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在如今这个年代，中国人谈自己的道德问题，多少是一个让人尴尬的话题。在国外，饭店里大声说笑的大抵是中国游客，奢侈品商店中对服务员呵斥的也大多是中国人，在旅游景点不守规则的人也往往都是中国人。近年来，数量陡增的中国游客除了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丰厚的外汇，也在公共场所和游览景点催生了“请安静”、“不准摸”等一系列中文提醒语。当然，中国人也很彪悍，面对这种近似侮辱的提示语，通常都是以破口大骂的方式还击，以缓解心理上的不舒坦。

　　不过，老外看到的中国人的行为，显然不能代表中国人道德的全貌。要观察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既要从生活中去体察，又得在网上做出审视。先说方舟子被打的事吧，方舟子被打的那一天微博上震动了，不少博主要求北京警方迅速查明真相，还“打假英雄”一个公道。不过，也有不少幸灾乐祸的，这些人要么是对方舟子批判中医这一点不同意，要么吃过方舟子的亏，要么就是看他不顺眼。总之，此辈对方舟子被打一事的是非无甚兴趣，只对自己憎恨的人被打了感到舒爽。

　　方舟子被打了，那么唐骏呢?数月前的那场“学历门”风波，中国青年的偶像唐骏被方舟子从神坛上拉了下来，这一事件同时也直接导致了至少数百名名人在自己的资料上修改了自己的学历。不过，在这个诡异的国家，即使学历造假，唐骏的支持者虽有流失，但并未尽失。事发之后，部分粉丝反而更加坚定，口口声声“唐骏的能力都在了，学历的事还有什么好说的”。言外之意，只要有了财富和地位，学历不过是点缀品，不足为题。在这些人看来，物质上的成功可以掩盖过程中的不择手段或信口雌黄，“工具理性”被他们展现得淋漓尽致。

　　此刻的唐骏一定自感命贵，风波过后，不但毫发无损，反而看到了自己的“仇人”方舟子挨了别人一顿揍，岂不快哉。要是换做他曾经攻读过计算机博士的美国，学历造假这种严重的诚信问题可够他喝一壶的。如日中天的老虎伍兹因为一次车祸意外地爆出了自己的性丑闻，不但闹得家庭分裂，事业也饱受挫折。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老虎伍兹看到如今洋洋自得的唐骏，会不会生出“都怪我生错了国家”这样的感慨。

　　不过，唐骏并不是最幸运的，道长李一才是稳坐第一把交椅。作为骗子，李一虽不及历史上的许多人，但这这个时代至少也非等闲之辈。不过，他的如意算盘却充满着矛盾。因为没有神通，他只能依靠招摇撞骗提升知名度，甚至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这家伙在知名度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估计真的有了幻觉，把自己当神仙了。而他并不知道，媒体有时温顺如羊，但亦有时会凶恶如虎。春晚上的魔术高手刘谦，他的魔术已经播出，不到半小时即被网民破解。李一的雕虫小技，碰到信息如海的网络，更是连十几年前的“水下闭息”节目视频也被翻了出来。加之各路记者马不停蹄的挖掘，他的原型立刻毕露。然而，事实可以胜于雄辩，但事实却胜不过闭关。在某些势力的保护下，骗子李一一见事情败露，选择闭关了事。

　　接着说李一，作为宗教界的败类，李一通过不堪入目的手段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当上了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这不得不令人想起以少林寺为首的寺庙产业化，如今的大多数道观寺庙，灵不灵关键看你能捐多少。不少寺庙前前后后都是商铺，更有甚者，寺庙的下山通道直接就建在一个长条的店铺带中，下山必须经过这些商铺。而这些上山大捐特捐的人，非老板即官员，像李一的“三千弟子”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新兴的财富阶层。在物质上失去追求之后，他们在精神随即陷入了空虚，李一成为了他们的“救星”。不过，价值迷失的他们迷上了李一的巫术，注定只能从一个黑暗走向另一个黑暗。

　　大众舆论的种种乱象令人无奈，财富阶层普遍陷入价值迷失也非好事，而宗教界藏污纳垢更是让人失望。社会精神的中流砥柱知识文化界如何呢?先来看看学术界吧，“汪晖抄袭”一案的是非尚未判明，西安交大的退休教授举报本校博导剽窃一事又闹的沸沸扬扬。而就在近两年，不光一些不入流的大学造假案件频频爆出，像武大、浙大这样名校也是层出不穷。可悲的是，学术界的造假、抄袭情况实际上极为普遍，每一年爆出来的造假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除了学术界，媒体本身也急需反思。在这个虚假商品充斥我们眼球的时代，虚假新闻也是屡见不鲜。为了吸引读者，为了讨好商家，虚假新闻或者有偿新闻层出不穷，尤其是百变的娱乐界，我们真的无法相信到底谁和谁才是真的好了。

　　不过，媒体被诟病的显然不只是简单的发布假新闻，更有指责媒体通过扭曲事实本身，将报道的“权利”转换成攻击和诋毁敌人的“权力”。甚至，有个别媒体还借政治方面的东风，封杀与自己交恶的艺人。面对传播无比迅速的网络，再看看媒体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不禁令人战栗。

　　不过，媒体并非铁板一块，既有被政治权力所绑架的，也有被经济权力所绑架的，还有被社会责任所绑架的。譬如“挟尸要价”一案中，不少媒体对于要价方采取同情态度，倾向于把责任推给体制。同样的情况还表现在不少个体恐怖袭击事件上，媒体往往对肇事者网开一面，而对社会体制指责有加。在分析事件的原因是考虑社会结构因素实为必需，但如果忽略了个体守住道德底线的责任，恐怕就有被社会责任所绑架的嫌疑了。

　　如此看来，从普罗大众到精英阶层，从物质范畴到精神领域，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几乎处于同步。即使如宗教界和学术界这样本该有着高尚操守的地带，也随同这个时代的一起侧滑，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仔细探究这些年来的道德滑坡，既不乏大转型时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出现脱轨的必然，也包涵我们自身选择发展道路上存有的缪差。试想，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度过了西方数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我们的思想、行为、习惯有着深刻影响的话，那么，被压缩的三十年经济发展历程所制造的则是两个世纪的人之间的对话，这其中的碰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出生于40、50后的人，几乎经历了传统、工业、网络三个时代，他们与下一代之间的巨大沟壑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面对经济上如此迅猛的发展，科技上如此极速的更新，我们的体制却似乎能岿然不动。老祖宗马克思早就说过，有了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便足以使人杀人放火，在经济利益巨大的今天，如果我们的法治不能进一步规范，如果我们的监督不能施之有效，如果公平和正义不能被列为社会的核心价值，面对经济上的飞驰，整个社会困惑却会越来越多，国人的道德底线将会越退越后。

　　惟有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调整现阶段有失公平的利益格局，使大众和精英可以仰望同一片蓝天，整个社会的诉求才会趋于一致。在此前提下，大众内心的仇恨才会逐渐消失，财富精英的安全感则会逐步提升。而与此同时，学界的思想创造也应不断持续，道观和寺庙这样的宗教场所也理应恢复它的庄严和幽静，作为监督力量存在的媒体则应变得更为理智和自律。只有这样，我们的道德底线才能被真正坚守。（作者：王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