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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南海修缮工程:对勤政殿修改,毛泽东发过话 |
www.sinoca.com 2010-10-21 |
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
1951年春季,田恒贵在山东工学院的学业尚未完成,就因工作需要分配到北京,进了中央直属机关修办处。这个部门的工作就是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建造和修缮房屋。当时的修办处有19个工区,4个修缮施工所,田恒贵所在的第一施工所,主要负责中南海内用于办公、公务、住宿及活动等建筑的修缮。
中共中央部分机关和党的领袖进入中南海以后,办公、住宿及活动用房,都是利用这里原有的旧殿堂、楼阁和房屋,这些老建筑几乎都是年久失修,有的经过百多年栉风沐雨,已经属于危房了,要使用必须先加修葺。此外,可利用的旧建筑都利用上之后,办公、住宿用房仍然有些紧张;有些建筑只能凑合一时,不适宜长期使用,因此还要新建一些办公楼、集体食堂等。这些建筑工程,有些也由第一施工所来承担。
给毛泽东的住所加建卫生间
田恒贵进中南海以后主持的第一个工程,是给毛泽东和江青建卫生间。毛泽东和江青在菊香书屋院子里有各自的住房,但没有附设卫生间,盥洗、解手等生活问题解决起来有些不方便。
毛泽东身边负责内卫的李银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都曾建议在他住所内加建卫生间,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同意。因而此次加建是趁毛泽东离京到外地的机会进行施工的。
为了在施工期间不影响自己的休息作息,没有随毛泽东外出的江青,临时搬到了菊香书屋院子外面颐年堂后面的含和堂暂住。田恒贵带领工人利用晚上的时间施工。为了赶工期,他们天天夜里干,星期天也没有休息,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这是他第一次进入毛泽东的住所做修建工程。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按照月亮的时间作息的,他习惯了夜晚办公,白天休息,所以在他住宿办公的处所,白天不能有任何动静,以免打搅他休息。但当时毛泽东并不在北京,为什么还要夜里加班呢?田恒贵说当时好像有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菊香书屋附近办公,白天工作时间不能打扰,所以只能在夜晚施工。
此次田恒贵他们在菊香书屋院子里共修了两个卫生间,毛泽东、江青各用各的。毛泽东房间里的卫生间,是占用了他的北房后面走廊的一块。砌起了一个小间,修了上下水道,房内贴了瓷砖,安装了卫生洁具。因为这次给毛泽东做的卫生间面积非常小,就装了个比较小的浴缸。毛泽东身材高大,用小浴缸很不舒适,因此在1956年重修卫生间时,把面积扩大了,给他换了一个大浴缸。
笔者几次听说毛泽东习惯用蹲式的厕具,不习惯使用坐式的厕具。记得当年庐山美庐还没有对外开放时,笔者曾有幸进入参观。在毛泽东使用的卫生间里,看到一个奇特的情景,坐便的厕具被镶嵌在一木板制作的平台中间,成为一个蹲式的厕具。
陪同参观的管理人员告诉笔者,美庐建造时安装的厕具都是坐便式的,因为毛泽东不习惯,故而在毛泽东来这里住宿时做了如是改造。笔者由此而问田恒贵,他们给毛泽东做的卫生间里面安装的厕具是蹲式的还是坐式的。
田恒贵说在毛泽东的卫生间里安装的厕具的确是蹲式的,而江青卫生间里的厕具则是坐式的。“在两个卫生间里的洗手池边,第一次安装了活动的莲蓬喷头,就是软管连接的、可以用手拿着的,便于洗头的那种。这种活动的莲蓬喷头,是当时我们在北京能见到的最新型的产品了。据说还是从上海购买来的。”田恒贵对笔者说道。
把菊香书屋变得更高、更敞亮
加建卫生间工程做完后过了大约一年多,田恒贵又来到菊香书屋,主持院内房屋走廊的改造工程。在改造之前,菊香书屋院子里的走廊是明廊,北房和南房之间有东西两个配廊连接,其中转角的部分走廊比较低矮,也没有封闭。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与毛泽东高大身材相比,走廊就更显得低矮,虽然实际上碰不到毛泽东的头,但看着老让人生出要碰到毛泽东头的担心,让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另外,毛泽东的卧室和工作的房间里面是不通的,要从外面的走廊走。然而毛泽东常常顾不上穿外衣,就从这边的房间去那边的房间。在春暖之前、秋凉以后,只穿睡衣经过没有封闭的走廊,就容易被风吹到受凉感冒。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早就提议把院子里的走廊重新拆修加高,并封闭起来。开始毛泽东不同意,但在他因此受凉感冒后,又经过反复解释劝说,他才不反对了。
田恒贵这次带着工人们来施工,依然是趁着毛泽东到外地视察的时候。他们把走廊加高了,并做成了用玻璃和木石材料封闭式的。
“我先后两次在毛主席的院子搞工程,却一次也没有和毛主席在他的院子里见面。”田恒贵说。
从1954年到1958年,围绕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的改造问题,曾多次做过计划和设计,画好了改造的图纸。但毛泽东一直都不让修,说国家困难,能节省就节省。在毛泽东的一再反对下,菊香书屋始终没有大动土木,只是做了几次小的修葺改动。
1956年,菊香书屋东边的西六所建筑被拆除,毛泽东住的院子向东扩展了面积,新增了供毛泽东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活动的乒乓球室,但毛泽东居住的房屋,并没有动什么土木。
到了1958年,菊香书屋的改造工程再次提上了日程,领导分别让田恒贵和另一名工程师梁炳亮各搞一个工程设计方案。他们两人的设计图画出来后,毛泽东的“大管家”叶子龙和罗道让又在此基础上,各自做了修改,画出草图。
两份草图被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最后选定了叶子龙的那一份。本来毛泽东是不同意对自己住的房子进行修葺的,身边的人员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解释说房子实在是太旧了,长时间没做过整体修理,房顶渗漏,柱子的漆都脱落了,这样将加快古建筑的损毁,必须进行适当的修理,才有利于古建筑的保护。毛泽东这才被说服了。
菊香书屋的改造工程是当年中南海内的最大工程,取了个代号叫06工程。工程虽说比较大,但实际上菊香书屋院子的格局基本没有变。院内所有建筑的房顶全扒掉了,将墙增加了高度,做了通风道,然后重新做了房顶。房屋外的走廊也全部拓宽了。房间内的地也都改成了硬木地板。
改造中特别主要的一项是将毛泽东居住的房屋的窗户都扩大了,做了双层的钢窗。这样一来,房间里的阳光更充足了,视野开阔,也敞亮多了。田恒贵说,这样改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说的一个情况有关。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并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当时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已经去了江西,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由副局长王敬先负责,陪同毛泽东前往苏联。在苏联期间,观察细致的王敬先发现,毛泽东住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他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心情好像特别好,对这样敞亮的房间很喜欢。
从苏联回国后,王敬先将他的观察告诉了周围的人,于是人们有了毛主席喜欢大玻璃窗的印象。菊香书屋经过这样的改造后,毛泽东确实比较满意。田恒贵说:“后来为什么主席搬到游泳池办公、住宿了呢?就是因那里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比菊香书屋更敞亮。”
中南海游泳池的来龙去脉
田恒贵回忆说,他第一次近距离与毛泽东相逢,是在1955年。那次,他承担了紫光阁南边中南海室外游泳池的大修工程。
中南海室外游泳池解放前就有,比较简陋,就是用水泥砌的池子。因为时间太久了,又很长时间闲置和不加维修,游泳池的底部和池壁好多地方都裂了缝,最宽的地方有两三公分,水渗漏得很厉害,池子上面的边沿也裂了,不加改造大修根本就不能用。
中南海室外游泳池的大修工程,是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竣工不久后开始的,承担兴建室内游泳池任务的是北京建工局第五建筑公司,可不知道为什么没让他们顺便把中南海室外游泳池给修了。
田恒贵接手游泳池大修工程时,对游泳池的整体做了重新设计,添加了一些以前没有的设施。当工程临近收尾时,田恒贵用从别处工程剩下的太湖石石料,在游泳池院子里修了一座假山,还修了一间比较大的更衣室。
更衣室修好后田恒贵过去检查,正好碰到毛泽东来游泳。“当时我们俩的距离也就有两三米。但那时我们有规定,首长不说话,我们不能随便搭话。后来我听说主席对这个游泳池比较满意,对我们施工的人员给予了充分的表扬。后来,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和他的一次重要谈话就是在这个游泳池进行的。”田恒贵说。
因为田恒贵说到了室内游泳池,而有关中南海室内游泳池又有着种种传说,一直语焉不详。笔者曾就此询问过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田畴,田畴向笔者澄清了一些事实,因为时隔经年,记忆无多,故而笔者期待从田恒贵这里再做点滴求证和补充。不想田恒贵对此知之颇详,而且还向笔者披露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情况。
多数有关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传说是这样叙述的:1954年,江青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期间提议兴建,但建成后引起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由毛泽东以稿费支付了修建的费用。此事当时闹得动静挺大,为此江青于当年4月20日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错误。毛泽东则于当月25日把江青的信,批转给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等几位相关的负责人阅看,毛泽东明确提出:“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此传说真假参差,江青于毛泽东不在北京时提议修建游泳池,并为此检讨,以及毛泽东用自己的稿酬支付建设费用等,确有其事,但这个游泳池并不在中南海内,而是在玉泉山。
当年江青提议在玉泉山一号楼边修建一个室内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很小,也就和一个大客厅差不多大,扑腾两下就到头了,根本不适合游泳。毛泽东对修这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非常生气,虽以自己的稿费支付了费用,但他本人一次也没在此游泳池游过泳。
关于玉泉山游泳池,田恒贵补充说:在建游泳池的同时,还在玉泉山园内的无梁殿安装了一些电动的活动器械,如电骆驼、电马什么的。接通电源后,器械可按不同的速度模仿骆驼、马在原地奔跑,人坐在上面可得到适度的锻炼。据说安装这些电动器械是苏联专家提出的,好让毛泽东在玉泉山休息时有一个活动的场所。
田恒贵参与了这个活动场所的设计和施工。在无梁殿内部加了顶棚,安装了暖气,原来的砖地也加铺了木地板,还在殿内修了小喷泉。但是毛泽东一次也没有到这个活动室去,他对这些坐在上面借助器械运动的东西没有兴趣。
田恒贵说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兴建,是由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管理局局长邓典桃批的。江青提议建室内游泳池也不是她自己异想天开,而是毛泽东在北京天凉以后,无法在室外游泳池游泳。
毛泽东曾在清华大学的室内游泳池游过,但受多种因素的限制,常去那里游泳很不方便,只好到南方去游泳。回到北京后,他曾流露过应该有个方便游泳的室内游泳池的念头。但什么时候建、建在什么地方、建多大的合适并没有成熟的考虑。
江青知晓毛泽东有这样的念头,就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提了出来,匆匆建在了玉泉山。可这个游泳池建得太逼仄狭促,根本不能舒展地游泳,等于白白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使毛泽东非常不满。
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由中央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图纸到如今还保留着,搞设计的工程师是原来中直修办处的,后来调到了中央设计院。施工是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负责的,五建公司的负责人,也是1951年精简时从中南海调过去的。
五建公司修完了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主体工程就撤了,游泳池外墙的粉刷、装修,以及游泳池内部的部分配套项目,都是田恒贵他们接手搞的,因此他对游泳池里面的布局还记忆犹新。整个建筑的中央是游泳池,一进门有个门厅,里头两边是更衣室、淋浴室,南面是一个大厅,可以用作会客,东南角是一间住房,是让毛泽东休息的地方。
后来毛泽东喜欢上了这座游泳池,不仅来这里游泳,还时常在此留宿。为此,田恒贵他们还专门修理过游泳池内的休息室,因为房顶有些漏雨。老房顶上面铺的是油毡,时间长了就会老化,修葺时在上面又加铺了一层石棉瓦顶。
田恒贵说:“毛主席特别喜欢室内游泳池,一是那里的房间比较高,起码有五六米高,二是房间前面全是大玻璃窗很有气派,特别敞亮,相比之下,菊香书屋的房间就感觉有些憋屈。毛主席后来时不时就住在那儿,因此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有幸多次在这里遇见他。游泳池这边的建筑内没有厨房,毛主席住在这里的时候,还在原来住处的厨房做饭,再给把饭送过来,我多次看见毛主席身边的服务人员往这里送饭。”
对勤政殿内部修改,毛泽东发过话
1953年,是田恒贵分外忙碌的一年,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任务,就是勤政殿内部大修。勤政殿就在毛泽东寓所菊香书屋的东边,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交国书的地方,有些国务会议也在这里召开。
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初期,递交国书的仪式很隆重,也比较烦琐。外国大使来去时,都有仪仗队致敬、军乐队奏乐等仪式。毛主席接受国书后,外国大使要致词,毛主席还要致答辞。有时还要由中国外交部长陪同外国大使一行人到主席办公室做简单谈话的安排,甚至还会安排外交部长陪同大使到勤政殿会客室与同来的外国大使馆馆员共进酒点。因此,有时递交国书仪式会拖得比较长。
起初,有关勤政殿的工程是属于国务院管理局负责的,相关的重要事项周总理都亲自过问,具体负责人是余心清,他是国务院管理局的局长,后来又任典礼局的局长。然而此时中南海里的区域已有了十分清晰的划分,区与区之间警卫也日益严格,勤政殿所在的南区域,同国务院办公的北区中间隔着几个区,从那边过来很不方便,所以这次大修的工程,就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这边承担了起来。
这次勤政殿大修的具体任务,还是由余心清亲自向田恒贵交代的。他说:原来勤政殿内大厅的地板是平的,然而在建国前,开第一次政协会议期间,在大厅靠里边正面装修了一个小台子,有两层台阶。这样,在毛主席接受国书发表答词时,都站在小台子上,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态势。
在这里接受了几次外国大使递交国书后,毛泽东认为总让他站在小台子上不好。他说,我不能高人一头,我要和大家平等。田恒贵说:“余心清当时向我交代任务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毛泽东的这段话。”
由于毛主席发话了,因此勤政殿修改第一项内容就是要把大厅内的小台子拆掉,将地板重新取平,使进入到大厅里的人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
第二项内容是对勤政殿内的柱子进行保护性装修,专门从上海或者是苏州定做了云彩花纹的锦缎,用来包在维修后的柱子上。然后在柱子的四角做了护线。另外在大厅的墙壁上,也用云彩花纹的缎子做了装饰,还做了高级装修的护墙板。
为了使勤政殿更加得体庄严肃穆,余心清还专门请了一些搞装修的高级专家,好像还请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人,由他们绘制了一张装修草图。本来,在大厅后面壁上没有挂国旗,装修后放置了国旗,还做了国旗边框。在国旗的下方,做了一排雕花。大厅的顶子也绘上了图案,周围也做了花饰。
整个勤政殿大厅在维修装饰之后,焕然一新。勤政殿里面虽然只有一层,但北面大厅外立面约有10多米,看上去比三层楼还高。因其高大,站在中南海北边的北海或景山上,都能看得到。
这次比较大的维修装饰之后,田恒贵还对勤政殿做过多次维修。因为勤政殿建筑南部大门厅和中大厅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屋顶一直是旧的,又长久失修,故而一下大雨就会漏。北大厅虽然是后建的,但因屋顶做得比较简陋,也会漏雨。漏雨后大厅内白色的贴顶和边墙上就可以看到有漏雨的水纹,滴下来地板上也留下水印。
在举行高级别外事活动的庄严而隆重的地方,让人一眼就看到漏雨的痕迹很不应该。因此每在大雨之后,田恒贵就会接到通知,去勤政殿检查。一旦发现了水纹水印,他们就得连夜搭架子,修补粉刷喷浆。
除了下雨后的检查外,有时还会在举办递交国书之类的外交活动前,上级临时通知田恒贵,对勤政殿进行检查。他记得起码有三次是在举办活动的前一天,才通知他们去检查勤政殿。发现问题就得紧紧张张地赶修,不能耽误和影响第二天的活动。
由于多次出现漏雨的问题,主管部门曾计划过做整体大修,但核算下来花费比较大,上级没有同意;另外勤政殿距离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太近,不便于施工,因此整体大修的事始终没有定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对勤政殿做了彻底翻修,这种时不时检查、赶修的情况终告结束。但经历过那番彻底翻修后,勤政殿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一夜之间改造了颐年堂
1958年,有一件让田恒贵难忘的事,也和毛泽东有关,那就是组织实施颐年堂的突击修建工程。
当时毛泽东接见外宾,正式的场合是在菊香书屋东边的勤政殿,但有时一些非正式的私人会见,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颐年堂。颐年堂在1954年做过比较大的修缮,田恒贵参与了那次修缮,对颐年堂的结构建筑都十分了解。他说颐年堂主殿的木材都是楠木的,东西配殿是一般松木的,修缮时油漆已经脱落的很厉害,都重新漆了一下,但同样很陈旧的房顶却没有动。
那年刚过完春节,一天下午天气还相当寒冷,中南海管理局代理局长罗道让和毛维忠突然找到中南海修缮队队长孙竹文和田恒贵,对他俩说:“明天毛主席要在颐年堂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可颐年堂一进门就是正殿大厅,代表团的外国人来了,不能把大衣脱了就放在大厅里。现在考虑把颐年堂前面的明廊封起来,装上大玻璃,把大衣架子放在走廊里。这样,外国人的大衣就可以不拿到大厅里去了。”
颐年堂是典型的古殿堂建筑,因此封闭明廊的窗户、框架都必须和里面的殿堂窗户配套吻合,否则看起来不伦不类。田恒贵随即根据罗道让的要求,画了一张装修的草图。罗道让看后说:“行,就按照这个样子弄。”他还交代说,外国代表团第二天就来,因此要求他们无论如何第二天一早就交工。
孙竹文、田恒贵随即组织工人,拉砖砌墙,同时挑选木料、做木门窗。窗户要安装大玻璃,可因为任务突然降临,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内部仓库里的大玻璃没有那么多,还得到市场上去购买。
田恒贵到西单商场时,商场员工都下班了。田恒贵和材料员找到有关的人家里,告诉他们要多大尺寸、多厚的玻璃,请他们马上供货。西单商场的人员服务态度挺好,又听说是中南海里急用,很快就备齐了玻璃。
在采购玻璃的同时,田恒贵又发现安装玻璃还有麻烦。春节刚刚过,修建科的玻璃工都是农村招来的,此时他们回家过春节还没返城。田恒贵又赶紧同北京市修建公司一处联系,要调他们的玻璃工过来救场。此时已过了临近午夜时分,田恒贵和有关人员跑到工人的住所,一户户敲门把玻璃工从睡梦中叫起来。
颐年堂的前廊封闭工程整整突击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工程就收尾了。叶子龙早饭后来到颐年堂,看到现场已经收拾干净,夸奖说:“你们还真有本事,一个晚上就把这个工程完成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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