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报道重色轻腐 专家呼吁细节描写须充分节制

不言贪　只言色　张浩/漫画

　　编者按 10月19日，本刊以《创造条件监督政府:网络先行一步》为题，对新闻舆论监督尤其是网络曝光在反腐败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探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一些反腐案件的新闻报道，存在着一种过多渲染贪官情色、过细描写贪官作案手段等低俗化倾向，将严肃的反腐新闻娱乐化，甚至因此出现一些失实、虚假的报道，这是值得警惕的。我们并不否认一些网络以及传统媒体关于官员特别是贪官的花边新闻，在提供反腐线索、推动反腐查案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将公众的视线引向非主流、非本质的方向，背离了新闻宣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三贴近”原则，损害了反腐报道的严肃性。任何时候都应切记“反腐宣传无禁区，案例报道有选择，新闻手法有讲究”。

　　说到男贪官，就想着去捕捉其包养情妇的点点滴滴;说到女贪官，则深挖其“以色谋权”的方方面面;炒作官员隐私，披露贪官的个人习性如迷信风水、求神拜佛等成了习惯;描写一些低级趣味的情节，甚至胡编乱造……近年来，少数媒体为吸引受众眼球，把官员生活丑闻当成“香饽饽”大肆炒作，损害了反腐倡廉新闻报道的严肃性，也影响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重色轻“腐”标题党　“网络围观”性丑闻

　　10月20日，某网站出现了一个题为《广州某处长和情妇翻脸，性丑闻遭情妇曝光，文章露骨不堪》的帖子。近2万字的“情妇日记”记录了某处长与“情妇”间的情感纠葛和性丑闻。

　　2万字的“情妇日记”，真假目前尚难以考证。不过记者发现，“情妇日记”、“处长情妇”等词已成了一些网站的默认搜索词，点击相关新闻，既有参考资料链接，还有扩展阅读，某些网站更是提供了“情妇日记”全文下载网址。大家正在以“网络围观”的方式欣赏一种不必关心真假的“官员性丑闻”。

　　从近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确实有一些贪官存在“情妇现象”，如陈绍基、文强等。根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据了解，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查办的不少腐败案件，的确是从贪官情妇那里突破的，如陈良宇、刘志华、段义和案等。所以一时之间，互联网上展现贪官情色生活的文章和新词层出不穷。

　　9月2日，广西“局长日记门”事件的主角韩峰因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今年初，被网友曝光的局长“香艳日记”对提供这起腐败案件的线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记者也注意到，一时之间，《网曝烟草局长性爱日记，拥有多名情人特点各异》等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原局长韩峰的文章多不胜数。多数文章以色情为噱头和卖点，为了吸引受众眼球，无不在标题上下足功夫。

　　网络上甚至有人对贪官的放荡生活搞了个排行榜，有的网站还贴出《看看贪官的情妇长啥样》、《贪官们的情妇玉照大起底》之类的文章。《傍上两个“副省”，为何保不住她(尚军)的亨通仕途》、《宣城原市委副书记(杨枫)用MBA管理情妇》等不雅甚至不实报道也随之出笼。

　　安徽省卫生厅原副厅长尚军“以色换权”的报道被证实为假。2008年5月26日，合肥市蜀山区法院以侵犯名誉权判令相关媒体书面向尚军赔礼道歉，同时赔偿尚军精神损失6万元。至于安徽宣城原市委副书记杨枫获得北京行政学院MBA(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后，运用工商管理学理论制订管理情妇的方案，据核实，杨枫根本没有在北京行政学院进修过什么MBA。

　　这些内容、这些标题引发的网络围观，发人深思。

　　还有一些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对贪官的个人习性津津乐道，如迷信风水、求神拜佛，刻意强调贪官堕落过程中，其家庭成员(如配偶、子女)对官员腐败的影响、催化等。还有一些报道则绘声绘色地描述贪官如“狗”一样被老板呼来喝去，一副臭皮囊的模样。

　　“这些问题不是不能报道，但是要选好角度。如贪官的迷信，这是一种丧失理想信念的结果，对这种官员或官员的这种意识，没有及时警惕，更没有妥善采取措施，教训深刻。再如，贪官一旦走上腐败道路，常常就丧失人格尊严，被行贿者看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但媒体在报道中应该突出的是，这不是腐败分子的可怜，而是选择腐败的必然结果。”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方工指出，这样的报道偏离了正确的舆论导向。

　　桃色新闻是非多　失实报道惹官司

　　“本来是严肃的反腐报道，某些媒体记者却脱离案件事实本身，故意采用耸人听闻的‘色情新闻’写法，把丑闻放大，其新闻导向值得深思。”哈佛大学交流访问学者、天津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闫东玲副教授说，“这与市井艳闻、花边新闻还有什么区别?”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副总经理蒋艳萍因犯受贿、贪污等罪，于2001年7月24日被长沙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2001年3月的4天庭审中，来自中央、省、市51家新闻媒体的100多名记者到现场采访。记者们各寻视角，深层展示着此案可供挖掘的“新闻价值”。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紧紧抓住蒋艳萍的“作风问题”，将一场严肃的审判变成了捕风捉影的道德谴责。金钱、女人、性、官位等“惹眼”因素一个都不放过。如某报一篇题为《美色铺就升迁路:湖南今日审判厅级女巨贪》的文章说，蒋艳萍是靠财色双送，得以步步高升的。“仅有初中文化的蒋艳萍原是一名工人。1982年调到长沙，在省建六公司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碧波商场当一名仓库保管员，不久，便与主管单位的一位副主任勾搭成奸。就在他的关照之下，两年后，25岁的蒋艳萍被破格任命为商场经理。蒋艳萍是个大胆的女人，碧波商场也因她的‘开放’和魄力一度红火。1996年下半年她又被提升为六公司党委书记。蒋艳萍官场发迹靠的是两招:一招是送钱送礼;一招是出卖肉体，想方设法傍有实权的高官”。

　　事实上，这些所谓性贿赂的内容在检察院的指控中并不存在。

　　对一些媒体来说，不写贪官情色，好像反腐新闻就不好看了。

　　某杂志2007年刊登了一篇署名“章云飞”的文章:《11名情妇联名告倒贪官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该文章突出对庞家钰情妇的渲染和描写，把扳倒庞家钰的功劳归结到“情妇告状团”的头上。文章发表后，一些网络媒体予以转载。

　　庞家钰落马真是其情妇举报的?记者找出了刊发于2007年7月5日《检察日报》的一篇独家报道——《八年来，我一直在举报庞家钰》。该文揭示，庞家钰失职渎职和受贿等问题，是在群众的举报下，经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批示，中央纪委组成专案组查处的。

　　《八年来，我一直在举报庞家钰》的作者韦洪乾告诉记者，为了寻找和说服举报人接受采访，他做了大量工作。对举报人的一些说法，他进行了大量求证性采访。“采访庞家钰的情人难度更大。经过多次反复，其情人接受采访，表示没有举报庞家钰。”韦洪乾说。

　　章云飞文章发表不久，新华网便宣布该新闻为假新闻。因此，有网友戏言，“某某(杂志名称)体”闪了媒体腰，庞家钰岂是情妇告倒?

　　报道低俗有原因　“贴地飞行”警钟鸣

　　反腐案件报道出现低俗化倾向也不是偶然的。

　　“我们应该看到，贪官包‘二奶’、养情妇等桃色新闻，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不是被炒出来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指出，“在信息化时代，政府官员、影视明星等公众人物都是媒体报道和炒作的焦点，官员桃色新闻被炒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他分析认为，炒作这类话题可以吸引公众眼球，扩大发行量、提高收视率和点击率，这里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

　　“腐败分子贪污的一个动力来源于他包‘二奶’，如果不把他的作风问题报道出来，它的教育意义又何在?”李成言提醒说，“对官员作风问题的报道要把握好度，既不能不报，也不能乱报。”

　　“媒体在报道涉及官员腐败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如果过于津津乐道，或者故意强调，或者置腐败官员的其他罪行于不顾，一味地放大，这当然会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这种报道方式不是以反腐败作为主要诉求，而是把它当成八卦新闻看待。”

　　“人们在传某些官员的所谓绯闻的时候，是想在道德上打倒他。”喻国明表示，一个有了犯罪行为的官员，即使法律已经对他进行了处罚，也逃不掉老百姓对他的道德审判。“你是腐败分子，就一定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这个看法甚至已经被普遍复制到当前一些公务人员身上。喻国明说，这刚好可以解释“情妇日记”、“局长日记”何以被疯传。

　　反腐报道出现低俗化倾向还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专家认为，有很多国家公职人员甚至是领导干部，缺乏对腐败现象危害性及其滋生根源的正确认识，存在糊涂和错误观念。如不正之风严重、“潜规则”普遍、说情行为多发、认为贪官重感情人不坏等事实就说明这个问题。

　　闫东玲指出，某些媒体记者新闻职业道德与操守的缺失、社会责任意识的淡化也是导致低俗化报道出笼的一个原因。方工也认为，一些年轻记者，缺少社会阅历，政治思想不成熟，在看待和宣传反腐败斗争上，缺乏严肃深刻的思考。

　　喻国明分析说，现在很多地方官员出问题，或者跟老百姓发生矛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官员是在做“贴地飞行”。所谓“贴地飞行”是指官员不去积极作为，只按最低标准完成所肩负的工作职责。喻国明认为江西宜黄拆迁事件中就有官员“贴地飞行”的影子。官员必须对自己的作为有高要求，率先垂范，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渲染情色害处多　消解反腐严肃性

　　一些媒体细致刻画和描写腐败高官的堕落过程和作案细节，而对高官落马后的警示教训却很少提及，这种娱乐化的报道倾向也不为办案单位所认可。“一个刊物记者要写我们办理的一件贪污后到国外挥霍的案件，结果写出来成了色情小说，我们不同意刊发。”方工说，某些记者故意迎合一些人猎奇、无聊和窥探隐私的情绪，推出格调不高的报道。在他们笔下，贪官怎么贪、检察机关如何反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贪官怎么“色”。

　　闫东玲表示，这种庸俗、低俗、媚俗的报道不仅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还会误导受众，影响受众的价值判断，甚至会对我国目前的反腐败工作形成干扰。方工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低俗化的报道倾向消解了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性和严肃性，转移了社会对腐败现象的批判方向，不利于人们正确认识腐败现象的本质、危害以及滋生根源，不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反腐倡廉的良好风尚。

　　“如果大家都觉得官员腐败无非就是一些男女关系、风水迷信之类的事情，那么长此以往，危害是很严重的。”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对此深表痛心，“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到底会给我们的公共利益造成多大的损失，对我们的道德体系造成多大的危害，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更应该去关注和报道的。”闫东玲则提醒，媒体对典型案例的报道，不仅要如实揭露问题，更重要的是分析腐败现象背后的权力行使、监督制约等机制性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理性建设性意见，要把舆论监督的落脚点放在教育和警示上，而不是一味去煽情揭丑。

　　人人起来反低俗　他律自律都重要

　  某网曾作过一期关于“反低俗”民意调查，有57.6%人主张采用法律规范的方法，支持政府管制和媒体自律的分别为16%和24.3%。

　　大多数受访专家学者认为，对待不同层面的低俗信息，不宜笼统一刀切，应当有不同的治理手段。在反腐倡廉新闻宣传报道中，一方面，政府机构应该担负起一定的组织和监管责任，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应加强自律，肩负起社会责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肤浅的报道上。

　　“如果有些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罔顾事实去编造一些东西，那么政府相关部门就应该采取一些管制措施。有了外部的他律，媒体就会相应地慢慢自律起来。”对一些不实报道和恶意炒作采取屏蔽等强制手段，专家们表示了支持。

　　但专家们同时也指出，强制管理手段也不能做得过头，否则会影响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发挥。李成言就表示:“我注意到，很多主流媒体并不报道贪官的桃色新闻，顶多只有几个字点一下，甚至有的连点都不点。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极端现象:官员出了作风问题就干脆把这个问题全删掉，不提了。”

　　有专家认为，案件报道必须充分尊重有罪错者的人格，保持对人应有的尊重，不能对有罪错者“妖魔化”。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考虑报道的社会效应，不能将罪错行为“英雄化”、“魅力化”。

　　业内人士提醒，对案件细节的描写必须充分节制。在案情式报道中，对于与报道主旨无关的细节一笔带过。这样一来，表面上看报道虽然损失了一些可读性，但总体上较好地把握了导向性，反而能赢得更多的受众，赢得更多的尊重。

　　既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打击职务犯罪成效的积极性，又要提高反腐败斗争及案件新闻报道的质量，新闻从业人员的自律教育也很重要。方工提出:“应该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的作用和优势，通过多种形式，对媒体从业人员加强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增强对反腐败斗争严肃性的认识，自觉保证报道质量。同时应该加强对不良报道的舆论批评，以社会和舆论的力量对新闻报道中的不当行为进行批评、监督，兴利除弊，扬善抑恶。”

　　专家们一致认为，媒体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坚持“化腐朽为神奇”的指导思想，将已然发生的负面案件，通过报道转化成正面的引导，不降低格调，不追求猎奇，不寻求刺激，以实现案件报道“寓教于法，启迪人心，疏导情绪”的效果。

　　相关链接

　　香港如何宣传反腐败

　　“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组织一些通俗易懂、深刻思考、情趣健康的反腐倡廉资料提供给媒体传播。”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认为，要防范反腐倡廉案件报道中出现低俗化倾向，必须充分发挥反腐败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能够采取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新闻宣传形式，从正面引导新闻媒体、教育社会大众。任建明向记者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是如何有效宣传反腐败的。廉政公署专门成立了一支专业化的媒体制作队伍，所有廉政宣传教育内容，都由廉政公署根据实际情况和反贪策略定下主题，由专业人员构思创作，有的还邀请当红明星参演，深受市民喜爱。一些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如《静默的革命》、《廉政追击》、《廉政行动》、《廉政风暴》等，则通过持续热播不仅将廉政公署调查工作的实况呈现在市民面前，更将倡廉信息轻松地传递给普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