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苏方副团长说，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九年间中苏边界谈判共进行了15轮。
究竟什么叫“不可替代的专家”
北大毕业后，经过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和北外回炉进修，我于1973年3月进外交部工作。这是“文革”以来外交部第一次接纳大学毕业生，各级领导都很重视。
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为了在“反修”第一线进行锻炼，司里安排我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实习。代表团行政上属苏欧司，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还包括一些军方人员。团长是主管副外长，首席团员主持日常工作。
到代表团后，除了领导谈话外，许多老同志也都主动向我介绍情况，传授经验，我感到非常温暖亲切。从参加外事活动要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到如何打电话以及怎么坐车等，老同志们都一一指点，手把手地教我。有些细节看似小事，里面却有颇多学问。
开始出席对外活动时，我一般都提早5分钟到场。老同志马上提醒我，像这样的集体活动，至少要提前10分钟，不能让别人等。如是工作人员，还应更早一些，先检查一遍场地或车辆等有无问题，然后迎候首长。如果领导来晚了，不能直接催叫，要通过秘书；即使晚到了，也不能说迟到，而应向对方解释说，领导有急事耽搁了。
外出坐车时，我早到了，但不知该坐哪个位子。老同志告诉我，乘小轿车，应坐在前排司机旁的位子，后排右手的座位留给首长或年长的同事；如是大巴士，则应往后坐，前面的好位子留给别人，因为后头的位子容易颠簸。
有一次到中苏边境地区出差，我就因坐错位子而出了大洋相。我们乘坐的是吉普车，每次上车时，我都抢先坐到前排司机旁的座位。后来被同去的一位老同志发现，他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坐那个位子。我还争辩了一番，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原来越野车与小轿车不同，前排位子好，应是首长专座。刚巧，地方的同志一路上都叫我“首长”。尽管我一再解释，说自己不久前才到外交部工作，但他们还是称“那也是中央派来的”。
让我有点失望的是，当时领导分配我管资料档案，自己觉得是“大材小用”。原以为，到外交部就是当高翻。但当我参加了一次边界谈判之后，急着做翻译的愿望也就被抑制下来了。
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做记录，可我连对方发言的许多内容都没怎么听懂，总共也未记下几句。原来谈判翻译与我们在学校时的课堂翻译或实习对话，完全是两码事。不仅语速快，而且双方唇枪舌剑，对即席翻译的要求极高。我一下子服了，自己不是当翻译的料，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好高骛远，而要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从搞资料学起。
边界谈判的原始材料、地图、书籍很多，“文革”中又搬了几次家，后来都被杂乱地堆放在一个黑屋子里。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先进行了一番清理，然后把所有资料分门别类登记造册，贴上标签，并做了卡片索引。领导肯定了我的起步工作，要求再深入钻研，尽快成为中苏边界问题专家。
记得有一次，一位从驻苏联使馆回国休假的政务参赞来看望大家。他见我是新人，非常关心，还当场用俄语考了我一下。最后，他希望我成为一个“незаменимый эксперт”(不可替代的专家)。我不知道“эксперт”(专家)这个词，没听懂。他提示后，我请教说，专家不是叫“эксперт”吗？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乐呵呵地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究竟什么叫“不可替代”？怎样才能称得上“专家”？我反复琢磨了好几天，才有所感悟。这句话后来还成了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座右铭。
因工作态度问题而挨批
中苏边界问题，包括复杂的历史沿革，要搞清楚很不容易。至于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家，那更是难上加难。好在我手头已有大量珍贵的现成资料：为准备1964年的中苏边界谈判，许多老前辈花了很多心血，白手起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掘、编写了这批调研材料。
我将所有这些资料从头到尾认真研究消化，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对于有疑问的地方，就向老同志请教；还不齐全的，就到有关研究所和图书馆查找补充。对7600多公里长的中苏边界线走向，特别是东段黑龙江、乌苏里江数百个争议岛屿和西段新疆接壤的十几块争议地区，结合历史档案、条约规定、附图描绘、国际法论述以及水文地理资料等，进行全面分析比较，然后重新整理了有关论据，包括对我方有利和不利的两方面材料。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终于初步掌握了两国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症结所在。领导还特意组织全团进行边界业务学习，进行考核，由我主讲，老同志提问补台。
为尽快适应工作需要，每天下班后，我都留在办公室里补课学习，每晚都是10点钟离开办公室。一是把参加谈判时未听懂的内容重新回忆核对，将一些常用的专有名词和词组背熟；二是提前熟悉有关背景情况，并准备相应的材料；三是大量阅读俄罗斯文学原著，增厚俄文功底。
我们代表团有一个北京图书馆的特殊借书证，可以借阅“文革”中被视为“禁书”的外文书籍。利用工作之便，在查阅有关边界问题图书的同时，我借阅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俄文长篇小说。平均一个月一部，主要是泛读，提高阅读能力，扩大知识面。有一次，我看北图的工作人员不懂俄文，还趁机借了法国司汤达著的《红与黑》俄文译本。这部小说在当时更被看做是“毒草”，所以我平时把它锁在抽屉里，没人时再拿出来看。
为了培养我，领导不断给我加压。除了管理资料外，新增了办案业务，具体处理涉及边界历史等问题的文章、书籍及地图。后来，又让我担任谈判代表团的联络员，协助一位老同志负责对外联系。因为我最年轻，一有会议或出差机会，他总是带着我去见习。与此同时，上级对我工作上的要求十分严格，不容许有半点疏漏。
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因誊抄上呈文件字迹潦草，曾受到醍醐灌顶般的批评。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全然不知抄写文件的分量。我很快龙飞凤舞地抄好，也不核对，就交差了。领导没看完，就拍桌子大发雷霆：这样歪七扭八的，抄成什么玩意儿？不会写字，买本字帖练好后再抄！我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马上钻到地底下。
过了一会儿，他消了消气，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上呈周总理的文件，怎么能抄写得这样随意呢？接着，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总理办公室退回的文件。那是我们代表团的一位老同志用毛笔誊写的，非常工整，字也好看。上面用铅笔画了不少道道，而且每句后面都重新打了标点，包括原先错了的都改了过来。原来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批阅并随手留下的印记。总理日理万机，都能如此严谨细致，使我感慨万千。我赶紧拿回来重抄，一笔一画，抄了好几遍，才算得到认可过关。
这是我入外交部后第一次因工作态度问题而挨批，但也是最后一次。我从中体会到，不论做什么事，尤其搞外交，必须认真精心，一丝不苟。后来，我走上了领导岗位，还时时记着这个教训，并对青年现身说法，强调严师出高徒。
我说的这位领导，是已故的苏联东欧司司长马叙生。他是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首席团员，是我入门外交的启蒙老师。对人既要求严格，又关怀备至，包括个人生活上的小事，都乐于“传帮带”。他是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文质彬彬，平易真诚。我们都叫他老马，这里还有“老马识途”的含义。外交上他是一把老手，擅长策略运用，以坚韧的意志和个人魅力赢得对手的尊重。他严于律己，对工作精益求精，喜欢亲自动手，经常废寝忘食，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当年，无论苏欧司，还是整个外交部，都有一批像老马那样兢兢业业的“不可替代”的外交精英。他们都是在第一任外长周恩来总理言传身教之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忘我的奉献精神、过硬的外交才干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代代传承，形成了外交部特有的优良传统。
周总理向柯西金解释“争议地区”概念
1969年10月再启边界谈判的直接背景是，当年3月在中苏边境黑龙江省虎林地区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空前紧张。
9月11日，柯西金总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里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晤。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两国总理着重谈了缓和两国边境地区局势问题，并达成一些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协议。双方还赞同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后来常说的两国总理“谅解”。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没有料到，一谈就是9年，被称为“马拉松式谈判”。
在会谈中，中方强调，中苏关系的关键是边界问题，边界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边界问题解决前，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并提出了具体协议草案。
苏方不承认两国总理已就此问题达成谅解，拒绝讨论临时措施协议。后来，苏方作了妥协，同意进行讨论，并交换了几次方案。但因双方立场各异，怎么也谈不拢。双方分歧、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
两国总理会晤谈及边界问题时，双方多次使用过“争议地区”这一概念。柯西金曾问，什么叫争议地区？周恩来总理解释说，就是指边界上某些“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有分歧的地段，并用铅笔在纸上画了示意图。但是，在谈判中苏方矢口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争议地区”的概念是中国人发明的，实际上是向苏方提出了“先决条件”。中方则反驳说，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侵占或划去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并主张在归属争议解决前，双方应该维持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为此，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谈判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打破僵局，双方都做了一些努力。苏方建议用对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的地段”、“需要核定的地段”或“被争议的地区”等措辞来取代“争议地区”的概念，我方则以违背两国总理谅解为由未予接受；中方也提出过折中方案，建议采用双方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有争议的地区”的措辞，而对方要求去掉后半句，中方不同意。
苏方之所以不承认两国总理就争议地区问题达成的谅解，据说是因为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没有通过，认为柯西金由于不了解情况，上了周恩来的当。
周总理非常关心边界谈判的进程，从谈判方针到礼宾安排都亲自过问。谈判期间，凡遇重要情况，团长都直接向总理电话请示或书面报告。为推动谈判，周恩来总理向苏方传话，指出：争议地区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你们不承认，我们就达不成协议。苏方曾提出两国总理再次举行会晤的建议，我方以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尚未履行为由予以回绝。
双方因翻译问题打口水仗
1970年5月1日，北京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邀请了苏方谈判代表参加。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中方参与边界问题谈判的代表都是“重量级”人物，乔冠华、韩念龙、余湛副外长先后担任中方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他们都是经验丰富、才华出众的老一辈外交家，也是令对方敬畏的谈判高手。谈判桌上气氛紧张，双方发言针锋相对，用词也常常语惊四座。比如，针对苏联的无理与霸气，我方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威胁之下谈判吗？”等等。
苏方代表团团长先由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担任。他是一位资深职业外交官，50年代曾任驻华大使。后因库兹涅佐夫生病，团长改由伊利切夫副外长担任。
伊利切夫在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还是哲学博士，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喜欢咬文嚼字，让人不知所云。会谈中，他总是眯着眼睛，悉心捕捉中方每一句话后面的含义。有时脸涨得通红，耸耸肩膀，摊开双手，做无奈状。回应中方的观点时，他立场强硬，惯于指责中方“拖延”、“封杀”谈判；爱说这是“聋子对话”，应该“相向而行”；偶尔也冒出句俏皮话，如说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讽刺中方所提的新建议是“大山生出了一只小耗子”(意为雷声大雨点小)。他烟瘾很大，有时会谈的时间长了，就说“能歇一下抽支烟吗？”
伊利切夫的副手是苏联边防部队的一位将军，谈判时很少说话。他常驻北京，下榻在苏联驻华大使馆。
两国边界谈判在台基厂头条3号外交部宾馆举行。除了正式会谈，平时双方通过联络员保持着各种级别的联系。作为东道主，我们经常为对方组织一些游览活动，去北戴河休养以及外地旅行。在非正式场合，双方都相敬如宾，谈笑风生，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包括澄清谈判中的“误会”，或者传递某些信息。
记得在学校上翻译课时，老师曾讲过，翻译要注意用词准确，否则有可能闹出政治问题，并举了中苏两党往来信函中发生的一个实例。1964年，中共中央在致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中，要求苏共中央将最近致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中共。其中“要求”一词，我方译成“эксперт”。苏共领导看后勃然大怒，当即复信，指责中方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并质问道：这是根据什么权利？难道有谁会认真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中方在复函中，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中文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样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那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那封信件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просить)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
这是一个多么经典的例子啊！这说明翻译用词表达不仅重要，而且有时也十分敏感。当然，苏方之所以小题大做，主要与两党关系恶化有关。但有时翻译不准或欠妥，确实可以起到某种火上浇油的作用。
在两国边界谈判中，有时因翻译问题，双方打口水仗，甚至大吵一场。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中方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认为，这是把他们比喻成什么“虫子”，是“污蔑”，说中方竟然会认为苏方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当时听老同志讲到这些情况后，觉得匪夷所思，而这次亲历谈判现场倒使我有机会亲身领教。
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伊利切夫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болезненная реакция”(过分反应)。苏方翻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对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伊利切夫感到莫名其妙，不得不宣布休会。
还有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又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把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现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鉴此，中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从上述点滴花絮不难看出，中苏之间的这场谈判，不仅时间拖得长，而且争论的热度也异乎寻常，是不折不扣的“文斗”。
苏方团长应付记者的一句套话
苏方对边界谈判只在北京举行颇有意见。先是婉转地表示，对中方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款待非常感谢，希望也有机会在莫斯科接待中方代表团。中方没有接茬儿。后来，对方又正式提出，要求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谈判。中方以两国总理当时谈定在北京进行边界谈判为由予以婉拒。直至1978年，两国边界谈判的地点一直未变。
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6月27日，中苏边界谈判共进行了15轮，召开全体会议40次，团长会见156次。谈判前期，双方开会的频率较高，一连会谈好几个月；到后期，双方谈判的间歇越来越久，最长的一次休会达1年7个月，真成了“没有谈判的谈判”。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双方还都表示，要在下一轮谈判中继续进行讨论。但实际上，从此也就不了了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
尽管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和领土归属问题，但谈判开始以后，两国间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比以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经贸关系等也有所发展。另一个效应是，中苏之间一宣布举行谈判，美方也急欲与我国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
“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是苏方团长从莫斯科来北京参加边界谈判时，每次对付在机场迎候的外国记者的一句套话。但细细推敲，似也不无道理。
在评价双方谈判结果时，伊利切夫还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在一次宴会上，他先说了前半句“наш труд пропал”(意思是我们的工作徒劳了)，然后故意打住。怎么回事？大家都面面相觑。接着，他加重语气，慢吞吞地补了后半句“не даром”(不是白白的)，逗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
从此之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这句话也就成了双方边界谈判人员的口头禅。
本版文章选自周晓沛大使新近完成的书稿《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该书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供图/周晓沛
本文作者周晓沛
浙江乐清人，1945年生。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71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进修。1973年起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参赞，东欧中亚司副司长、司长，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大使。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等。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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