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个孩子到美国
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修正案第一款即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们所居住州的公民。”
140余年后，因为这条修正案的鼓励，一些年轻夫妇从中国内地出发，选择把腹中的生命诞在地球彼端的土地上。
他们希望用人力改变“天意”，让这个拥有美国护照的孩子，从来到世间那一刻起，便有机会享有美国的优质教育、福利与居住环境；与此同时，一个为之服务的赴美生子产业链也逐渐发展起来。在不乏“灰色”与投机的色彩下，中国父母和商家们各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但让人深思的是，在移民热的背景下，“赴美生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国公民对其所属国家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的评价，当现实让他们无可奈何时，他们选择了“用脚投票”。
制造“美国人”
在一些赴美生子的家庭眼中，这是一项“回报率比抢银行还高”的投资行动。他们希望尽自己所能来改变孩子的命运，让他们的孩子在出生时便站在最优的“起跑线”上。
“我是济南人，也是美国人”，两岁半的聪聪已经学会了这样介绍自己。聪聪的母亲王静曾是一位妇产科医生，2007年末利用一张商务签证去了美国。这项耗时三个月、花费近20万的“投资”，回报给她的是一个拥有美国护照的儿子。
“当然，对于济南人和美国人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聪聪还不知道。”王静说。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由代办赴美生子业务的服务商们归纳的：成为美国人，能享受180多个邦交国入境免签证、享受美国13年义务教育、进入美国大学学费节省上百万人民币、享有各项社会福利措施、住低价高品质的老人公寓，甚至在其他国家政局动荡时，即使航空封锁亦享有优先搭机离开的权利??总之，“投资回报率简直比抢银行还高”。
1868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不论其父母的种族以及是否拥有合法身份，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受此“落地公民权”吸引，有业内人士统计，最近两年，每年约有四五百位中国大陆妈妈持旅行或商务签证赴美，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月子中心生下她们的美国孩子，婴儿满月后再带回国内抚养，完成她们的“生产之旅”。 条条理由选美国
“咔嚓”一声，2B铅笔的笔芯断了，可答题卡还没有涂满；作文在写最后一段，可是题目总是想修改，手忙脚乱中，教室铃声骤然响起――这是时常惊醒上海姑娘李琳的噩梦，那是高考的“苦难岁月”长久留下的“遗产”。如今已经30岁的李琳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做财务工作，尽管已经离开校园多年，却仍然摆脱不掉那些阴影：“我是被国内的教育制度折腾得死去活来了。”
三个星期前，她不经意间看到报纸上有到美国生子的服务信息，立刻决定要成为一名实践者。她详细列好了自己的计划：为不让公司知道，她准备以别的理由获得公司开具的在职证明，以申请签证；怀孕后，再托医院关系向公司获得至少三个月的病假许可，前往美国生产。
当然，这其中的可变因素仍然很多。 她担心家里的活动资金可能不够，“中介说的两万美金应该不够，得再存几个月钱准备三万美金才行”；她只去过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担心签证被拒；她还在苦苦寻觅性价比较高的月子中心，“毕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生孩子”。
不过，这些困难在“以留学生身份就读国内高校、以美国人身份进入美国知名大学”的诱惑下，似乎不值一提，“想到孩子可别走咱的老路，能让他轻松一点是一点，我就觉得这折腾得值。”
一切为了“孩子”，尤其是，当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将会成为家里老二的时候。
同样住在上海的陈馨本来从未想过“一胎制”有什么不妥。她受着“计划生育”的教育长大：小学课本上就讲，我国地大物博，人均资源占有量却总是世界倒数；春节晚会，她也会看着“超生游击队”发笑。然而，当她知道第二个孩子已经孕育时，事情却不一样了。“如果没有一胎制的政策，我会希望有两个孩子，我很期盼两个孩子在家打闹嬉戏，长大后也能有个相互扶持。”她说。
陈馨试想过很多可能性。怀孕时得避开居委会的耳目，是担惊受怕地在家待产，还是躲回乡下老家去？生了之后要罚款，根据《上海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若干规定》，将按夫妻双方实际年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反正要罚款，不如拿了这笔钱去国外生”，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老公很快做了决定，“既然国内不能要这个小孩，我们就把他(她)生到美国去。”
更好的教育、“合理合法”的二胎，是众多赴美生子妈妈们的首要考虑，而其他理由则不一而足。聪聪的妈妈王静，曾在国内一家大型医院妇产科工作。因为床位紧张，只有临近生产状态的孕妇才会被送到待产室，“反正脱光了，有时候给你盖床被单，有时这都没有。很多家属就在外面等着，就这么从人堆里推过去了，让我感觉挺没尊严的。”王静至今仍有心理阴影。
还有的准妈妈只是“灵机一动”，比如公司恰好派去美国商务出差；或是赴美求学、培训交流。更有出人意料的理由――“可以逃离婆婆老人家的魔掌”。有妈妈在网上留言说，“免得老公在家"里外不是人"，免得为婆婆一知半解的月子知识而吵架，让坐月子就像在作战一样”。
精英妈妈群
2007年末，怀孕七个多月的王静终于站在温暖的加州阳光下。从签证到飞行、再到入关，整个过程是严格按照中介的嘱咐进行的：确定怀孕后立刻预约面谈，避免签证官看出迹象；最晚临产两个月前动身赴美(如果肚子太大还得提前)；入关时穿深色上衣，手臂上最好再披一件外套遮挡：在真正踏上美国国土前，“生孩子”还是准妈妈们必须千方百计隐瞒的秘密。
一旦跨过这个难关，便有月子中心派来的专车在机场迎候，妈妈入住后甚至可能有个小小的欢迎会：“生孩子”又立刻变得天经地义、正大光明。
月子中心在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均有分布，以洛杉矶地区最为集中。它最早专供移居美国的当地台湾人坐月子，后来才渐渐接待从台湾本土、从大陆来美国生孩子的妈妈们，提供食宿、交通、联系医院、代办证件等全套服务。
王静入住的，便是由一位四川人开办的、第一批成立的月子中心。每天早八点起床、晚十点睡觉，每周一三五产检，二四去附近语言学校上课。一周还有三次外出购物的美妙时光，日子舒适得“就像回到住在宿舍的大学时代一样”。
不过，她们的居住条件远非大学宿舍可比。王静所住的、带有独立卫生间的小套雅房，与另一位准妈妈共用客厅、阳台与厨房，每月租金是两万元人民币。如果是坐月子，还要加收一万八千元。
在国内，王静做的是外贸生意。未婚的她向签证官出示的资产包括，一套60平方的房子、一辆十二万的福特汽车、二十多万存款以及相同金额的年收入证明。
在那些去美国的内地妈妈中，王静的经济状况似乎只能算这个群体的“下限”。一些妈妈去奢侈品打折店，一次便刷掉六七万人民币；买的婴儿奶粉、衣服、家具，不得不租用集装箱运回国内；还有的妈妈，生完孩子出了医院，直接让司机拉到拉斯韦加斯，在赌场里一天就可以输掉几十万人民币，“有很多人真的非常有钱，很难想象”。
一家洛杉矶月子中心的老板Andy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些财力充实的妈妈们，大部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省会城市，她们大多出生于1975至1985年间，“三成左右有出国或留学经历，二成英文流利”。
“大多是企业老板、外企主管、政商名流、医生、律师、会计师、教授等等。”在国内最早从事赴美生子中介服务的赵玲玲表示，能够有意愿、有条件且能成行的父母，在广大的人口基数中，“还是少数富裕父母中的少数人”。
不靠谱的月子中心
尽管“收益”可能颇丰，但“生产之旅”绝非坦途。从签证时的小心忐忑、长达15个小时的飞行，到入关时的惴惴不安，再到月子中心的选择与居住，包括在医院生产的过程，对孕妇来说，时刻都可能遇到危机。
在洛杉矶，月子中心的服务质量直接取决于老板。有的老板会在超市买五六种新鲜水果混搭，但有的则只会拣减价处理的劣质苹果；有的老板允诺远途购物，说到做到，但有的总是忘记在约定的时间将准妈妈们接回来。“最严重的一次，一家月子中心让两个准妈妈在大冬天里等了两个小时，回来之后妈妈气得不行，第二天竟然全部提前生产了。”
王静讲诉她朋友的遭遇。
除了近30家月子中心，洛杉矶地区还有大量“民宿”提供待产及坐月子服务。在这类收费较低的地方，孕妇一般与老板合住在一幢别墅里，有可能需要自己做饭，或是与其他普通房客混居，居住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然而，无论是月子中心，还是民宿，其实没有一家得到政府商业注册，因为美国文化中没有“月子”一说。只被华人认可的月子中心，只以家庭式或私人经营的模式默默存在着。一旦发生纠纷，人生地不熟的孕妇们常常处于弱势一方。
“这里没有合同上规定的24小时专业人员护理宝宝，他们不管有几个孩子都只会请一个内地过来打工的农村老太太来看孩子。饭菜慢慢由四个变三个、两个，品种天天老三样，食物永远是不新鲜的带着变质的味道，没有合同上承诺的点心和果汁。水果篮里或干脆啥也没有，或有时会放几个酸得让人腮痛的长得歪瓜劣枣的 99美分店买来的桃或柚子??”一篇发布在网上的《逃离狼窝月子中心》里记载，当老板在41摄氏度高温的天气下仍然不愿意打开空调时，三位内地孕妇最终联合斗争搬进了其他月子中心，而代价却是各自交纳“违约金”，住的时间越长，交纳的违约金越多。
收益很远 麻烦很近
经过一系列轰轰烈烈、煞费苦心的改写“天意”行动后，主角终于降生到这个星球上。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何为他乡何为故乡，这些让他(她)父母们挠头的问题，对这个新生命而言，暂时全无意义。
穿越大洋的“生子链”
赴美生子催生了一条搭扣在地球两端的“产业”链条，行走其上的人们，无论是期待新生命的家庭还是如火如荼的“淘金客”，都难掩身上的灰色和对未来的惴惴心绪
8月22日，在北京朝阳区一栋公寓房里，一个推介赴美生子的小型宣讲会正在进行着。“听讲”的是20余位从北京各处赶来的年轻夫妇。
主讲人张继仁是最早从事赴美生子业务的服务商之一。此次，受国内中介机构邀请，分别到上海和北京为有意向的夫妇提供咨询。
“中国大陆用一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台湾六七年的路。”面对那些年轻的夫妇，
邀请张继仁前来的某中介机构北京代表左冰感慨道。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如今，赴美生子已经有了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条，并且，“这个行业已竞争得越来越激烈”。
台湾“先行者”
早在二三十年前，一些台湾居民因躲避兵役等原因移民美国，聚居于洛杉矶一带。之后，为台湾妈妈服务的月子民宿应运而生。当民宿老板有单独的住所、不再与孕妇混居时，月子中心也开始正式出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亲戚家生，九十年代在民宿里生，十年前才在月子中心里生。”张继仁总结在美华人的生育历程。
七年前，张继仁陪同妻子在洛杉矶生子，当时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不超过七家，且大多由移民公司代办，费用高昂。准妈妈们聚居在别墅里，饮食搭配、外出行程、保姆聘用等由老板随兴而定，品质良莠不齐。即便如此，仍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准妈妈们到此生产，从而迎来第一拨华人赴美生子高潮。
消费群增长刺激了月子中心的完善，在张继仁等 台湾“先行者”们的打拼下，月子中心开始走上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外出行程和餐饮标准有规可循，婴儿房开始采用从台湾海运去的医用看护床，接送车辆也从普通家轿改为豪华小巴。
然而，这一切还与大陆的准妈妈们无关。七年前，张继仁在洛杉矶所有月子中心见到的大陆妈妈，“全部找一找，不到10个”。
张所不了解的是，那一年正是港澳自由行放开，一些大陆准妈妈们踏上了赴港生子之路。
“吃螃蟹”的大陆客
2004年，原本从事演艺事业的四川女孩王璐受美国亲戚指点，开始洛杉矶的“生产之旅”。寻找月子中心，她用的是土办法――带着行李挨家挨户去考察挑选。最后，她住进了洛杉矶一家最早由大陆人开设的月子中心，老板娘Wendy同为四川人。
此前媒体报道较多的台湾夫妇赵玲玲及丈夫周先生，则是在王璐之后赴美生子，也住在这家月子中心。
之后，王璐与赵玲玲回到内地，成为大陆第一批赴美生子的服务商。与台湾服务商一样，每介绍一位客人，她们可以从月子中心得到约500美金的酬劳。
缓慢提升的业务量，在2006年迎来曙光。那年4月，美国驻华使馆宣布，中国公民可以以旅游目的申请赴美签证。
“开放签证其实是整个赴美生子链条中最关键的一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美籍华人子说。当时她已有10年的签证办理经验。一天，一位咨询签证事宜的大陆准妈妈找到子。“(她)想办旅游签证，又说想多呆一阵子，然后又说能不能帮忙安排车。”这位准妈妈的吞吞吐吐让子最后才明白，“原来是要去月子中心啊”。
嗅到这一商机，凭借着在洛杉矶居住的便利，子从2007年起成为全职中介。“当他们把孩子生到美国，他们真的很感激你，觉得很值。”不过，通过各种私人渠道得知“赴美生子”的富裕国人，起初仍充满疑惑。子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们不是拐卖人口的吧？不会一到美国就绑架，你们再要赎金吧？”
趁“需与虚”而入
2007年，洛杉矶地区的月子中心已发展到35家左右，基本都由台湾人经营。对台湾孕妇的收费稳定在一万美金左右(一个月待产一个月坐月子)。其中，生产费用尤为优惠。洛杉矶部分私立医院及华人医生收取的费用顺产仅为约4000美金、剖腹产约8000美金。被剥去暴利泡沫的台湾赴美生子产业，在2007 年底金融危机前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由于台湾妈妈来源充裕，即便当时有个别来自内地的准妈妈希望入住，一些月子中心也不愿意接待。
内地妈妈要吃土豆，台湾老板却买回了一袋花生(台湾人习惯将花生叫做土豆)，这样的文化差异还是小事，不关水龙头、开着窗户吹空调、护工未能及时应答便大发脾气、将公共取用的水果拿到房间却又任其腐烂等不良习惯，常使月子中心的其他人侧目。内地部分准妈妈的“不良习惯”还包括：相互打听收入与职业、成群结伙地孤立某一位妈妈等。
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准妈妈赴美数量锐减，月子中心不再拒绝大陆客源。失去稳定客源的月子中心也开始打起了价格战。危机中，月子中心倒闭一半，余下的削减规模，苦苦支撑。
那时，大陆妈妈数量持续增长，占到月子中心全部客源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国内，随着陆续回来的妈妈们开设博客、或是为亲朋好友咨询代办，“中介”群体持续壮大。加上赴港生子政策收缩、国内媒体开始报道等因素，2009年，中国大陆赴美生子终于迎来井喷之势。
在“灰色”中行进
三年前，为激发中介积极性，有月子中心广发邀请帖，主动将每介绍一位客户的酬劳由500美金提高至800美金，很快又涨到1000美金。同时，一些月子中心的老板开始培养“顾问”(指不按人头、而是同时收取多家月子中心固定服务费用的中介)，自行拓展行销渠道。到2009年，大陆地区从事赴美生子的中介机构与个人增至上百个。主要分为三类：由美国月子中心老板直接注资的公司；同时为多家月子中心服务的专业中介公司；个人。
众多中介，品质不一。一些中介公司，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只有靠他们才可能通过海关”等虚假宣传，以骗取高额的服务费用。
“有终端服务、有客源、有市场、有行销，”总部在洛杉矶的美国生子综合服务商美宝之家的姜山表示，“赴美生子”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与生态，“当然也有尔虞我诈”。
激烈竞争中，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也经历过互相拆台的乱象。老板娘守在别家月子中心门口，直接挖人；员工、客户及同业者报警，以“虐待儿童、贩卖人口、房屋改建、环境不整、民宅经商、噪声过大”等为由，引来警察搜查。
2004年，一家月子中心因为没有及时将一位患有肝病的台湾妈妈送去治疗，导致其肝衰竭死亡，最终关门收场。2010年4月，某民宿里居住的一位妈妈，因提前生产亲人无法赶到，不堪自己做饭等生活压力，产后抑郁而自杀身亡。
此外，长时间的飞行危险、外出购物的交通安全、生育意外的健康危机等，对于一位在异国他乡生产的中国妈妈来说，都是必须考虑的风险因素。
在美国，因华人生育风俗而诞生的月子中心并不被承认，没有服务规范、没有行业公会，服务质量良莠不齐――不少从业者也坦承它“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是一项“灰色经济”。
这灰色，直接导致中介与月子中心因费用而起争执，也造成中介与客户、客户与月子中心之间如果发生纠纷，找不到完备的仲裁与解决之道。
这灰色同样导致中介面对媒体时的矛盾心理。他们希望宣传，以进一步扩大客源；然而，这宣传又必须是低调安静的。赴美生子回来的妈妈们，则希望销声匿迹，不被注视，以免孩子的未来利益受损。如中介赵玲玲所言：“一旦没有了这个属地主义，一旦关上这个后门，赴美生子产业也就一夜蒸发了。”
然而，赋予“落地国民权”的美国宪法修改非一日之功，赴美生子产业还将继续发展。目前，洛杉矶地区的月子中心数量已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水平，最大的月子中心甚至拥有史上最多的58间客房。
早年曾在华为工作的四川人Andy，在经过三年观察后，正式接管了一家台湾人经营的月子中心。他打算自己兼做中介：“我的计划是和客户成为长期的朋友，她们以后移民的可能性很大，购房、保险这类的业务我将来都可以做。”
张继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今年年末，洛杉矶地区还将有两家酒店式月子中心开张。它们将拥有合法经营场地，采用更加严格与规范的管理制度，配备带除菌设备的婴儿房，甚至可能像台湾月子中心一样配置“Hello Kitty”等主题房间。
但服务商们不乏忧虑，除了前面提到的法律问题，还有部分内地准妈妈们的行为。比如，有部分内地顾客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美国政府专为残疾、“低保”和难民人群提供的福利，希望不花一分钱生孩子；还有个别妈妈，甚至谎称自己是当地基督教某支派的教友，利用该教派在家生产的习惯，由教会出钱请产婆上门接生。
“既然已经利用了人家的落地生政策，差不多就行了。别生完孩子还要从人家口袋里拿钱。我们应该学会适可而止。”子说道，她担忧这些行为会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台湾的赴美生子已经平平稳稳走了20年，我们不要自己把这条路断了。”
朴光星：赴美生子至少持续十年
“如果是一般民众，他们赴美生子就无可厚非。侨民集团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利的一面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
朴光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在2000至2007年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进修及担任研究员期间，对韩国准妈妈“赴美生子潮”便有所关注。在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认为无论对于中国家庭还是韩国家庭，“赴美生子”都有其出现的必然性，其共同动机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好的发展空间。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更反映了一国公民对其所属国家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的评价。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香港是一些内地准妈妈们追求的理想生产地，现在，一些内地家庭用美国取而代之，你怎样看这种变迁？
朴光星：精英阶层的财富积累速度在加快，而且最近5年来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在升值，这些都为赴美生子准备了有利条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大陆这两年开放赴美旅游。与此同时，香港从2007年之后逐渐收紧政策，比如大幅增收内地孕妇在港生产的费用。据我看的资料显示，到美国生一个孩子的全部费用与到香港只相差几万元人民币，对富裕家庭来说这种差别几可忽略。因此，赴美生子现象继赴港生子之后，今后将会越来越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其实，赴美生子并不只是中国有，很多国家如印度、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2000年后的那几年，我在韩国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因为不少韩国家庭去美国生孩子，曾在当地媒体上引发过大讨论。特别是因为牵涉到一些权力精英，非常受韩国民众的反感。现在这种现象在韩国仍有持续，只是经过媒体的几轮批评之后，不再有人张扬此事罢了。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赴美生子现象体现出“中国梦”的破灭，是对所处社会未来前景的一种担忧，你怎样看这种说法？
朴光星：因为社会财富的两级分化，赴美生子只是局限于少部分人群的一个现象，远远不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我非常反对“中国梦破灭”这样一个刺眼的说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还处于量的扩张的初级阶段，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也还没有形成，我们哪里有什么“中国梦”的概念？赴美生子这一现象只能说明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这种现象会存续多久？
朴光星：恐怕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在这之前，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提高在教育、安全、环境和财产保护等方面的全球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韩国如今在这几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各种社会矛盾也曾经相当激烈。但经历过这些阵痛，进入21世纪后他们的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趋于相对稳定。这两年出现的新情况是精英回流，哈佛、斯坦福等大学毕业生选择回到祖国。如今赴美生子的现象在韩国已经开始收敛，更多只是少部分精英阶层的选择，而且也只是一个多元化的准备而已，未必真的会去美国生活。
但在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要满足这些精英人群的需求还比较困难。少则十年，多则不好说，要看这个国家的社会成熟度发展到哪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参照韩国的经验，赴美生子人群可能对这个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朴光星：我认为应该分几种情况来看。第一种，如果是权力精英赴美生子，理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按照国外的一些经验，如果发生权力精英成批将孩子送往国外的现象，难免引起社会上人心动摇。如果领导阶层都不相信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又怎能让老百姓保持信心？比如韩国反对党领导人李会昌，就曾经因为儿媳到夏威夷生孩子，受到韩国舆论的广泛批评。
第二种是公众人物，比如一些影视明星在国内大把挣钱，在国外大把花钱，他们赴美生子同样也会引起公众反感。在这背后隐藏着社会财富的转移。
但如果既不是权力精英，也不是公众人物，而是第三种即一般民众，他们赴美生子就无可厚非。侨民集团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利的一面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比如华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就非常大。从长远来看，我们未尝不可以认为“赴美生子”对国家的发展有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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