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年6月6日，中国发布了建国以来首个雄心勃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掀起一股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热潮，这为海外华人回国创业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舞台与机遇。不过，一千个“海归”就有一千个不同的故事，到底归不归、何时归、归哪里、怎么归，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道路选择。
在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之前的5月25日到27日，北京举行了“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中共中央9常委悉数出席，各省市一把手全都参加，显示中国高层对吸引人才的高度重视。
参与了这个规划纲要起草制定的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博士最近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研究员。他在接受《侨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人才规划》的目标是使中国摆脱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体力劳动者”和“低端知识工人”的角色，由“世界制造中心”成为“世界创新创意中心”，提高国民和国家的整体素质，最终由区域大国变为世界大国，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
王辉耀认为，正在经济转型十字路口的中国应当审视和反思过去30年的发展战略，制定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王辉耀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须努力实现八个转型：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型；“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转型；从硬件建设到向软件建设转型；投资驱动型经济向人才驱动型经济的转型；资源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型；从面向国内人才资源到面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转型。王辉耀指出，上述八个转型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些转型归根结底就是依靠人才。
归不归 很多留学海外的人士有意“海归”，但在临门一脚时，却首鼠两端、犹豫彷徨。王辉耀认为，下决心迈出第一步很重要，因为你要先回到这个圈子里，搭建人脉关系，然后才有更好的机会。
王辉耀本人曾在欧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在跨国公司中获得高管职位，在中外政府工作过，现在又从事中国国际人才研究工作。他说，海归成功不成功，能否沉住气、扎下根很重要。那种呆几个月，跑很多招聘会的做法，就像是大海捞针，很难一下子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海归”要适当降低期望值，不能拿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
1992年“海归”的王辉耀建议，走出第一步回来是很重要的，也许刚开始时职业不理想，但只有先立足了，才能积累人脉关系，才不会让自己的简历有长时间的空白，这叫“骑驴找马”，一般过了一年半载就可以开始调整。
王辉耀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刚从加拿大回来时，进了一家自己都不满意的小公司，但后来他参加到加拿大驻华商会中，扩大接触面，跳槽到通用电气，再到西门子，现在找到了合意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在回到中国大陆之前，先在香港工作，作为进一步“海归”的过渡跳板。王辉耀本人就曾担任过加拿大魁北克政府派驻中国和香港地区的首席经济商务代表。
对于想回国创业者，王辉耀建议，现在从国家层面到部委层面再到地方层面，都有各种各样吸引“海归”的优惠政策，全国有150多个创业园区，应当好好实地考察，看自己如何能充分利用那些优惠政策。手持专利的人可以考虑与已经回国的人合作，或者与民营企业合作，以弥补自己对中国市场不熟悉的缺陷。
对于想到科研院所和大学的人，王辉耀认为，可以先去短期讲学，发现自己能适应国内环境了，再彻底回来，但不要轻言放弃。
现在还经常当“空中飞人”的王辉耀说，“海归”未见得就一定要彻底回归，以后两边跑的“海鸥”会越来越多。
邓兵于1986年以国内某大学教师的身份来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本打算学成后回国继续在母校任教。但与许多80年代中期的中国留美学生一样，开始时没想在美国长期居留的他最后却因为种种原因长期留在了美国。
1991年博士毕业后，邓兵从1994年至2004年在世界银行工作了十年，主要从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政策研究和世行的贷款项目评估。在这十年里，邓兵多次考虑放弃在世行的高薪工作而寻求回国发展的机会，并安排太太带大儿子先回国上小学，但事实证明孩子难以适应中国的教育环境。
考虑到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未来还须接受美国的教育，邓兵的太太带着儿子返回美国并确定了以美国为主的家庭生活格局，他也放弃了单向回国当“海归”念头，而做起了两头跑的“海鸥”。考虑到以国内的大学和国企的低收入难以支付在美国家庭的高消费，他一直寻找跨国公司在华高管职位为主的回国工作机会。
离开世行以后，邓兵成为一家美国咨询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体验了近两年短暂的“海归”生活。但为了孩子的教育和完整的家庭生活，邓兵最终还是返回美国。回美后邓兵创办了几家公司，主要从事中美之间的贸易中介和管理咨询服务、投资项目评估、教育交流等，但由于是以美国为工作基地，中国的业务难以拓展。
说起这些，邓兵语气中带点遗憾与无奈。他对《侨报》记者说：“我之所以最终选择当‘海鸥’而不是当‘海归’，主要还是家庭的原因，一旦回国，就面临着夫妻两地分居和孩子教育问题。由于我大部分时间留在美国，能和太太一起培养两个孩子先后考上了美国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公立高中。
老二马上面临美国高考，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不敢贸然回去，只好先帮助二儿子考上美国的名牌大学，然后再寻求以中国为主的发展机会。”
根据这个规划纲要，到2020年中国人才数量要从目前的1.14亿增加到1.8亿；从事研发的人才占劳动力的比例从目前的万分之25增加到万分之43；人力资源开支占GDP的比例要从目前的10.75%增加到15%；人才对GDP的贡献率要从目前的19%增加到35%。
王辉耀认为，考虑到每年中国中国大学毕业生超过600万，加上其它途径，要在数量上实现目标并不困难，关键在于国家真正需要的高层次人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
该规划强调要加强培养6类人才：政府官员、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农业和乡村技术人员、专业社会工作者。
到2020年，中国将需要设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科学、金融、会计、国际商务、环保、能源资源、农业技术、现代交通运输等领域的人才500多万。需要教育、政治科学、法律、医药卫生、公共事务与文化、灾害预防等领域的人才800万。还需要培养300万专业社会工作者，以适应发展中国公民社会之需。
根据这项规划，到2020年中国从事研发的人才要达到380万，研发费用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1.6%增加到2.5%。而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目前专门从事研发人员的数量为62万多人，足见中国雄心之大。随着中国企业加紧走向海外，企业高管和高级商务人才日趋抢手，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到2020年大约需要4万名为国企服务的国际商务人才。
据王辉耀介绍，在这个人才规划纲要下，已有12个项目推出，最引人注目的当属5到10年内吸引两千名能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到2010年5月份，已招募到662人，80%以上是外籍人士，多数是海外华人，也有一些外国人。
主管中国人才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一再要求以开放的思维，不拘一格降人才。现实中中国也确实有了一些打破常规的做法。比如国有企业需要的高管人才突破体制内选拔的套路，转向公开招聘，甚至不要求具有中国国籍；一直致力于培训中共干部的中央党校开始培训体制外人士和拥有外籍护照的“千人计划”入选者；实施更加自由灵活的人才交流政策；2003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绿卡”制度可望进一步改进，技术移民制度开始进入讨论中。
在中央政策的激励下，各地竞相出台许多吸引海外人才的优惠政策。尤其是西方国家遭遇金融危机，就业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到欧美国家进行“人才抄底”的中国招聘团络绎不绝。
王辉耀承认，尽管新一波“海归潮”正在涌动，但目前回归中国的高端人才依然较少。自1978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外国输送留学生、学者共计162万人，然而至今他们当中只有49.7万人回国。目前留学生和学者的回国率不足30%，而留美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等高质量人才的回国率仅为8%。
目前“海归”主要集中于外企和大学以及科研院所，去国企、民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还不太多，政府官员中的“海归”只有10%左右。王辉耀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中国吸引海外人才在观念上和体制上还存在问题，大环境对吸引人才和人尽其才还不太有利。王辉耀指出，国家人才规划纲要将起引领性的作用，中国要实现人才培养的飞跃，还需要各地方、各部门打破陈规，跳出窠臼，营造有利于本土人才成长和海外人才回归的环境。
完成学业后选择去留是中国留学生所面临的共同难题。邓兵认为，许多80年代中期留美的中国学生选择了长期居留美国，由于离开故土已有20多年，对国内的快速发展变化缺乏亲身的体验和深切的了解，回国工作和创业均面临“逆向文化冲击”和重新适应的过程。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驻华高管的高薪工作机会逐渐减少且竞争更加激烈，而老一代留学生的回国就业竞争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急速下降。
相比之下，新一代的留学生年纪较小，对中国的发展变化更为了解，比老一代留学生更能切身感受到国内发展机会所在。新一代留学生许多人目的非常明确：出国就是为了攻读学位，镀完金后马上回国抢占机会。
也有不少新留学生选择在先在海外磨练自己，积累经验，伺机回国。伟来美之前曾在国内大企业工作，为了来美留学，他放弃了单位分房的机会。MBA毕业后，伟在世界银行短期工作，现在一家美国金融管理小公司工作。他说，公司虽小，但很锻炼人。伟希望自己更有本事、阅历更丰富后，回去直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
伟的一个朋友最近放弃了在美国不错的工作，斩钉截铁地回去了，因为他在一个大学得到了教授职位。伟说，如果国内的职位和待遇吸引人，很多人还是愿意回去，因为美国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有不稳定之感。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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