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新京报》2010年8月14日 作者：洪振快 原题为《隐性腐败非新品》
扼制信息腐败，与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去制定新规，还不如让信息公开透明，少垄断信息为好。
近段时间，人们似乎突然惊觉，一个腐败的新品种―――“隐性腐败”已经相当严重，需要制定新规去界定并出台惩处措施了。
据说，这种腐败方式是新近才发展起来的，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益规范，贪官的腐败方式被迫随之变化，因而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向隐蔽性较强的信息贿赂、期权贿赂等隐性腐败行为。
但是，如果对历史有所了解，那么就会发现，所谓的“隐性腐败”，其实也不是什么腐败的新品种，在历史上早就屡见不鲜了。以信息贿赂为例，清代官场早就谙熟此道了。
清人金安清就曾谈到信息贿赂：“京官以枢直为最华要，两书房特清华而已。嘉、道两朝领袖者至丰腴，每年得馈遗有至巨万者，不过通消息，示向背，未有公然雌黄人才于其长之前者。”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信息腐败在清代官场已是平常之事，已经算不上是什么腐败的新花样。嘉庆、道光时期，那些居权要部门的京官，因为具有信息优势，仅仅是“通消息，示向背”，即给其他官员透露一点信息，每年所获得的馈赠多的就可高达上万两银子。因为这些京城权要部门的官员除了“通消息，示向背”，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地帮其他人做什么事，因而显然属于“隐性腐败”；而他们每年所获的银子高达上万两，可见这种信息腐败已相当严重，并且官场上下都是心知肚明、见怪不怪的。
至于信息腐败的细节和技巧，一个与著名学者、《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晓岚）有关的案例颇能说明问题。
纪昀的女儿嫁给当时一个知名文人卢见曾的孙子，因此两家有姻亲关系。卢见曾曾经官任两淮盐运使，在这个富得流油的职位上，自然免不了要贪污受贿。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时候，两淮盐务发生重大危机，乾隆皇帝得知税银亏空严重，于是下旨严查，此前在两淮盐运使任上的官员都有贪污受贿嫌疑，成了重点查处对象，要抄家赔补亏空。
纪昀当时正在北京当官，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在南书房行走，自然知道了这个信息。为了给卢见曾报信，机智的纪昀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人给卢见曾送去一封信，信内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点盐和茶叶。卢见曾领会了其中的寓意，乃是“盐案事发，要查（茶）封”的意思。
于是，卢见曾赶紧转移家产。等到钦差上门，卢见曾家产“仅有钱数十千，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乾隆得报后大为恼火，说查封卢见曾家产的命令是六月二十五日发出的，而且这是秘密命令，“并未传钞”，“伊家何以早得风声，于十一、十八等日，豫先寄顿？”乾隆认为“其中情节，甚属可恶！岂有旨未到，而外人已知之理？”因此，他下令“必须严切究审，令将得自何处何人，实情供吐，不得任其稍涉含糊。如卢见曾坚执不吐，即应加以刑讯。”
在乾隆的严厉指令下，事情被查出，纪昀因此获罪，被流放乌鲁木齐。
纵观纪昀透露信息一案，假如不是当年的两淮盐案是牵涉整个官场的大案，乾隆十分关切，纪昀以“盐、茶”传递的信息可谓隐秘，很难会被发现。信息有时候关系个人命运，对官场人士来说，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愿意为其支付费用的。纪昀冒很大风险给卢见曾报信，只是因为两家是姻亲；假如没有这层关系，很显然卢见曾要为此支付大价钱。这就让人们明白，对中央政令具有信息优势的京官，“每年得馈遗有至巨万者”，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政治运作越是暗箱化，则信息越不公开透明，信息不对称也就越严重，越是有人愿意为了获取信息而支付费用；而信息的掌握常常按权力等级分布，权位越高，就拥有越多的垄断性信息，也就越有可能获取“信息费”，这种“信息费”类似寻租租金。
显然，权力越大，管得越多，权力越不受限制，信息越不公开透明，信息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要扼制信息腐败，与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去制定新规，界定什么是信息腐败，该如何惩处，还不如让信息公开透明，少垄断信息为好。而尤其重要的，是要把不该管的经济等社会生活领域还给社会，让权力的运行受到限制，使“隐性腐败”的空间尽可能减少。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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