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陕甘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
本文摘自《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第11期（六月上） 作者：武文笑原题为：《刘志丹》背后的轩然大波
长篇小说《刘志丹》脱稿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它描写的是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创建者之一刘志丹的革命传奇生涯。但该小说还未正式面世，就惹来了一连串纷纷扰扰的轩然大波和是是非非。令人发指的是，康生利用小说《刘志丹》，策划了一起当代中国历史上骇人的文字狱。
骁勇战将意外殉国于东征战役
1932年12月，在陕北大地纵横驰骋、除暴安民的骁勇战将刘志丹正式成立了红二十六军，1934年又成立红二十七军，并先后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和神府根据地、陕北根据地。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刘志丹把他的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陕甘红军的灵魂人物，国民党到处贴告示：活捉刘志丹赏一万大洋。难怪毛泽东对贾拓夫说：“古时候陕北出了个李自成，当今又出了个刘志丹，你们陕北果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
1934年和1935年间，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迅速扩大。1935年，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粉碎了国民党五六万人的“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甘、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陕甘苏维埃政府，共控制着陕甘边境22个县。蒋介石不得不派张学良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刘志丹此时正遭厄运，被关押在牢房里。毛泽东派贾拓夫、王首道等快速赶往瓦窑堡救出“绿林式领袖”刘志丹及他的同志们，制止了这场清洗。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安排他负责组织和指挥新的红二十八军。
1936年2月，刘志丹奉命率军东征，横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去河北和热河前线对日作战。部队在汾河流域遭到蒋介石和阎锡山部队的阻击，刘志丹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2岁。刘志丹在这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就攻占了至少18个县份。
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则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他“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惩奸除恶的天鞭”。
刘志丹遗体被送回陕北，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来纪念他。
工人出版社请人为英雄著书立说
在刘志丹牺牲13年以后，他的战友从陕北高原走进了北京城，刘志丹为此献出了生命的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党和人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1956年以前，工人出版社就曾经将一部以刘志丹生平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列入选题计划之中，并邀约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弟名叫刘景范)来执笔撰写。起初，李建彤由于各种原因不肯答应，直到出版社答应派人协助后，才接受了约稿。
李建彤早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过刘志丹辉煌而短暂的英雄一生，积累了一些资料。接受约稿后，她查阅大量资料，采访了大量当事人，花费了很多心血，历经6年，６易其稿。
到了1962年春天，李建彤已经完成了小说《刘志丹》的创作，正当她一鼓作气准备进一步推动此项工作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部《刘志丹》一经脱稿就被定为“反党小说”。这与一个人有很大干系，此人便是阎红彦，也是一位骁勇善战、功勋卓著的将军。他早年曾与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1955年获上将军衔。其时正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和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阎红彦：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
在《刘志丹》创作过程中，刘景范和李建彤征求多方意见，阎红彦作为西北老干部，李建彤自然也把稿子寄给了他。
阎红彦粗略地看过稿子之后，便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说：“写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由中央作结论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阎红彦在信中所说的“许多原则性问题”，就是中共党史上所谓的“西北历史问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曾在西北地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创建了陕甘根据地。然而对其中的一些史实和个别是非，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不同意见。
此后，即1962年夏秋之交，阎红彦赴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意外地听说《刘志丹》已经开始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他立即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负责人提出停止发表的意见。
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8月17日，阎红彦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9月3日，他又致信书记处。阎红彦在信中说：“我觉得《刘志丹》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的名义，把高岗在边区高干会及七大前后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为了把自己说成是西北革命领袖而篡改的边区历史结论重新加以宣传和肯定。”
在信中，阎红彦还列出了一张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对照表。同时，他还列举材料，证明小说中的许钟就是习仲勋，罗炎就是高岗。
没看小说就定性，康生给毛泽东递条子
不知何故，阎红彦又把此事写信向康生作了汇报。
康生收到信后，好像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独自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罪状是“剽窃毛泽东思想”：陕北根据地是在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刘志丹通过武装斗争，创立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和井冈山一样的道路。所以说刘志丹是剽窃毛泽东思想。“小说把陕甘苏区写好了，就是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书中某个人就是习仲勋，写得年轻能干，是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康生还认定：“完全为高岗翻案。”
康生立即通知中宣部要各报刊一律停止转载。同时，康生还通知工人出版社把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由于国际形势的险恶和建国后一些领域里的矛盾斗争，晚年毛泽东思想意识里总是绷紧一根“阶级斗争”的弦。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这时，康生适时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康生的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20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任主任。随即，由康生提出定了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
于是，一场对《刘志丹》案先定性、后求证的波及不少人的审查行动开始了。从1962年到1966年，西北五省区大批省级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审查，甚至被称作是反党集团的人。
习仲勋曾请马锡五核查史实，并共劝李建彤谨慎从事
早在1959年，李建彤写完了《刘志丹》小说第三稿，送习仲勋审阅。适逢庐山会议召开后不久，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政治气氛相当紧张。习仲勋看过小说后，劝她谨慎从事，建议她分成片断来写，不要写大部头小说。无奈此时李建彤决心已定，劝阻无效。
1961年春夏之交，小说的第四稿清样又送到习仲勋手里。习仲勋为此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习仲勋请马老参加，除了核实小说中某些史实，还要和马老共同劝说李建彤。习仲勋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的一代”，“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经历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
然而，康生又在1962年8月24日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李建彤这才知道小说惹了麻烦。9月6日，她写了一份关于小说中几个人物来源的说明。她解释：小说中的个别人物使用了真名，其他人物都是借用各方面材料综合起来虚构的。比如许钟，写他，是想刻画一个做地方工作的苏维埃主席。素材基本上是调查了一些习仲勋同志的材料，在修改时，准备把他和渭南起义时的一个军委秘书长合并。为了进一步证明小说人物并非写实，李建彤又举出小说中的戴鸿远。她说，塑造这个人物是为了写一个晋西游击队的代表人物，同样采用了几个人的材料写成一个人。这个人物和历史人物谁都不像，是她设想的忠诚老实、头脑清楚、政治上开明的领导干部形象。
但是，这时小说《刘志丹》和它的作者以及一些无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中。习仲勋、贾拓夫被禁止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刘志丹》“引起”的骇人文字狱，株连者达万余人
专案组从李建彤处拿走了全部创作材料，并从工人出版社拿去习仲勋关于该书的两次谈话记录。康生还指定成立了一个《刘志丹》稿件审查小组。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了审查报告（草稿），认为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刘志丹思想”。
1966年5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又写了一份《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肯定了1963年5月审查报告的结论，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陕甘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志丹》案件进一步升级。首当其冲的是习仲勋，他一夜之间便丢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下放到外地一家工厂劳动，被审查了16年，其间还曾被捕入狱，蹲了8年大牢。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本来已经撤职下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囚禁在北京郊区某地，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
1967年12月，李建彤被专案小组列为“案犯”。1970年4月，她被专案组戴上“习仲勋反党集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骨干分子”的帽子。李建彤先是被关在一个地下室，1970年开除党籍，让她进行劳动改造。
1968年5月，刘景范因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老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坐了10年牢。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此后，刘景范虽然走出了牢狱，却仍然受到追究。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专案组于1977年5月17日作《关于刘景范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中，仍说刘景范“1962年又伙同习仲勋抛出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原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刘志丹》一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乡下，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陕北的志丹县贴出了大字报，把刘志丹、刘景范诬为“叛徒”，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一次被红卫兵砸烂，刻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的纪念石碑也被毁了，刘志丹的家人再次被赶到了农村。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时而定为“西北反党集团”，康生等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了几百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在写作过程中到陕北老区查访材料时，曾为其带过路的当地群众王悦贤、刘景华也受到牵连，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志丹》一案株连者达万余人。
17年后昭雪，《刘志丹》得以出版
粉碎“四人帮”后，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报告提出，因《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一个月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小说《刘志丹》几经波折，在成稿17年后的1979年才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此时离刘志丹牺牲已经63年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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