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特区再次给中国带来观念冲击

　　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对一个城市而言，如果这个城市的主人有创造的激情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却足以铸就其品质奠定其精神。30年前，一个人口和资源都非常匮乏、默默无闻的小渔村被赋予了这种使命，现在，它已成长为举世闻名的现代化都市，在国际经济版图上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创造了人类自工业文明以来城市化的奇迹。这个城市就是深圳。

　　今年是深圳等第一批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各种庆祝、纪念活动相继展开。作为“敢闯敢试”的代表，特区理当收获这份尊荣。但庆祝和纪念并不意味着福至名归后的坐享功劳，而是总结经验后的再次出发。

　　特区30年的实践留下了巨大的财富，这种财富既是有形的可以统计的，包括G DP、高楼大厦、高新技术产业等，也包括以“深圳速度”为标志的特区精神，和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名言里体现的新的价值观。而众所周知，作为“窗口”的特区，一直是中国其他城市观照自己、了解世界的媒介。在多数中国人看来，特区能走到哪里，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能走到哪里。那么现在特区的高速发展之路，对中国的其他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易言之，特区的发展模式中蕴藏着什么样的普遍性的启示？

　　诚如有评论者所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充分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类似的“证明”完全可以继续罗列下去。比如我们认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证明”就是，证明了民众发展自己的迫切愿望和潜伏的惊人能量。历史地看，经济特区建立之初，的确在资本、劳动力以及土地开发等方面获得了一些优惠政策，但这种政策上的优惠只是发展的一个外因，只有人的因素才是特区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纪念特区30年，首先当然应该纪念改革之路上的引领者，没有思想的闪电的射入，就不会有今天的特区。同时我们还不应忽略那些过去被视为“淘金者”的普通民众的贡献，是他们看到了一个小小松绑所蕴涵的伟大意义，是他们敏锐地抓住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契机，并进而改变了一个城市的轨迹。

　　特区30年，人们习惯于给这种路径冠以“敢为人先”、“前无古人”等称号，这是纵向观察的自然结果，而如果横向地看，应该承认，特区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一种“面向世界”的改革，遵循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既定逻辑。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特区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既是以往特区成功的经验，也是未来发展仍须坚持的方向。

　　走过30年的特区几乎无一例外地遇到了发展的困惑，即“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对此，前广东省委书记、曾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吴南生，最近有深刻的分析，他说：“我们过去办特区，是跟极左的思想斗，跟僵化的意识形态斗；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博弈错综复杂，最大阻力就是利益集团。”“跟僵化的意识形态斗”相对容易，只要不争论多实干，干出成绩，自然让人心悦诚服，而当阻力来自实实在在的利益集团时，改革能否启动本身就已成为了一个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认为，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是导致国家衰弱的重要原因，这种视角自可商榷，但至少提醒我们，应该努力避免公共政策为各种分利集团所绑架。

　　深圳特区的决策者们早已注意到了“创新精神弱化”的问题，并拿出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民社会”等应对办法。前者意在政府限权，后者意在对社会放权，一“限”一“放”之间，特区未来改革的途径已经相当清晰。但需要注意的是，“改革”是一个动词，而且永远是现在进行时态，而不满足于坐而论道正是特区风格之所在。

　　曾几何时，深圳等特区的一些先行先试的动作轰动全国，无论是率先打破“铁饭碗”，还是首次实行工程招标，成立国内第一家证券公司，其引发的巨大思想震荡注定会进入中国人的观念史。什么时候，特区再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观念冲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