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中国知名钢琴大师傅聪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七十岁生日独奏音乐会。傅聪一九三四年生于上海，是中国著名文学家兼翻译家傅雷之子，以其在艺术上的造诣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当今最卓越的中国音乐家”。 中新社发 赵海燕 摄
傅雷，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其子傅聪，当今世界一流的钢琴家。当傅雷被打成右派后，傅聪于1959年前后出走英国，这不但让傅雷在政治上背负了更大的负担，也让这对父子从此天涯远隔。由于儿子远走异乡，父子间只能靠书信交流，鸿雁往返，信函交驰，家书倾诉着父子之情，更拉近了父子之间的距离。
傅聪出生于1934年，他是个幸运儿，傅雷用他深厚的父爱，为傅聪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傅聪心中音乐的种子，是傅雷亲手播下的。傅雷曾经这样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
由于傅聪对音乐的热爱，再加上傅雷的精心培育，终于在1954年8月，傅聪受中国政府的派遣到波兰学习。1955年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傅聪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就在傅聪的耳边响着一片赞扬声的时候，傅雷在家书中为儿子敲响了警钟：“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傅聪在写给父母的回信中，也诉说了自己对祖国的深情：我在波兰，波兰人爱我爱得那么深，那么热；我也爱波兰，爱得一样深，一样热。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波兰化的中国人，中国籍的波兰人，但我究竟还是属于我最亲爱的祖国的。我想念祖国，想它的美丽的山河……
历史的误会
时间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傅雷被错划成右派后一直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但其挚友周煦良教授却时常来坐坐。1959年初的一天，周煦良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上月，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顿时，傅雷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楼适夷(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对笔者谈及傅聪出走的一些内情：那次傅聪回国，时间紧，只在北京逗留，不能回上海。傅雷打长途电话给我，告诉我傅聪住在马思聪家里，要我替他去看一下傅聪。那次我发觉傅聪思想比以前活跃得多。他在闲聊中跟我谈到了苏联问题、波兰问题。我当时就劝告他，你作为留学生，不应该去谈论这些问题。回去后，我遇见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聪的情况。周巍峙又把情况转告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钱俊瑞便把傅聪找来，批评了一顿，并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傅聪回到波兰之后，就接到回国的通知――离他毕业还有半年。其实，这个通知与钱俊瑞无关。可是，这使傅聪心中产生很大的误会，弹钢琴的手一旦拿锄头种地，就会大大影响他的琴艺。这个误会，也是使他产生出走念头的原因之一……
最终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傅聪坐在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但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还在空中时，外国通讯社便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消息。傅聪刚刚飞抵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便包围了他，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是出走，不是叛国
傅聪出走之后，本来家书频繁、借笔长谈的父子俩，断绝了消息。就在傅雷最困难的时候，夏衍、柯灵捎来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话：“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傅雷不由得打开妻子亲笔摘抄的《聪儿家信摘录》，其中傅聪1957年1月28日寄自波兰的信中说：“周总理见了我，就像老相识似的，亲热得很。这回周总理在波兰受到空前的热烈的欢迎，我想最主要的是周总理的作风太谦虚、太朴素了，使人觉得可亲，一点没有架子，对于像波兰这样一个受惯外族欺压的民族，这是使他们最感动的……”
后来经过上海市有关领导的批准，傅雷父子中断了10个月的通信联系终于又恢复了。傅雷的一封又一封长信，飞往伦敦。“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为此，傅聪为自己制定了“三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他决心靠自己的艺术立足、谋生。
傅聪来到伦敦之后，记者们蜂拥而来，他闭门不见。有一位外国记者说，只要他同意作为该刊的封面人物报道，可以付他一大笔钱，但是傅聪却一口回绝了他。开头那几年，傅聪过得很艰苦，弹琴为生，收入甚微。他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也只能倾注在家书上。父亲在信中写道：“聪，亲爱的孩子，每次接读来信，总是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喜悦，感慨，惆怅……我看了在屋内屋外尽兜圈子，多少的感触使我定不下心来。”“最近三个月，你每个月都有一封长信，使我们好像和你对面谈天一样，这是你所能给我和你妈妈的最大安慰。父母老了，精神上不免一天天的感到寂寞。唯有万里外的游子归鸿使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些光彩和生气。”最使傅聪感动不已的是，父亲竟然“每天抄录一段，最后将近一个月方始抄完”，专为他“特意抄出丹纳《艺术哲学》中第四编‘希腊雕塑’译稿六万余字，钉成一本”，远渡关山，寄到儿子手中。
然而，1964年傅聪的一封信又传来了爆炸性的消息，他决定加入英国籍，因他是钢琴家，一年到头要“跑码头”，不入英国籍，在签领出国护照时诸多不便。傅聪把此事告知父亲，傅雷心乱如麻，几个月不给傅聪回信。后来，直到傅聪的长子凌霄出生，傅雷才于1964年10月31日复函。
他们做着骨肉团聚的美梦
1965年5月，傅聪路过香港，终于打通了离家后的第一个长途电话。那天，是妈妈接的电话。傅聪只喊一声“妈妈”，喉头便哽住了，双方都激动万分。傅雷在家书中这么写道：香港的长途电话给我们的兴奋，简直没法形容。5月4日整整一天我和你妈妈魂不守舍，吃饭做事都有些飘飘然，好像在做梦；我也根本定不下心来工作。尤其4日清晨妈妈告诉我说她梦见你还是小娃娃模样，喂了你奶，你睡着了，她把你放在床上。她这话说过以后半个小时，就来了电话！怪不得好些人要迷信梦！
6月5日，傅聪又路过香港，两度打长途电话给父亲，他的心情还是那样激动，以致忘了喊“爸爸”。傅雷觉得这是极大的憾事，他在家书中十分郑重地对儿子说：“电话中你没有叫我，大概你太紧张，当然不是争规矩，而是少听见一声‘爸爸’好像大有损失。妈妈听你每次叫她，才高兴呢！”
他们做着骨肉团聚的美梦。1966年4月，傅雷在信中告诉儿子：近一个多月妈妈常梦见你，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协奏曲。她每次醒来又喜欢又伤感。昨晚她说现在觉得睡眠是桩乐事，可以让自己化为两个人，过两种生活：每夜入睡前都有一个希望――不仅能与骨肉相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我也常梦见你，你琴上的音乐在梦中非常清楚。
1966年11月，傅聪得知了父母去世的消息。一些外国记者得知傅雷夫妇的死讯，马上赶来，要傅聪发表谈话。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在那样的时刻，傅聪仍是坚定地恪守他的原则。为了表达对双亲的悼念之情，傅聪只是在一次独奏音乐会上，向观众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傅聪用他的琴声，寄托着深切的哀思。这是他在公开的场合之中，对父母离世唯一的表达方式。
1978年11月，傅聪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访问英国，两人终于见了一面。得知傅聪想回国看看的愿望后，吴祖强要傅聪给邓小平写一封信，这是当时他要回到中国必须办的手续。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写下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他终于得到谅解。
1979年4月，傅雷的沉冤得到昭雪，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他举行追悼会，傅聪决定回国。这次回来，傅聪住了10天。这10天里，傅聪的眼里一直噙着泪水！从祖国回到英国，朋友们都说傅聪像换了一个人。他平静了，20年心神不安的游子生活已成为过去，他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那以后，傅聪差不多年年回来一次，他讲学、演奏，尽一切力量为祖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每次回来，傅聪都深深地体会到祖国对他的慈母心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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