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在退出官场之后说：“过去，我们当两面派，二重人格，开会发言时，都自觉掌握分寸，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到什么程度，都很有技巧。现在我老了，也该说说真话了。我有首诗：‘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我们一辈子都套着精神枷锁，现在该把它丢了。”
作者：章立凡
9月1日晨，北京八宝山兰厅。300多人齐聚于此，为六天前辞世的一位老人默默送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来与逝者谢韬素昧平生，此时却专程前来辞别。
谢韬是四川自贡人，原名谢道炉。其祖父一代是福建龙岩人，参加过太平军，随石达开部进入四川。谢韬出生时，家道小康，四岁多开始读私塾。抗日战争爆发，初中三年级的谢韬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自贡市学生救亡工作团，是为参加革命活动的起步。1939年考入内迁成都的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原钟情化学，后因投身抗日、反对专制、改造社会之理想，入社会学系，其间曾参加地下学运。
毕业后谢韬到重庆，在《新华日报》做记者，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抵延安，在新华社总社做编辑。1948年，为了给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更多的干部，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成立，吴玉章任校长。此时谢韬服从组织分配转行，边学边教，担负起马列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任务。1949年后华北大学迁往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谢韬任教授，并担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负责人。
在重庆做记者期间，谢韬访问过许多民主派人士，其中也包括胡风。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谢韬因提议胡风上书并为其鸣不平，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结果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身陷“文字狱”。他本已经由毛泽东批示逮捕，旋因吴玉章的保护，先后被圈禁在吴宅和人大宿舍隔离审查，1960年才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
富于戏剧性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中共党籍一直未被开除，而狱中分派工作，是给过去的敌人――国民党“战犯”讲授马列主义。1965年，被宣布“免于刑事起诉”出狱时，谢韬已从一名照本宣科的马列教员，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素的学者。他被安置到老家四川自贡市工作，一年后“文革”爆发，他再度经历磨难。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熬过十年牢狱和十年浩劫的谢韬，终于等来了平反。他回到了北京，1979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任哲学编辑室主任。一天，他在社科院附近遇到多年前从陕北到河北同行的杨述，对方头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呀！”第二句是“你受了不少苦！”惊喜中饱含着昔日命运的感叹与苦涩。
胡风集团冤案平反昭雪后，谢韬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1982年底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任副校长兼任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他撰写有《论墨子哲学思想》《西藏宗教问题史略》等论著。
个人与社会的不幸，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长期深入的研究思考，并于垂暮之年厚积薄发。2007年春，86岁的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旋即成为21世纪初中国理论界最具争议的人物。他指出，“二战”后世界上曾存在三种制度模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暴力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谢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民众富裕、官员廉洁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欧盟及北欧国家获得了巨大成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和谐社会模式。
这些观点在中国思想界犹如投下重磅炸弹，并演变成一场各派观点的大论战。在中国社会转型及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进程中，谢韬提供了一种走出执政理论与现实相悖困境的途径，并把握住两条底线：一是执政党在理论上固守的“社会主义道路”信条，二是作为老党员力保本党执政地位的“耿耿救党之心”。
与许多“老革命”一样，谢韬的“两头真”也体现在退出官场之后。他自明心迹说：“过去，我们当两面派，二重人格，开会发言时，都自觉掌握分寸，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到什么程度，都很有技巧。现在我老了，也该说说真话了。我有首诗：‘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我们一辈子都套着精神枷锁，现在该把它丢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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