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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富不仁与劫富济贫:别怪中国富人不肯捐钱(图)

www.sinoca.com 2010-09-10 网易

　　为号召全世界富豪捐出一半资产用于慈善事业，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号计划今年9月底访问中国并游说富人捐款。而在2010年，中国的亿万富豪总人数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当代中国富人对慈善的贡献却与这个排名相去甚远。事实上，中国富豪对慈善的淡漠，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化差异或者为富不仁。

　　中国富人做慈善是“被遗失”的传统

　　无论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财富是馈赠，慈善是责任”的文化心态，还是中国古代“人饥己饥”的劝导，不同程度的慈善文化和传统都存在于每一个人类文明之中。事实上，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富人也有着大量并且成功的慈善实践。
　　

著名的“丰海义庄”
　　

清末资本家叶澄衷的叶氏义庄。

　　“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思想古已有之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基于重民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较为流行，历代统治者无论是作为仁政的一个表现，或者为了钓取仁义君主的虚誉，大都注意对鳏寡孤独残疾贫病之人予以救助。而佛教传入以后，基于佛教的慈悲观念、善恶报应思想及其延伸福田思想，在南北朝及唐宋时代，先后出现了“六疾馆”、“孤独园”、“悲田养病坊”及福田院等慈善机构。而在《战国•孟子•离娄下•第二十九章》中曾提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思想事实上得到了穷人富人的认可，而以上诸方面构成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明朝官府为打消善款被贪污顾虑，鼓励乡绅自发救济

　　早在明朝时期，官府为了打消绅民善款被官吏贪污的顾虑，避免影响绅民开展救灾的积极性，往往都会授意民间社会自行开展救济活动，即由当时素有威望的士绅来董理赈务，不假胥吏之手。比如，明崇祯三年（1630年），江浙等地发生饥荒，在嘉善，民间的慈善救济就由本地的著名绅士陈龙正主持，嘉善共有20个区，他就组织乡民，每区推选一名深孚众望的乡绅主持救荒活动。为了让赈款的使用透明，当时还会刊刻“征信录”（一种记录经费来源和实用情况的会计册），以昭天下。而在清代道光三年（1823年）江南水灾，江苏的大吏就明确指示，“举公正绅董，自为经理，不假吏胥之手”。

　　清朝苏州府曾有慈善义仓179家，求医送葬上学无钱者均可获助

　　明清是中国古代慈善制度日趋完备的时期，也是民间慈善真正组织化、制度化的时期。这体现在当时义仓的大量兴起，义仓最初出现于隋代，发端于官府的仓储制度，是官府为应对不时之需设立的常备粮仓，随后演变为地方乡绅的宗族救助机构。在明清时期，面向全社会的义仓慈善制度发展完善。由民间集资建设、由地方绅富管理、救济所有灾民的义仓大量出现，并且成为常备仓储。以义仓最为发达的苏州府为例，从宋至清，苏州府共有义仓179家。救济内容除了灾荒的救济外，也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无钱求医送葬者，婚丧嫁娶无力承担者，以及失业在家，或者求学缺乏费用者，都可以获得救济。其中代表性就是苏州的丰豫义庄。丰豫义仓是乡绅潘曾沂于道光七年(1827年)在他的家乡苏州，“罄其田二十有五顷”建成的，以备里中荒年平粜及诸善举之用。

　　民国“慈善总理”熊希龄捐出全部家产，办孤儿院设施超美国

　　进入民国后，富豪做慈善被发扬光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的慈善事业曾经达到过一个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可的高度。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大富豪熊希龄曾被称为现代中国的“慈善之父”、民国“慈善总理”。其先后主持了顺直救灾、北五省救灾、湖南义赈等一系列大型灾赈活动。尤其以1917年的顺直救灾最为著名，在此次赈灾活动中，熊希龄凭个人威望向全国发出“为天津灾民请赈电”，率先捐款。并凭借个人抵押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顺直救灾结束后，有二百多灾童无人认领。熊希龄决定在香山设立慈幼院。香山慈幼院规模最大时在院儿童达到二千人。慈幼院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不仅收容儿童并且提供优质教育。在熊希龄的努力下，香山慈幼院师资力量与教学设备堪称一流，甚至超过美国同类机构。1932年，他更将全部家产捐献给救助儿童的慈善事业。

　　如今中国富人为何不捐钱？

　　对比当下慈善事业举步维艰的现状，人们更喜欢将矛头指向富豪们缺乏与其拥有的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感。的确，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富人的慈善贡献不可同日而语。但与古代、近现代中国本身相比，当下富人的贡献也相差很远，这究竟是哪出了问题？
　　

如果社会上升的途径得到制度保障，那么财富对于个人作用就会大大降低。
　　

财富巨子没有理由不担心今天还捧在手中的财富，明日还会不会继续在自己手里。

　　社会不公平会强化人对财富的占有欲

　　事实上，一个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的发展同这个社会的制度环境息息相关，而富人是否热衷做慈善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社会结构最核心的要素是公平与公正性，公平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淡化人对财富过分强烈的占有欲，也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凭自身的能力获得与其能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并有尊严地生活。

　　制度不能提供有效保障，钱成为最大的保障

　　如果社会上升的途径得到制度保障，那么财富对于个人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对拥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家庭来说，只要子女获得良好的教育，父母也不必担心子女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无法获得良好的社会地位。在此前提下，巨额遗产对于子女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相反，在中国，无论富豪们还是普通工薪阶层，更愿意将巨额财富留给子女，往往是他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心不足，对未来无法把握。这样，留给子女的财富就成为对子女的一种有效保障和安慰。他们未必不知道过多的财富容易使子女丧失奋斗的动力，但权衡利弊，财富的保障往往更有现实意义。

　　慈善需建立在对财富的绝对拥有上，无恒产也无恒心

　　在另一个层面上，对私有财产权的有效保护，也是对富人们捐献资产的一种承诺和鼓励。恰如中国古语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指的是稳定的物质基础，而“恒心”则是指稳定的精神诉求。人向善的美德，皆与拥有“恒产”这一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有关。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公众创造财富的智慧和热情。只有富人能够后顾无忧的绝对保有并支配自己的财产，大量巨额的财富捐献才会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国家由于私有财产得到强力保护，从而在客观上为其慈善与公益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制度条件。

　　有安全感有保障，富人慈善才会成为可能

　　据《南方周末》此前对中国新富阶层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富人认为巨额财富给自己带来的是“不安全感”和“烦恼”。在这其中，不排除有的富人财富来源不合法所带来的不安，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财富的不稳定性。

　　事实上，当下现实环境往往给人这样的印象：政策说你是合法，非法也合法；政策说你是非法，合法也非法。一纸政策让一个人腰缠万贯，一纸政策也能瞬间让一个富人一贫如洗。摸着石头过河的政府决策也尚未摆脱“朝三暮四”的局面，政策不确定性给新富阶层造成的影响至今未彻底消除。因此财富巨子没有理由不担心今天还捧在手中的财富，明日还会不会继续在自己手里。富人对自己的财产没有绝对的拥有权，就不可能有安全感，那么继续保有财富成为富人被迫的第一选择，盖茨巴菲特式的千金散尽自然退居其次。（据人民网，21世纪经济报道）

　　当一个社会对“杀富济贫”的暴力流氓逻辑还在推崇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对私有财产的态度还朝三暮四时，如何使富有阶层对这个社会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谁又敢像比尔盖茨巴菲特那样千金散尽？在一个千金散尽回不来的社会环境下，无论贫富，大多数人都会优先选择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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