差距不是很大。1989年以后，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后，贫富差距骤然加大，我们可以看曲线图，很清楚的。生产问题、分配问题，民生问题，决不是简单的分配问题，涉及到根本问题，搞生产，发展是为了什么？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全党不妨进行讨论。三十多年前被打下去的讨论现在要重新讨论。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以民为本，讲了很多，什么时候以民为本了？实际上是以官为本。在讨论当中，才能解决大问题。

　　第一，财税体制问题。这些年来财税体制财政不公开、不透明、不统一，老百姓处于云里雾里状态。大家现在提了一些意见，透明了，这个支出了多少，那个支出了多少，为什么支出了这些，效果是什么？大家还是不知道。驻京办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不透明，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必须跑步前进。所以财政体制从透明开始，老百姓就知情权，财政上现在是没有的。

　　第二，要大幅度减税。这些年来，GDP增长10%，财政税收怎样20%，说得过去吗？财政部还说不高，怎么才算高呢？

　　第三，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匹配的问题。1994年，财政改革以后，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卖地。房地产的要害问题就是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解决不了，高房价，高地价是永远解决不了的。现在打压，打买房子的人、炒房子的人，要解决土地的供应问题，财权上收了，事权下放了，地方政府只能卖地。

　　第四，转移支付，一定要公开。一般转移支付还是戴帽的专项的转移支付，一定要公开，要规范。这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

　　第五，中小企业要大幅度减税。

　　第六，国有资本一定要列入财政预算，我们现在几十万亿国有资产，不列入财政预算，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统一不起来。这么大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多得不得了，什么时候列入预算？大家盯着国有企业是应该的，另外一方面，事业单位，行政单位的国有资产有多少？前几年统计是八万亿人民币，远远不止，现在市级单位的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成了企业的小金库，不得了。这是财税体制问题。第二，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只能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民营企业才能解决富民的问题，现在有人看得很清楚，哪里民营企业多，哪里贫富差距就小，浙江是最明显的。国进民退现在还不让讲，还下令，齐心协力。第三，土地制度，农村的土地被征用以后，差价一定要还给农民。我们从农民身上剥夺了很多，这些年来，剪刀差不用说，尽管农业税取消了，但是农业生产资料这方面减免了，那方面又增加了。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不得了。更主要的是土地，从农民手里低价买来，再高价卖出去，农民做了多少贡献？第四，国有企业应该给国家交租子，交红利，交税收，国有企业占用国家资源，应该交地租。国有资产赚的钱不交，94年定这个政策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刚刚改革，困难很多，那时候都是亏损的，所以说赚钱了以后不用交利润，只交税。现在大赚其钱了，还是沿用那个政策，所以肥得不得了。国有企业不交红利，不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就是内部人控制，就是官僚资本，不是全民资产。

　　所以这几条，在生产目的讨论过程中，要解决这几个大问题才可以，否则的话，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只能是纸上谈兵。这些年我们该说的都说了，但是做不了，为什么？不愿意从自己身上开刀。刚才说切哪一块，肯定是切政府的。政府到各地去，盖得最漂亮的是政府大楼，公费旅游、出国、招待，还有公费汽车，政府奢侈得很。92年的时候大家都下海，干企业，现在纷纷跑回来考公务员，这是社会的动向，这个事情不解决，空谈是没有用的，所以要讨论生产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的话题。（保育钧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