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燕赵大地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党的组织也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2月，高文华接替朱理治，担任了中共河北省委书记。6月，原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孔原奉调离开天津，高文华继而又接替了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当时的中共北方局与河北省委是“一套人马，两个机构”。由于河北省委一连遭到几次大的破坏，1935年又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所以，在高文华主持工作期间，河北省委一度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
据高文华在《抗战前夕的河北省委》一文中回忆：“孔原同志走了以后，我们遇到了两大困难:一是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二是党的活动经费异常紧张。为了渡过难关，我们一面紧缩机关开支，下乡斗地主，搞粮食；一面由王林、赵升阳在北平、天津发起募捐，但经费仍然很紧张。”
高文华回忆说：“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买卖人，患着肺结核，经常吐血。我爱人贾琏负责省委的交通和财务工作。她处处精打细算，尽量节省党内开支，对家庭生活的安排，更是克勤克俭。每顿饭她总是把窝头让给我先吃，她跟孩子只喝点儿棒子面糊糊。
“天下的父母，哪有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呢? 当时我的大女儿仅十一、二岁，三女儿才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期；而我的爱人，又正带着我那个出生四个月，还在吃奶的儿子东光，我怎么能不顾及他们呢？每顿饭有数的几个窝头，总是在推让下进肚子。贾琏由于营养不良，奶水很少，孩子常常饿得直哭。那年又赶上灾年，蝗虫遍地。饥饿难忍的灾民便捕蝗虫充饥。我的两个女儿也经常到楼房周围、马路两旁的大树下捉些蝗虫，偷偷拿回家，背着我们烧着吃。有一次，被她妈妈发现了，她妈妈上去揪住三女儿，不由分说地打了一通。一边打，一边冲着大女儿说：“你已是十多岁的孩子了，应该懂事了！象我们这样的人家，能吃这个东西吗？！”两个孩子感到受了极大的委屈，说：“我饿，我饿……我就是饿嘛！你给我吃的，给我吃的呀……”这哭声、喊声，好似钢针，刺痛着做妈妈的心。贾琏再也忍不住了，难过地把孩子搂在怀里。
“在那时，得了肺结核，就等于宣判了死刑。贾琏每天给我冲盐水喝，但盐水是难以根除结核菌的。她见我一天天地消瘦，还要不停地在外边为党的事业奔波，便想把在屋墙上挂了很久的半斤猪肉取下来，做点肉腥的菜为我补养身体。可是，我怎能允许她这样做呢？那刀肉，是放在那儿装门面的，一旦吃掉了，左右邻居谁还相信我们是买卖人呢？
“尽管同志们都做了最大的努力，经费紧张局面不但没有改变，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房东频繁催要租金，交通员难以派出，同志们饭食朝不保夕……这极大地影响着党的工作的进展。所有这些，贾琏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她反复琢磨，有什么法子能弄到钱呢？她产生了用自己的孩子换钱的念头。那个年月，女孩子卖不了几个钱，而且卖出去后难免落入火坑。于是她的主意落到儿子身上。
“早在1931年3月，贾琏在上海沪西区纱厂搞工人运动时，因生活所迫和便于工作，我们已卖过儿子。那是我的第一个儿子，他刚刚出生三个星期，她就主动提出要我把孩子送给了“育婴堂”。
“两个月后，贾琏从床铺下发现了一些铜板，问我是哪里来的？当她得知这就是卖孩子的钱时，伤心地痛哭了一场。她跑到“育婴堂”想看一眼儿子，对方告诉说，孩子送去的第二天就死了。这给贾琏心灵上留下了极大的创伤。这第二个儿子，也是我们的唯一的儿子，眼下又要丢掉，旧景新情交织在一起，撞击着做父母的心怀。
“贾琏抱起可爱的儿子，象是第一次见到似的，看了又看，亲了又亲，泪珠簌簌地落到了儿子的小脸蛋上。但考虑到不赶快弄点儿经费回来，省委机关的同志连生活都难维持下去；即便儿子留在身边，也没有养活的条件。于是便毅然地拿定主意，求王林同志寻找买主，将孩子送给唐山的一位妇女。这位妇女叫贾琏立了字据，划了押，给了五十光洋。这五十光洋，整整维持了省委机关三个月的生活费用。
“直到1936年4月，刘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来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时，这种经济拮据的状况，才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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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华（1905-1994）原名廖剑凡,湖南省益阳县人,1905年出生于益阳县长春乡。其父廖若冰是小学教员、同盟会会员。少时在豆腐店、杂货店当学徒。1918年到长沙光华电灯公司当工人。1922年秋,参加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在姜梦周等老师的教育下,开始懂得革命道理。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廖去恶,以表明与恶势力作斗争的决心,他因领头闹罢工,先后被长沙光华电灯公司、益阳达人袜厂开除。1925年5月,党组织派他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参加省港大罢工。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以省农运特派员身份回益阳开展建党、农运工作,创建了中共益阳南湖纪党支部。1926年初,组织数千农民参加元宵节"农民诉苦灯会",迫使县政府答应农民提出的减轻苛捐杂税的要求,促进了益阳工农运动的高涨。
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几经周折,1929年底,在上海找到了党。中央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汉口长江局,任阳夏区委书记、鄂南特委书记。1931年到上海,与毛泽民、钱之光等一起从事印刷业务和党中央的内务工作。1935年5月任中央巡视员、中共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1931年在上海和1935年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革命斗争十分艰苦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他们夫妇两次忍痛卖掉自己的儿子。
1937年4月,他奉命赴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2月,奉命回湖南组建中共湖南省工委,任书记。省工委成立后,立即创办《观察日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还先后在平江、长沙、邵阳、衡阳等地举办了7期党训班,培训区以上干部200余人,党组织迅速发展,全省党员猛增到3则多名。还涌现出大批抗日救亡团体,出版数十种进步报刊。至1938年夏,湖南人民抗日救亡活动出现了高潮。1938年9月,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2月,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当选为省委书记。平江惨案发生后,他根据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作出了"力求隐蔽力量,严密党的组织"的决定,部署党员隐蔽、撤退工作,清洗了党内的不良分子,为党保存了大批骨干。
1942年冬,他撤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1944年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之后,在山西、河北搞土改工作。1948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9年3月,列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8月,随大军南下,重返湖南,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2年9月调北京工作。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水产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8年,组织上为他彻底平反。后任农牧渔业部顾问。
他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1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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