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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拉与无梦一代:中国经济增长没给年轻人机会?

www.sinoca.com 2010-10-27 网易

　　一个名为杜拉拉的职场白领角色风靡中国，几乎被中国青年一代奉为榜样。杜拉拉，不是创业英雄，也不是理想青年，而是一个需要分期付款来买车，需要小心翼翼百忍成金以求升职加薪的普通白领。这样一个角色成为年轻人的榜样，其实折射出了都市工薪阶级的职业路径的狭窄，价值偶像的缺失。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却并没有给年轻人带来太多的机会和快乐？

　　犬儒的一代
　　

杜拉拉被年轻人奉为榜样，其实折射出了都市工薪阶级的职业路径的狭窄和价值偶像的缺失。
　　

　　丧失价值偶像的一代，对世俗既全盘否定又照单全收。蔑视世俗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

　　转型期特有的“X0后”现象

　　今天的年轻人，被冠以“80后”，“70后”等标签，这是中国转型期特有的一种现象。因为经济飞速发展，导致社会几乎十年就变个大样，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层面上，造成裂变。不同一代的人，面临的人生环境大相径庭导致趣味和价值取向都大异其趣，彼此回望，恍如隔世。而如果在一个已经完成转型的较为稳定的社会中，虽然社会时尚有所转移，毕竟不会有这么的落差。例如，村上春树的著作风行中国，尤以《挪威的森林》为代表，被认为是反映了都市一代的心声，而《挪》中所描写的是日本60年代末的情形，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觉得亲近，而60年代的中国还处在文革期间，与今天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因此，这批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有着特殊的社会遭遇和处境。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导致犬儒主义盛行

　　中国教育一直与社会现实脱节，充斥着空话、假话和套话，塑造了一种“虚伪的高尚”，这与任何转型社会都伴随着的各种矛盾现实形成强烈反差，使得青年人踏入社会后，往往会从天真理想的状态一变而为“犬儒主义”。犬儒主义（Cynicism）是个外来词，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

　　学者胡平指出，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幺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幺东西是要不得的。不难想象，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物质财富成为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

　　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结构和职能的分化：不同的结构各司其职，同时又互相配合。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市场、国家和社会(包括文化)都是相对独立、各司其职的。市场以效率为目标，国家以秩序和社会公正为基本职能，社会成为市场和国家运作的基础，而文化无论走到多么世俗化的地步，总要有些超越的精神。而这些不同的结构，也体现了不同的价值。效率的价值、社会公正和正义的价值、终极关怀的价值，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又都有其存在的位置。

　　孙立平教授指出，在现在的中国社会，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单一中心的社会中。在改革前，是以政治或阶级斗争为中心。在一段时间里，市场和企业当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同时政府也几乎成了公司的董事会，而文化上则努力倡导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单一中心时代也意味着价值观的单一。而现在，物质财富正是我们单一的价值评判标：：一件事情只有有利于经济增长，才有存在的合法性；一个事物只有能换来金钱，才能证明其价值。而其他的价值大都处于“失语”或理不直气不壮的状态。

　　遭遇阶层板结
　　

　　近年来，媒体关于“富二代”、“贫二代”、“官二代”等“二代”现象的讨论很多。这是社会壁垒的形成和社会流动越来越难的后果，这两种现象相互叠加，使得社会出现断裂，融合难度不断增大。
　　

逃离北上广，即逃离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是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在白领中兴起的思潮。

　　错失“转型机遇”的一代

　　职业方面，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这种转型初期的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加大，给当时的年轻人带来很多发展的机遇。在农村，大约上亿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由过去种田的农民，成为农民身份没有改变的工人；还有上亿的农民，直接进入城市，或是从事小规模的经营活动，或是打工。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农民，在一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以部分时间从事多种经营。对于上述流动而言，一般都伴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我们一般将其称之为上向流动。在城市当中，原来没有固定职业或职业不理想的人，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了最初的富裕户，即当时的万元户。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一些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有一些国家干部，辞去了原来的职务，从事经营活动，做起了或小或大的老板。可以说，80年代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平等化效应，与上述上向流动机会的出现，特别是原来中下层社会成员能够获得和利用这种机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80后”一代，已经错过了这次“转型机遇”。

　　利益分配固化，上升途径单一

　　90年代中期之后，社会利益分配相对固化，社会中的上升门槛也大大地加高了。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再比如市场调查业，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几千元钱就可以开办一个小的调查公司。而据业内人士说，今天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开办一个市场调查公司，起码要投入四、五百万元。

　　由于社会中门槛的加高，更由于社会中机会结构的变化，结果是出现了部分阶层的社会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凝固化的迹象。因此，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只能考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分享“特权福利”，或者成为公司职员，像杜拉拉一样百忍成金。

　　不可逆的城市化发展，斩断了退路

　　今天我们集全国之力，建设这几个大城市，维护这几个大城市的运转。以至于大部分的资源和机会都被集中到了那几个大城市里，挤出效应下，二三线城市里的机会少的可怜。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民谚：城市像欧洲一样，农村像非洲一样。

　　因上述原因，此前虽因大城市的生活与工作压力，曾兴起“逃离北上广”的口号，但实际上去内地和边疆发展，则基本上行不通。那些地方大体上没有发展的空间。无论什么人，要想在市场上找机会，还得去发达地区。就职业空间而言，回家重新发展又将面临自己同龄人为领导的晋升“天花板”。而且到了下一代，他们依然也会面对同样的困境。为了寻找更多的机会来到大城市，但是却因为同样的原因陷入是否回去的挣扎中。被经济大潮挟裹抛起又被经济大潮抛离的一代“人才”，就这样不得不面对着“回不去”的尴尬。

　　中产之梦的破灭
　　

医疗、教育、住房等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领域迅速地去福利化，工薪阶层被推向价格高昂的市场。
　　

当一个经济主体以一种畸高的价格将一种你必需的商品强加给你，财富通过价格的掠夺就发生了。这种价格掠夺的典型代表，就是高房价。

　　低福利经济模式下被忽略的人群

　　在物质方面，中国经济的低福利模式，让年轻人，尤其是城市新移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非常有限。秦晖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负福利国家。他认为，发达国家福利有高有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管。例如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福利过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障的覆盖率比欧洲国家都小。它只覆盖两种人：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一个是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两种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8%。但中国的福利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而且是从高往下覆盖。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退休后说，中国的公费医疗资金有80%是用在领导干部身上的。

　　医疗之外，教育、住房等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领域的去福利化也很迅速。通过教育改革，“教育产业化”成了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许多地方教育的增量主要是收取学生的高额学费来维持。通过住房改革，取消了国家财政对房租的补贴，1998年开始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转化为个人财产。而未能享受分房福利的人群，则被推向高价的商业住房。

　　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

　　孙立平教授指出，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工薪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工薪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工薪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工薪阶层都可能会首当其冲。

　　工薪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纳税的主力。财政部今年发布《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称个人所得税已成为国内税收中的第四大税种，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税负的50%。

　　而随着前些年大学扩招期间入学的大学生陆续以低薪进入职场，这不仅会拉低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而且会对原有白领阶层的工作稳定性形成冲击，使他们提高薪酬的难度加大。

　　经济收益的增长被高房价吞噬

　　孙立平教授还揭示，强势的经济主体正通过价格的手段实现财富的掠夺。当一个经济主体以一种畸高的价格将一种你必需的商品强加给你，而你向他提供的商品有被压到一个畸低的价格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财富的掠夺是如何发生的了。这种价格掠夺的典型代表，就是高房价。

　　高企的房价打破了工薪阶层的中产之梦。中产阶层是指“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以此标准对照当下的中国，这个阶层当属高收入层，目前的高房价使中等收入层望而却步，而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则根本不能成为“中产阶层”。本来，“蚁族”属于高学历、有理想、有能力的新一代，通过奋斗最有可能跻身于中产阶层，然而高房价使这种可能变得遥不可及；更有甚者，买不起房的中等收入层非但不能跻身于中产阶层，而且也变成了实际的中低收入层，“M型”社会在中国的出现并非危言耸听。

　　当今中国的年轻一代，恰逢社会转型的“历史三峡”，在理想上陷入犬儒主义的漩涡，成为单一的物质财富价值观的追随者，在职业上遭遇利益分配格局固化形成的阶层板结，难以突围，在物质上，沦为经济改革和价格变动的吞噬对象，中产之梦难于实现。我们只能寄望于社会之舟，早日驶过历史三峡，让年轻人分享更多的机会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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