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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民国,大学生为何冷漠与恐惧 遭遇偏废的传统 |
| www.sinoca.com 2010-10-29 广东出版集团 |
大学生的冷漠与恐惧是怎样炼成的？
李公明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
近期在媒体与大学生之间发生的事情很值得思考，一是对媒体与权力的反思，二是对大学生的精神状况及其根源的研究。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英国作曲家蒂皮特创作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它的一些主题词使人深思：“世界正处于黑暗的边缘”，“或许选择魔鬼更好？”，这是很残酷的问题；“哦，我的孩子！”，“我究竟对你──我的儿子做过些什么？”，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教育话语与大学生的道具化
从基本的层面来看，整个中国教育体制在价值理念上的扭曲与迷失是导致大学生的政治冷漠和恐惧的重要根源。教育的最高价值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开拓人的胸怀、培养的人独立思考能力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培养当代公共社会的理想公民。为此，教育本身必须是独立的、自由的、超越现实的，教育本身必须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然而，放眼教育的现实，无处不在的是卑恭屈膝的依附、道义理想的沦丧、营营苟苟的利益算计，甚至会不惮于与黑暗一起沉沦。在威权的形塑下，“教育何为？”这样的根本问题长期被扭曲与迷失，受教育者的灵魂与精神气质中出现对人类根本理想价值的冷漠、对威权的恐惧是必然的。
教育体制的具体执行者是学校的领导人与教师，冷漠与恐惧正是从这里开始“言传身教”给大学生的。大学中的行政主宰学术、官本位利益猖獗的现实使许多大学教师、行政人员竞逐于官场，奴婢般的媚上作态是他们在校园里平常的本能反应，对民主政治的冷漠是必然的；一旦风波涌起，在威权下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和恐惧更是十分自然。为了坐稳校园中处级、厅局级的交椅而不惜出卖学生者，并不鲜见。什么是一个大学校长的道德底线？恐怕全国几千个大学校长很多人宁愿回避这个问题。是的，校长不容易当，但是不当这个校长却并不困难；“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但是你自己的灵魂取向却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旧时代的大学校长还多少保有的那种节操和骨头已经荡然无存，很令人唏不已。污浊的利益捆绑使大学官员回避着道德底线的拷问，这对于大学生的冷漠与恐惧的影响应如何评估？
再看我们的教师，说实话，有多少人的价值取向、思想能力以及精神气质与理想中的教育价值理念是相符合的？当教师成为了教育体制现状的可怜的获利者的时候，对政治的冷漠与恐惧也是很自然地发生的；更不用说，多少教授为了挤身于厅局级奴婢的行列而奔走竞逐，很难设想他们与追求真理之间还有什么纽带可以连结在一起。为人师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冷漠、怯懦和恐惧已成为教育中的常态，学生的冷漠与恐惧又有什么奇怪呢？在谈大学生的问题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当教师的人首先承认、震惊和内疚吧，大学教师尤其需要回顾人类思想史上大学的理想主义精神，尤其需要睁开眼睛看看仍存在着苦难的社会现实，由此而反思我们自己身上的惰性、怯懦与势利之心，然后真诚地面对学生吧！
从教育者谈到政治课程教育，这是思考的自然路径。本应该要培养学生对政治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社会的分析批判能力的课程，却是以意识形态的宏观话语对学生进行洗脑，其功利主义的目的无非是使其成为“无思想者的思想”，成为大学生面对威权宣传机器时说话的依据。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对最近议论颇多的媒体与学生之间的报道事件的复杂性，我认为并不排除有些对话的真实性。我甚至可以设想如果同样的情境发生在我周围的学生或青年教师、青年行政人员身上，出现同样的对话绝不是不可能。这是因为，那种对话的话语框架、威权笼罩的色彩其实正是各种名目的公共政治课程的自然延伸，它们不仅没有系统地把真正有价值的、符合人类文明普世准则的政治学、伦理学知识传授给学生，不仅没有鼓励学生结合理论知识思考中国现实问题以培养独立的判断力，反而更是在一种完全虚幻、彻底不真实的话语枷锁的囿限中继续灌输着奴化的思想--其实是连思想都谈不上，只是使学生的大脑经过话语的表层漂染而不自觉地接受一种有关生存的暗示：你们必须如此说话。
道德虚无与价值迷失
值得更深入分析的是，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倒不是冷漠，而是恐惧，有关眼下利益（各种奖学金等等）与未来（就业等等）的恐惧。从根本上说，需要的是冷漠，但是在局部中为了打破沉默而需要顺从的声音，于是以生存作为形成恐惧的暗示力量便充分呈现出来。这时候长期以来的奴化教育自然会显示其功能。严重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顺从地复述别人的话，而且更在于自己的内心知道这是别人所需要的，而不会想到：你可以不说话，你甚至可以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高调，应该知道有些话说出来是应该脸红的，更应该知道有些话说出来会成为自己内心的精神污点。
当然，大学生本身存在的问题可能会更复杂，政治上的冷漠与恐惧在某种角度上看，与道德状况中的廉耻之心的缺失恐怕很有关联。多年来，我常痛心于很多（并不是个别）大学生心灵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廉耻之心。例子之一∶考试不及格(而且分数远远低于及格线)，公然还敢请求老师把分数改过来，理由是如果不及格就拿不到奖学金；例子之二∶课堂上最常见的现象是，迟到的同学很少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的难为情、因而赶紧找座位坐下，相反是大摇大摆、谈笑风生地进课室。类似的例子恐怕举不胜举。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本来，在人伦社会中长大的人，在其天性中应该具有最起码的廉耻之心；有没有廉耻之心，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分水岭。上述的现象当然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但是正可以折射出廉耻之心的真实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我们的教育的确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的话，那么，最大的失误就是我们有些学生连最基本的礼义廉耻之心都不具有、甚至不愿意具有。在政治上的廉耻之心的缺失，使内在的精神污点的问题不构成道德的压迫性力量，不会使大学生产生对自己的厌恶和鄙视。
再看各种校园文化活动，什么艺术节、文学周、知识竞赛、歌手大赛等等，经费不少，气氛
热闹，然而有思想水准、有良知与自由情怀的作品少之又少。校园文学充斥着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之作，远离社会与人民。而这些活动往往又是极端功利的，参加者、积极者可能会在各种评奖活动中获得相应的分数，正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很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到处弥漫的一种普遍的功利主义心态与行为：把公益行为、政治选择、价值认同等自我选择的真实性彻底抛弃，一切都是从赤裸裸的实用功利目标出发，明明没有任何真实的信念可言，而又不惮于信誓旦旦地表演。我经常注意到，当各种节庆来临时，校园里学生的墙报会令人感到时光倒流、不知今夕何夕。再也很难看到一本出自学生之手的有思想份量的独力自办的刊物，再也很难听到在长夜中关于政治与哲学、祖国与人民的激烈辩论--而所有这些本来是校园作为思想的摇篮必须具备的，也是我们曾经多么熟悉的生活啊。
我们甚至可以从今天的大学生对季节和时间的感受来观察他们。比如说，中国的五月是鲜花开放在原野上的日子，五月的鲜花开放在历史记忆的深处，每隔十年，是一轮新的花期，是以历史撞击现实的汛期。五月中的大学生不应该不想到“五四”这个日子。然而，在主流层面的校园应景活动之外，有多少人还会有发自内心的遥想、追问以及独立和自由的思辩呢？诗人说，还有更残酷的日子，还有更残酷的纪念，但是更残酷的是日子被夺走、被遗忘……。1989年5月10日出版的第五期《读书》有一组文章谈五四传统、留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宿命、反思学生运动与面对现实等问题，该期的“编后絮语”以虚构的小说家言发出了如此激愤的声音∶ “唉！希望还在年轻人！你们才有真正可能成为'五四'之子。只希望中国的环境不要逼得你们也走上我们走过的老路才好！”
唤醒青春：需要那么一点浪漫主义
问题还有很多、也很复杂，关键是如何改变这种令大学生蒙羞的现实。
还是让我们从对于“青春”的理解开始吧，这是冲破冷漠与恐惧的冰层的第一步。在华兹华斯、赫尔岑或黑塞看来，青春可以看作是一场为了超验性的理想而献身的热病，青春是一切科层制度的对立面--在那种制度中只能容纳阿谀奉承、出卖良知、麻木不仁。可惜的是，在现实中还有太多的青春生命无端地消耗在那片泥潭里。我们可以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文学中重新汲取关于青春与英雄主义的激情。“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然后，“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北岛）还有食指（郭路生）的《鱼群三部曲》，它描写了冰层下“为了不失去自由的呼吸”的鱼儿勇敢地撞破“冷漠的冰层”，冲破了渔夫的罗网。虽然鱼儿最后死在冰上，但它的呼喊在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动容：“'太阳，我是你的儿子，/快快抽出你的利剑啊，/我愿和冰块一同消亡!'”。
然后，不管学习什么专业，大学生应该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份不应被遗忘的精神遗产：1960年代的世界大学生运动，那是从历史深处发出的对冷漠与恐惧的无情嘲笑，也是培养人的精神气质的最好营养剂。当然，在今天仍要在情感上表示对1960年代的敬意可能会冒着风险：廉价的怀旧或幼稚的左倾等等。然而，不管如何警惕和踌躇，必须承认我无论如何难以割舍六十年代的青年激进主义情怀和对它的敬意；必须承认我无论如何不想隐瞒对萨科齐当选总统后说的那句话的反感--他说为了解决国家道德危机，必须“一劳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即便只是为了青春生命的真诚、对异化的敏感与反抗、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理想以及对自由的渴望，我们都有对全球性的1960年代表示敬意的理由。“不为面包、为蔷薇”，那种不无乌托邦色彩的激情、理想主义和想像力，是对冷漠与恐惧之网的锋利穿刺，是一切被编码、被利益化、被驯化的对立面，也是青春的起搏器。
最后，我想起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有一个隐藏在丘林之中的小镇，林宾(Nimbin)。这里似乎汇集了世界各地的造反青年，从艺术家、哲学家、街头涂鸦者到自称的吉普赛女郎，他们以热情和宽容构筑起一个自由、开放和尊重差异的社会。我去过这里，与他们交谈过、共舞过。我想，如果我们的学生知道世界之广阔、人生中真实的自由之重要，造成冷漠与恐惧的那种罗网其实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啊！
大学生：说出我们心底的怕
徐伟
很早就有人预言，80/90后这一代是“垮掉的一代”，他们穿奇装异服，听靡靡之音，玩世不恭、不守规矩，难以承接上一代人手中的“棒子”。也许，这代人对宏大叙事的国家命题的确淡漠了许多，他们更关心个人的前途命运，要考研、要留学、要就业，沉重的竞争压力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河北大学事件更是让大学生背负了懦弱、自私、残忍的罪名，有目击者私下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河大学生也逐渐通过网络爆出声音被学校钳制的内幕，要为自己正名。
也许有人会说，河北大学事件只是一个偶然的样本。跳出事件中心，其他大学学生的声音似乎也集中反馈了一个问题：他们纷纷承认某种对公共事务的淡漠的确普遍存在。当然，此次群访并不奢望这些学生的观点能够代表上千万的在校大学生，但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时代周报：你身边的同学对时事政治的关心程度如何？你们是否感觉到无形的压力，导致自己与独立表达还有一定的距离？你如何看待河北大学撞人事件中目击者集体沉默的表现？
彼得扬（北京大学）
在北大，有些特别有学识的学生，他们对政治和时事非常关心，但丝毫不关心的人也有，而更多的是处在两者之间。总体而言，男生比女生更关心时事，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女生不常发言，更多只是倾听。
平时在发言时，也会有一些忌讳，会不自觉地先自我审查一遍再把话说出来，因为有一些话是不能说的，至少不能在公众场合说。不过，对我们学生而言，更多是纯粹理性地讨论，而不是什么政治行动，所以相对会自由一点。但很多人谈论的时候也会心有不安，越是在人多、公开的场合就越有顾忌，怕惹事上身。因为北大在宣传民主自由中的重要意义，所以更容易让人盯着，有些老师上课都会很注意。
河大事件中，我觉得目击者的选择源于一种认知，即个人是斗不过组织的，这种认知也许已经内化为一种潜意识，引导学生自觉地做出这种所谓“理性”的选择。只有当某个问题激起公愤，形成了强大的舆论优势后，同意的人才敢加入其中。这其实是一场博弈，现在只是看有没有一些东西能够改变博弈的支付集合，从而改变大家的博弈选择，比如完善匿名举报和作证，杜绝追究和报复。
目前总体来说，言论自由比以前开放了一些，只要不是太激进的言论一般都不会有严重的后果，即使发表激进的言论也不会被杀头了，但是即使是不用付出生命的伤害，也可能是很大的伤害，也会令普通人为之胆怯。因此河北大学的学生的选择也是能够理解的，那些从道德上批评他们的人，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要是目击者，估计会联系比较可靠的新闻人，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匿名作证。
陈泳斌（中国人民大学）
在高校中，学生对时政总体上关心程度不高，但也会形成一些关心时政的小圈子。大学生不关心时事，是因为觉得时事无关乎己，于是一心找我工作，玩我游戏，学我功课，对时事充耳不闻。由于目前是和平年代，物质生活比较富足，培养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和家国情怀自然也缺少土壤。大学生没有政治意识，也因为学生不能形成独立的社团组织，产生压力集团，而这正是因为学校的高度行政化，有严格的政治把关，这是根源于制度层面的问题。
假设我是河北大学撞人事件的目击者，从理性角度分析，我是不会站出来作证的。所谓的“理性分析”，是指如果出来作证，会不会受到某些惩罚或者伤害，会不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测的后果。而我的分析是，此时缺乏这样一个组织（学生组织或社会组织），来成为个人的后盾，提供博弈的资本，所以是螳臂当车。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场景，我也拿不准我会做出什么选择，毕竟人做出任何选择都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
社会学里边把组织看得很重要，那是因为组织就是连结个人与社会的枢纽，组织能够提高效率，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我们很难跟更大的权力集团进行博弈，而有了组织后，不管你站出来会面对怎样的危险，你都会有“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人在战斗”的感觉，风险相对可控。
马雁飞（中山大学）
我身边的同学关注时事新闻主要是通过人人网，大部分人都是抱着一种娱乐的心态，看到了顺便分享的，没有专门去搜索新闻的习惯，大家也基本上不会聊这些话题。比较关注的还是日常的事务，比如人际关系、电脑游戏之类。但也有个别非常关心时政、经常谈论这些问题的人，不过我通常不怎么认同他们的观点，所以不太喜欢与他们交流，因为交流反而容易产生矛盾，没必要为了时政影响日常关系。
我们也有这样的Q群，偶尔会有人发一些重大新闻，但是没有人专门组织讨论过。对于时事，关注一下就行了，没必要讨论，因为毕竟我们没能力去改变，能改变的时候自然就会讨论了。我奉行“低调做人、踏实做事”的原则，基本上不会在公共场合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因为发表出来也没什么用。
现在大学里面言论还是比较开放的，没有太强的制约力量，网上倒是经常会被屏蔽和删帖。河北大学撞人事件的目击者之所以不敢公开出来作证，是因为学校封锁消息，加上肇事者的爸爸是公安局副局长，大家就更害怕了，不过私下里肯定会有很多人愿意作证。
聂亮超（中山大学）
如果说大学生对时事政治漠不关心，他们只关心吃喝玩乐，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现在的大学生非常关心政治，但是他们的关心多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没受过良好的公民教育，思想非常狭隘，价值观被毒害了。
大学校园是非常行政化的场所，许多官场恶习在高校同样存在，学生集体沉默是由公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为了避免给自己添麻烦或向上级献媚而对学生进行思想控制造成的，他们威逼利诱、制造恐怖气氛，让学生噤若寒蝉。
另外，这种沉默跟传统的家庭教育有关，现在的家庭教育灌输的是一种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许多家庭本来就不富裕，父母把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们当然不希望子女因为出于一时的正义感而得罪了权贵，毁了前途。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精髓被现代化浪潮冲击，制度性的弊害又使得学生普遍缺乏宗教教育，同时他们又置身于一个缺乏公共道德的社会，当他们发现维护正义的成本反而比沉默的成本高得多，他们就开始摒弃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感而选择功利性的逃避和沉默。
而且，在象牙塔内，学生只是原子化的个体，普遍缺乏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而学校对社团组织控制得非常严格，社团必须挂靠团委机构才能建立。社团领袖由上级任命，不仅缺乏民主选举和决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按照自己意愿组织活动的自由。
河北大学的事情有两点非常可悲：第一，李刚仅仅是一个二三线城市科长级别的人物，他的儿子就能如此嚣张跋扈，如果没有网络，没有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件事可能很快就被摆平了；第二，很值得反思的一点是沉默的背后折射出我们的国民对法律越来越失望，越来越失去信心，如果国民普遍都不相信法律能捍卫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他们就可能会倾向于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我们国家的法治又怎么能进步呢？
小如（华南农业大学）
据我观察，现在的大学生对时事都比较淡漠，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大一、大二忙于参加各种社团，大三、大四又忙于考研、考证、找工作，都没有心思关心时事。另一方面，现在很多的老师都是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读上来的，没有脱离过学校，他们自身的社会实践经验不足，对社会并不真正了解，因此，也无从引导学生关心社会问题，上课的时候多是传授理论，不能与社会现实挂钩。而且，就算有的老师知道社会的真实情况如何，他们也不敢“乱说话”，跟学生分享。
有一些大学生很有激情，但是大家被切割成单独的个体，不能形成力量。真正对时事特别关心的人很少，他们很难找到共鸣，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都有很高的政治热情。
现在每个班有团支部，每个专业有党支部，行政环环相扣，如果说错了话，团委、党委、辅导员都会找你讲话，给你设关卡，评优、助学金、奖学金、入党、毕业证等都抓在学校手里。学生对学校的依附性很强，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来看，学生是不敢站出来说话的。
河大的事，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学生会担心自己得不到声援，大家不会响应你，还有可能因此遭到报复，要以一己之力挑战学校的权威和一个有势力的官员，需要很大的勇气，因此我们不能责怪学生。
野草（暨南大学）
据我的观察，身边的男生对时事还比较关心，但女生多数都是电视剧迷，对新闻不感兴趣，连起码的门户网站都不点击。看新闻的只有极个别，其余的人都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是口头上一味地讲爱国，要求民主。
河北大学的许多目击者之所以沉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校有禁令，学生担心受到处罚，对他们以后的生活造成影响，但我认为更主要的还是大家的道德意识不强。反正一个人瞎喊也没作用，也就不想做出那种姿态了。大家都是原子化的个人，没有群体意识，思想不能完全得到表达，因为说真话的成本很高，大家对权威的有强烈的畏惧心理。如果一句话就可能毁了自己，当然就没人敢说了。
其实责任感大家都有，但是缺乏勇气，怕得罪人，大家都想平安过日子，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都需要为自己以后打算。但如果是匿名的话，可能会有人站出来，因为这样说真话的风险会降低。
学生在学校接触到的都是被规约的价值观，有一定的盲目性，要进入社会才能历练成长，我们不能过分指责学生。社会上每天发生的事太多了，大家也管不过来，管也没用，管与不管日子都照样过，那还不如轻松点。
根据受访者意愿，部分采访对象系化名
追忆民国，今天我们的教育缺了什么？
傅国涌
被扭曲的先锋
时代周报：信息爆炸的时代，有关大学生的新闻也是铺天盖地，但最近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关注：一是一些位于中西部的二线城市出现了大学生高昂的反日抗议浪潮，二是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中，作为目击者的大学生们在警方介入后趋于沉默不语。同样是面对眼中的不公，在捍卫国家利益和捍卫身边同学权益之间，学生们的态度判然有别，您怎么看？
傅国涌：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捍卫国家利益和捍卫生命尊严态度上的不同，因为发生在河北大学校园的车祸已经导致了人的生命的消失，这不仅仅是关乎人的权益问题，而是至高无上、不可复制的生命，关乎对于生命的态度。我的看法可以分作三个层次。首先，这次大学生针对钓鱼岛主权问题爆发的示威游行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大二三线城市，而不是北上广这样一些大城市，这一点显然很耐人寻味，值得深思，在本质上，北上广的高校学生与这些城市的学生与并没有什么区别。
时代周报：具体哪三个层次呢？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大学生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在选择高调的反日游行和说出车祸真相之间，出于直觉、经验的考虑，大学生们觉得前者更为安全，而后者更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具体的麻烦。
在身边同学的生命遭到剥夺时，他们依然保持沉默，这说明他们确实很精明、也可以说很成熟、很世故，他们对于自身安全的判断是如此的精准。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是责备他们，因为这种判断的背后是基于他们对社会真实的了解和感知。不过，这种安全感的丧失随之带来的后果也很惨重，比如许多大学生因此丧失了本该拥有的最基本的良知、激情和正义感。
第二点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大学生们在价值取向上的问题。这些大学生善于将自己隐藏在“国家”、“民族”这样一些宏大叙事中，以避免个人安全的丧失。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与他们的价值取向有关。在国家、民族与个体的生命之间，他们对于前者有着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肯定，但对于身边同学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乃至生命本身被剥夺时，他们并没有应有的表现。对于国家与个体之间价值的取舍，目前很多大学生确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三则是人性层面的问题。从安全考虑到价值取向，再深入到人性层面，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不光是大学生，整个社会都出现了人性层面的萎缩、扭曲。在社会的道德伦理层面，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用一个并非高雅的词来形容，今天中国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阉割的状态。整个民族在精神层面都遭到了集体的阉割，大学生本身应该作为一种先锋力量，“春江水暖鸭先知”年轻人，又在大学校园里过集体生活，他们应该是最敏感的，最敏锐的，但在这个时代他们也和整个民族一同被扭曲了。这一点也是最可怕的。当然，这一切都不能怪学生，还是要追究这个时代的责任。尽管学生还不能因此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
时代周报：当前，作为一种先锋力量的大学生在精神层面遭到了扭曲，我很赞同您的这一判断。这也导致了目前社会对于大学及大学生期待的下降，大学不再是昔日的天之骄子，而是逐渐沦为“蚁族”、“底层青年”。
傅国涌：大学扩招十余年以来，大学已经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呈现了一种推土机般推进的“普及教育”趋势。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比较少见，考上大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大学生被看做未来的希望。民国时的大学生也很少，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整个北京只有北大一所综合性大学，其他都是专科院校。我印象中整个北大加起来也就两三千人，哪像今天的大学，动辄数万人规模。八十年代和民国的大学生是被看作社会栋梁、民族精英的，社会对于他们的期望会很高，他们也认为自己承担着“天下兴亡”的责任。今天上大学的门槛降低后，大学教育成为普及教育，虽然未来社会的精英大部分还是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当中产生，但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已日渐丧失了过去那种地位，社会也不再寄予多高的期待，大学教育的性质本身已发生了变化。
遭偏废的传统
时代周报：您作为民国史方面的学者，民国时期当然很少有校园车祸，但如果遇到类似的学生受到不公待遇的情况，当时的学生的反应会如何？
傅国涌：在我的印象中，我并没有看到过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发生过类似的因车祸撞死人的记载，更没有看到撞死人以后还大喊“我爸是李刚”这样的事件。我很难想象当时的校园会有这样的恶性案件，我举一个例子，抗战时期重庆的南开中学云集了大量军政要员的子弟，包括王世杰、朱家骅的儿子，还有不少将军的孩子，但是很多同学根本就不知道谁是哪个高官的儿子，知道了也没有什么仰视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穿一样的校服，都过一样的生活，在老师和校长的心目中，每一个同学都是一样的，都会一视同仁。今天的这种特权现象，在那个时代的校园里是非常少见的。
在这种氛围下，假如民国大学校园里发生类似这样的恶性的伤害学生权益甚至生命的事件，首先第一个反应肯定会在本校的学生群体中引发抗议浪潮，随后很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导火索往往不一定是政治性事件，也有很多非政治性的事件。这其中学生会通常还要发布宣言，组织后援会，向政府和全社会发出呼吁，最后掀起波及全社会的抗议浪潮。比如抗战结束以后的浙大，学生会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因为被当时的浙江保安司令部被捕，接着宣称他在狱中自杀，从而引起全体浙大学生的抗议。浙大的抗议浪潮随即引发了全国性的游行，即著名的“于子三运动”。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学生上街游行并不是因为出于政治考虑，而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现在回顾民国时代，我们发现学生的活跃和激情一直贯穿始终，尽管有值得反思的一面，也有一些运动拥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比如“沈崇案”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如果当年在校园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一定会引发非常强烈、持久的抗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时代周报：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在大学中，为了捍卫国家利益而爆发游行的传统依然存在，但捍卫个体权利、关注生命尊严的价值却日渐退却。对此，您觉得其中原因是什么？
傅国涌：总体上说当然是时代有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大的时代背景则可以归结于制度层面的转变。当年大学生们的激情和声音在今天的制度下已经无法得到延续了，八十年代还有一些，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其次一点则是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作用，很多现行制度的理念已经被内化了到今天人的人心深处。逐渐的，人的潜意识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良知、道德层面的变化，比如现在的人在做一件事情时更多的是考虑一种风险和收益，但在民国时期，很多大学生不会像今天的人这么精于计算，对得失会考虑得那么清楚
时代周报：这种精于计算的心态是因为我们所在国家的整个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还是因为整个世界的潮流也是使人开始趋于计算？
傅国涌：首先是制度的变化，然后是整个时代的变化，比如商业化、娱乐化的因素。商业化和娱乐化时代的到来，我们作为人的基本良知，包括人性中善的一面都很容易被掏空。因为商业首先讲究的是利，而不是义，它讲究实用价值，而不是讲究道德，这也是造成我们这个时代人心冷漠的深层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层面的变化带来的。
启蒙时代的人文教育
时代周报：民国时的大学虽然在水准上参差不齐，但还是有不少学校达到了“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程度，比如五四时期的北大，后来的清华，以及一大批教会学校都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这些高校在培养学生时，不仅仅注重专业技能，还对人文、公民教育极为重视，您能谈谈当时的人文和公民教育吗？
傅国涌：需要说明一下，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主要重视人文教育，公民教育不是重点。因为于公民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就已经完成，一个人得以进入大学，就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公民教育。中国的公民教育始于民国初年，1917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不久，中国就有了历史上的第一种公民教科书《公民须知》，是小学生的课本。1922 年，这是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建设趋于完备的开端。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套涵盖各个学科的“新学制教科书”，其中就有公民教科书。从那时到1949年，公民教育开始贯穿中小学阶段。我记得李慎之先生曾经做过学公民课的教师，他晚年回忆当年的情形，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这样一个公民教员。
时代周报：所以，人文教育主要集中在大学阶段？
傅国涌：对，大学时期比较重视的是人文教育。在当时主要的大学中，尤其是综合性大学都非常重视人文教育，比如北大、清华、浙大这些名校。比如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出身的竺可桢，本身并不属于人文学科，但他拥有非常高的人文素养，他对当时浙大学生的人文教育非常重视。他当时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叫做“不能只谋食而不谋道”，意指大学教育不能只注重物质层面，而应该多进行“人”的教育。他认为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精英，每一个人毕业之后都会成为所在领域的领袖，这种领袖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官员，而是一个行业的标杆。所以，他强调大学时期的跨学科教育、通识教育，一方面认为理工科学生应该拥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又认为文科学生应该了解基本的科学常识，这种教育方针背后就是一种人文教育的理念。
时代周报：这种人文教育是当时大学的主流吗？
傅国涌：对人文教育的重视在当时的高校是很普遍的，不光是浙大，还有清华、北大也是，甚至很多今天并非有名的大学在人文教育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当时江西的中正大学校长胡先是植物学家，但他在中正大学也很重视人文教育，他本人对文学也很喜欢。
时代周报：今天的大学也一直在鼓吹人文教育，这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呢？
傅国涌：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并非来源于某个专门的专业，某种工具性的技术，而是从人文教育中发展出来的。人文教育的中心在于对人的重视，学校的一切都在于培养精神上健全的人，包括校长在内的一切行政人员都要服务于广大师生，都要为人的培养而尽心尽力。今天的大学，官本位、行政本位盛行，行政官员凌驾于教授之上，这和人文教育和学本位的理念都是截然相悖的，也是今天的大学沦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时代周报：您刚才提到大学里行政与教学、官员与师生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其实民国以降，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已正处于正常关系的反面，国家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个体一直被置于劣势地位。李泽厚先生曾用“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说法概括五四时期的文化态势，是否可以说今天中国大学生的沉默便是这样一种文化作用的结果？
傅国涌： “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是八十年代流行的一种说法，我是读着李泽厚的书长大的，他的东西我也非常熟悉。不过，随着我对那段历史了解和深入，我发现这种说法基本是一个“伪命题”，这种说法在真实的历史面前其实是经不起考验的。即使是在抗战这样的血与火中，包括西南联大、浙大、复旦在内的一大批高校仍然保存了学术自由、以人为核心的基本价值。所以，今天的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可以把教育部下达的行政命令挡回去。
“救亡压倒启蒙”有一个基本前提在于认为中国近代始终面临着外敌侵的情况，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要服从这个前提。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先解决自身的民族独立问题。这是对历史基本事实的一个误读，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为何这么说是误读呢？
傅国涌：李泽厚的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五四”做出的，“五四”的中心使命是启蒙。这一点在学界今天大致上没有什么争议，代表人物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精神领袖，毛泽东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胡适认为他是“五四”大刀阔斧、披荆斩棘的旗手，鲁迅认为自己是“奉将令写作”，这里的“将令”就来自陈独秀。陈独秀作为五四的领袖和象征是没有问题的。但恰恰就是这位领袖，由于他本人思想的转变，亲自抛弃了启蒙的道路，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启蒙者亲手掐断了启蒙”。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良英先生多年前就有这个看法，可惜没有受到知识界的重视。“五四”之后的中国并未遭遇重大的民族危机，“九・一八”事变是是1931年，日本全面入侵是1937年，但陈独秀他们一些人由启蒙转向革命可以追溯至1920年甚至更早的 1919年下半年，所以，并不是什么“救亡压倒启蒙”。
当然，陈独秀等人于1915 年前后甚至更早从晚清梁启超等人开启的启蒙道路，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而马上终止，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在捍卫启蒙这条道路，尽管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侧重面。从1919年到1949年，中国的启蒙道路一直在延续，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可以理解民国时期那么多的学校为何能保持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近的状态，才可以理解当年的校长和教授为何会如此注重人文教育，才可以理解当年的大学生为何具有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激情、正义与良知。
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
时代周报：高校的独立、自由、包容、开放，和当时涌现的很多大师级的大学校长也无不关系吧？
傅国涌：当年蔡元培、竺可桢、蒋梦麟、梅贻琦这些大学校长，他们并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但是一旦自己的学生遭遇不测，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去营救。那个年代的校长各自的政治立场各异，但在面对学生有事时，基本上都是站在道义的立场上，爱护学生、保护学生是当时大学校长和教授的天职。那个时代的人有温情，有良心，有正义感，也有激情，无论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底线。这些底线说白了，就是贯穿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头上共有的“道德律令”，用我们熟悉的说法就是 “天地良心”。这些“天地良心”就是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他们守护的也正是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当学生受到伤害或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因为他们头顶的“天地良心”高于一切，高于行政、高于权力、高于计算。
时代周报：您谈了这么多关于民国时期大学的价值、理念，回到今天的真实境况，您觉得今天的大学生如何才能恢复往日的激情、正义、理想和良知呢？大学的出路在哪里呢？
傅国涌：我记得，余英时先生获得了相当于人文诺贝尔奖的那个荣誉时，说不过一举话：“我是有核心价值的人。”今天和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区别是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个核心价值。在一个核心价值缺失的社会，它能围绕着什么运转呢？显然，它只能围绕着钱与权，所以才会导致今天社会出现很多不堪的、败坏的行为。核心价值的消失给了今天的社会出了最大的难题，只有重建这样的核心价值，我们民族的精神才能重新硬朗起来，才能在人性层面复苏过来。在我看来，对于基本道义的恢复远比政治层面观点的融合或者财富层面贫富差距的缩小更为紧迫。以这次河北大学校园撞车事件为例，表面看是一起普通的车祸，再深一层是官民关系的问题，再深一层则是体制的弊病，可是，我们追根究底还是人性的问题。作为根基的人性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我们哪怕把这个个案解决得很好，那也仅仅是治标而已。从长远来看，还是要从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入手，最终让我们在人性上得到恢复，这才是最终的道路。
王秀宁：拯救被围困的道义
近日，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一案引起了社会舆论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整个事件中，除了李刚父子的身份、行为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外，河北大学的态度也颇受瞩目。尽管该校的新闻发言人以坚决的态度否定了曾经下达"封口令"的说法，但最近网络上不断流传出来的消息却让我们似乎除了赞叹这位新闻发言人的演技上佳之外，很难去相信校方接下来的声明和回应。
实际上，在大量记者采访学生遭拒的情况下，无论校方是否真的下过"封口令"都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很多学生正是出于恐惧的原因而拒绝采访，而这一点和学生在与学校的权力关系上处于劣势密切相关。今天，包括河北大学在内的几乎所有高校都存在这样一种学生-学校的关系，即学生的当下完全被学校掌控，学生的未来深受校方影响。
关于当前学生-学校的权力关系，引入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常用的"全景式监狱"的例子来解释或许更容易让人明白（这并不表示学校等同于监狱，仅仅是为了解释的方便）。全景式监狱是18世纪英国法学家边沁的发明物，这种监狱的设计可以将所有的犯人置于一个个排列有序的房间，看守人则处于一个足以俯瞰所有犯人行为举止的位置。通过这种设计，看守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犯人们的动向，从而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
回到河北大学的情境，由于全体学生被固定在学校设定的位置，校方通过辅导员、学生党员或干部对身边同学的"负责"行为，可以很好地掌握每一个同学的动向。在这种权力模式下，无论学校是否给出封口令，学生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都必然会倾向于选择沉默。因为，这一套权力关系背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三种配套措施，即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到的"层级监视"、"检查"和"规范化裁决"。
首先，河北大学的学生会受到来自身边辅导员、同学们的监视，他们很难隐藏自己被采访的事实；其次，一旦学生向外透露了相关情况，他还会遭到各种形式的检查，比如辅导员的盘问，甚至校领导的问话；最后，如果自己接受记者采访的事实被确认，他还很可能遭到来自学校的"规范化裁决"，这种惩罚可能是制度性的"处分"、" 取消奖学金"，也可能是非制度性的"辅导员的歧视"或"同学们的挤兑"等等。在这种情形下，学生依靠勇气而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值得称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做过多期待，因为这同时也很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种种麻烦。
不过，就目前而言，事件并没有朝着我们上面分析的方向发展。这几天，已经陆续有河北大学的学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河北大学校方在面对学生接受采访这一点上似乎也显示出了松动的迹象。
事件之所以能正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先前的学生-学校的权力关系模式受到了挑战。原本学生被置于可监控的位置，校方可以通过自身具有的信息收集渠道完成对学生的监控。但诸如网络这样的新媒体的介入，使得原先稳固的权力模式受到了冲击，其原因在于学生通过网络表达信息时可以摆脱校方的监控。凭借一个简单的电脑、手机，学生们就可以尽可能不受监视地发布信息，网络的匿名性导致了传统监控模式的失效。新技术的出现动摇了原先稳固的权力关系，使得校方所掌控的"全景式监狱"变得名不副实。
第二个原因在于网民-学校的权力关系替换了学生-学校的权力关系。鉴于网络有着传统信息传递模式无法比拟的扩散速度，一旦有学生通过网络释放了相关信息，这一信息将会立刻充斥整个网络，引起巨大的关注和反响。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还是网络上，都存在某些共识。这些共识通常会被提升为一种充满道义的行为逻辑，一旦有人违反这种共识，也就意味着对基本道义的背叛，违反的主体也将遭受舆论的诟病和质问。在此次河北大学的校园车祸案中，"信息公开"便是这样一种共识。因为在网络上，主流人群普遍认同这样一个原则，即在重大事件中，任何一个相关单位都有责任和义务向社会公布除了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以外的详细信息。此案中，河北大学校方因为存在阻碍信息公开这一点上存在嫌疑，所以立马就遭到了网民的围观乃至质疑，网民们甚至还对作为河北大学代表的校长王洪瑞进行了人肉搜索，试图寻找他的劣迹。我们并非赞同网民的行径，但这确实在告诉河北大学校方，任何试图掩盖车祸信息的行为都将为之付出代价。这种威慑仿若校方对待学生一样，不容丝毫商榷的余地。
至此，我们发现原本是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博弈被置换成了网民和学校之间的博弈，这种置换根本上挪移了原本的权力关系。和学生-学校的权力关系不同，网民处于" 游移"状态，并不受学校的监视，更不受学校的检查和惩处。所以网民-学校的权力关系瓦解了此前稳固的"全景式监狱"的权力模式，网民具备的"逃逸性"使得校方束手无策。也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河北大学校方为何会开始抛弃原先的博弈策略，逐步地松动对信息的封锁。
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清理出这样一条事件发展的轨迹：在传统的学生-学校权力关系下，"信息公开"以及随后的依法惩处肇事者这样的基本道义遭到了威胁；随后，学生通过运用微博等新媒体技术成功摆脱固有的监控模式，发布的消息迅速传播了整个网络；这使得网络舆论开始围攻河北大学校方，网民-学校的权力关系随之置换了学生-学校的关系，由于网民并不受学校监控，河北大学不得不服膺于网络上的基本共识，抛开了先前的博弈策略。
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和运用改变了事件中原有的权力对应关系，这为事件出现转机提供了机遇，也让我们看到了遭到围困的道义得以被拯救的一线曙光。
何三畏 、石扉客、笑蜀 、张鸣：这些青春的花朵为何不愿意开放
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发生至今，舆论的焦点已经从对"我爸是李刚"句式背后的官二代骄横的愤怒，转移到对李刚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及河北大学校长涉嫌抄袭等实质性问题的追究。在对这些细节不断深挖的同时，事件目击者的集体沉默，也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讨伐，后来渐有声音通过网络匿名的方式浮出水面。匿名的正义显然打了折扣，结合此前指大学生在公共事务中有"道具化"倾向的声音，这一代大学生内心底里的"怕"成为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时代周报：据你的观察，现在的大学生与你们那一代相比，是否更加不敢说话了？大学生集体沉默的社会背景和原因是什么，他们是否面临着比过去更为严密的控制环境？他们对体制的依附性是否在增强？
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青年就是未来，他们必须学会担当，这必须从现在开始训练，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有基本的诚实，在不会付出过多代价的情况下，按自己的良心指引行事，这是最低标准。可是，我们的青年甚至到了害怕承认自己看到的事实的地步，哪怕这是人命关天的基本事实。甚至愿意让度自己的思想的权利，把自己的话语权让媒体去"冠名"。这是基本不诚实，是对自己不负责。
这实在令人伤感。这些青春的花朵不愿意开放。根据他们对气候的感觉，认为一旦开放将很不合时宜，他们宁愿在犹豫中枯萎。但这是不对的，青春是不应该委屈的。即便从利益考量，他们也错了。诚实才是一生的成长股和绩优股！甚至从眼前看，选择基本的诚实也是有利的，马上就会得分，赢得舆论的赞扬，即便在学校受到一点压力，也不会是能以承受，或不值得承受的。而这一切都是为未来的人生奠定更好的基础。可惜，他们听不懂这样的话，那两天我在微博上费了很大的劲鼓励他们，从道德也从利害的角度帮他们分析，但似乎没有人听进去。
与此同时，有朋友认为我对他们过余苛求，甚至是道德要挟。可是，我认为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是真正爱他们。有爱才有要求。如果这点立足于基本人格的要求也放弃，那就是放弃了对他们的希望。我爱青年，不把他们当政治儿童，希望他们人格独立。还有朋友批评我说，媒体将大学生"道具化"，大学生是弱势和懵懂的，为什么我只敲打后者。我说这同样是因为爱和希望。媒体知道它在做什么，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主体，不会为自己负责，它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跟我的批评没有关系。但青年可以选择，青年也必须选择，所以我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讲了三天，发了一百多条微博。
我当然不认为青年的思想萎缩应该由他们负全责。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健康的成长氛围，而不是遮蔽和欺瞒，制造一个低等粗劣的人文环境。土壤被毒化，土壤也板结，杂草丛生，而园丁则良莠不分，选择性地浇灌败类和杂草，真正的花木被遮掩。社会是人生的接力场。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公开谈论民主和自由，相信和寄望未来，愿意为未来而吃苦。二十多年后，这一代人表现不佳，而他们的下一代的成长环境则更加严酷了。
但是，最敏锐的东西还是在青年人身上。青年永远是时代的风向标。我们上面谈的，只是青年表现的一种，或者只有这种现象才被允许表现，所以看上去成了青年的主流。但实际上青春是无法扼压的。只要给他们阳光，他们就会灿烂；给他们风，他们就要扬帆。
石扉客（南都周刊编委）
现在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并不令人乐观，他们介入公共生活、干预公共生活的勇气，他们在公共活动中的参与感和热情度，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正常。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期望太高，甚至高过对我们自己年轻时候的期望，所以会有落差。
在我看来，他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物质和信息匮乏的年代，我们是从那样一个年代过来的，这造成我们的精神残缺不全，我们有被打压的烙印，这种历史烙印在我们的记忆里，因此我们这一代注定不如他们健康。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过那样的年代，他们拥有比我们这一代更宽松、自由，更有可能发育成健康人格的环境，让自己成为一个诚实、正直、富有责任感、正义感、不惧怕威胁、不屈从强权、不会被小利以诱之、敢于表达也善于表达的人，但这些品格没有像我们预想的出现在他们身上。
但我们不应该把责任推卸在年轻人身上，如果让我们这些中年人或者比我们年纪还大的一些人也置身于现在的环境，可能比他们还要不堪。孩子们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我们这些长了胡子的人身上，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太犬儒。我们有这么多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么多大学教授、博导，但我没看见他们在公共生活当中表现出应有的勇气，至少我觉得还远远不够。
现在学校一方面给出胡萝卜，提供奖学金、社团职位、留校机会、工作推荐；另一方面又给出大棒，学校可以处分你，可以给你设关卡，在你的档案里做手脚，甚至可以让学生机构监视你。表面上大学越来越自由，大学不包分配，学生对大学的依赖应该越来越少，但实际上，正因为现在找工作越来越难，所以学生会希望投靠在有资源的机构身上，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总体而言，我对他们还是比较有期望的，他们有三个地方比我们强：第一，他们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对贫困是没有恐惧感的；第二，他们没有经历过信息匮乏的年代，他们不用像我们看手抄本的东西；第三，他们对暴力是没有记忆的，他们没被打压过。虽然现在不乐观，但只要这个时代稍微撕开一点缝隙，他们还是要比我们强，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间表。
笑蜀（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
如果做纵向的考察，现在的这一代大学生远不及我们那一代成熟，我们那一代又远不及民国那一代成熟。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普遍的幼齿化，尤其表现在大学生的幼齿化，另一个是人的过度成熟，两者绑在了一起。"成熟"更多的是一种世故，而"幼齿"更多地表现为与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的隔膜，它们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被过度保护，是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宠儿，很多事都有人给他们打理，不需要自己操心，他们没有培养起一种独立的人格。而与家人宠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旦他们跨入社会，就会发现跟家庭的温暖、过度保护相比，社会是可怕的，社会是丛林状的。他们要面临比我们那时严酷得多的一种状态，社会给他们施加了就业压力、买房压力、结婚压力等等，这些压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心理预期和心智成熟程度。我们这一代人的内心比现在的学生要强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压力比现在小，我们迈向社会的时候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社会压力。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健康程度肯定远远超过我读大学的那个时代，当然更超过现在。原来的社会上是有草和树的，草和树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生态，但后来整个社会就已经沙漠化了，所有的草和树都已被砍掉，没什么生态可言。
心智不成熟，对外力的依附就会更强，而外力对你控制的难度也就更小，学校对学生的控制也就更有效。民国时代要控制大学生是很困难的，像发生在河北大学这样的事情，要是在民国时代，校长早就被驱逐许多次了。那个时候的学生，有相当强大的自治、自理机制，校方没办法干预。
大学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阵地，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重镇，所以政府要进行政治控制。学校有一整套的党政体系、政工体系，对学生的控制比对社会的控制更严历，所有学生都在这个控制体系覆盖之下。这些学生本来就心智不成熟，当他们面对一个如此成熟而强大的控制体系时，二者就完全不对称了。因此，现代学生的公共关怀、公共参与的成本太高了，他们无法承受。
不过，现在网络媒体比以前更多元，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但改变尚需要一个过程，要慢慢来，关键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现在的校园管制越来越厉害，学生可能会想，自己不过是学校的一个过客，待了四年就走了，忍一下也就算了，所以学生一般都会选择沉默，这是很正常的。现在的大学生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不害怕这些的，整个社会的自由气氛很浓烈，但学运后有些收紧。
现在高校的控制是双向的，如果学生听话就有好处，比如保研、出国；如果学生不听话，就会整你，给你处分，甚至开除你。大学生在网上尚能够自由表达，但是到了现实世界就会有许多顾虑，学校的高压比其他地方都要严格一些。
学生对时政不关心，也是高压导致的，并不是真的不想关心。民国时期，政府没有多少经历来管学生，学生很自由，所以学生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度很高；国民政府时期，稍有一些控制，但自由度依然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校园空气也还好；但是现在，让大学生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们很难团结起来，就算他们团结起来了，也很难操作，因为有很多信息员，有团委、党委、辅导员，他们很难有大的空间。其实，学生对时事还是想关心的，但是这种关心多是写在网上，或者在私下里讨论，很难到搬到公共层面。
虽然说现在文凭很不值钱，但是因为现在学生的就业压力很大，学校可以利用学生的焦虑状态，控制学生，如果表现不好，就不给他写好的鉴定，那样学生就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学生不敢不服从。就业的紧张加剧了控制的力度，学生对学校的依附性变得更强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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