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袁毅平，当年作为中国文联派遣的“四清”工作队的一员，于1964年到1965年间在山东兖州地区参加“四清”工作。他用随身携带的相机记录了“四清”运动的一些侧面。
作者系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60年代曾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
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然后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
1964年12月，中共西北局发出通报，批评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违法乱纪，组织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党支部书记马××的尸体进行批斗，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气氛。
“四不清”大队书记不认罪
新庄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1900多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家庭、1户中农家庭），干群关系十分紧张。
“四清”工作组共有7个人，组长仲××，是湟原县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6人，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其中一位是女学生），还有当地公社一位姓路的秘书、农林厅的一位方姓干部、驻军部队的沈排长。在下乡前，和所有“四清”工作队员一样，工作组7个人在西宁集中半个月时间，学习“四清”运动文件，听了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的动员报告。
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上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可支部书记马××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
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仲组长下令，把马××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不管使用什么手段。可是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仲组长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要亲自示范。他把马××叫来，要他交代罪行。马××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可不这么干，我家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流血不止，仲组长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
马××没有认罪，仲组长要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1964年11月19日，“四清”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活动。
大队书记要害被捏碎
诉苦的社员事先由工作组确定为6个人。先后有3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马步芳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社员反应平淡。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他还没有诉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
仲组长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苦吧。”
李秀英说：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饿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我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3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拼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从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就不想走了，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给大队干部上菜，离开伙房，赶紧溜进去，看到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尕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尕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尕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我差不多，放弃奸污我母女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馍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像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
李秀英看见马××跪在她跟前，突然蹲下身，手伸进马××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骚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惨叫一声，歪倒在地。（湟中县“四清”工作总团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发现，马××的睾丸碎了，无疑是李秀英在诉苦会上捏的。）
批斗尸体吓坏众人
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的场基旁边的一棵榆树上。
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集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
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但是，如何批斗呢？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
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排长）、小路（公社秘书），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沈排长找借口：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秘书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3个大学生随声附和。仲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2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
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1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
“把死不改悔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随着仲组长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出来（马××死后尸体一直放在大队羊圈里），将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两个喝过酒、脸色通红的扶尸体的人，一边一个站着，抓住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的尊容。
工作组计划批斗会开一个小时，四个人发言，每人15分钟。可前面两个人发言，每人只用了5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对着群众讲话。
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社员们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两个扶尸体的社员当晚发烧，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我在调查时问过他们，他俩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件事，仲组长找他们谈话，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他们是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由于多年没有白酒供应，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加上害怕，手脚哆嗦，所以就倒下了。
批斗尸体的场地从当天夜晚起，没有人敢从那里走；晚上社员家早早关门，工作组通知开会也不去。当地“四清”工作陷入停顿状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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