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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隆寻枪
以前是当面交易，有时还要试枪。现在大多是人货分离，选在桥上或是公路上交易。曾经有过一个来买枪的，被人用一小盒苹果骗去了几万块钱
“我们碰到过一些来化隆寻枪的人。手里拿着一份地图，在化隆画个圈，再在群科画个圈。”化隆县公安局群科分局局长赵晓安对此很是无奈。他所在的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镇正是全国枪患的中心地带。
赵晓安说这话的时候，距“利剑行动”已经5年。
2005年5月18日，公安部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了部分省(区)、市公安机关打击非法制贩枪支犯罪工作会议，部署开展部分省市打击制贩枪支犯罪专项行动，形成以青海为整治重点，全国密切配合共同打击制贩枪支犯罪的局面。
同年6月10日，打击制贩枪支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利剑行动”在青海展开。
青海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赵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以来，青海省共侦破制贩枪支案件118起。
2010年7月28日，公安部全国涉爆涉枪重点地区现场会在昆明召开，赵炎等相关人员代表青海出席了会议。在他看来，想要根除枪患并不现实，“我只能说我们尽最大努力在做。”
买枪的人很多是牧区的牧民
审讯室里的化隆人马奴海一脸无辜，“我没有做枪，也没有贩枪。”他瞪大眼睛，略有些发黄的络腮胡子随着一颤一颤的。按他的说法，这些年，他先后在拉萨和四川绵阳开拉面馆。
西宁市公安局缉枪大队大队长杨有林告诉本刊记者，马奴海在几起制贩枪支案中都有重大嫌疑，“去年5月22日，他在甘肃临夏向四川的一个藏族人贩卖了12支仿制手枪。我们当时把下家打掉之后，马奴海消失了。”
此后一年多，马奴海一直在警方的控制范围内，而浑然不知的他又和另一个藏族人做起了枪支买卖。
4月26日，马奴海和买家分别从西宁出发，前往临夏。4月28日，他们在浙临商场交易过程中，被警方当场抓获，缴获两支仿制式冲锋枪和22支枪管。
在最初对马奴海的审讯中，警方发现，围绕他的是一个巨大的贩枪网络。
“刚抓到马奴海时，他什么都承认。”西宁市公安局的审讯人员说。之前的笔录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按满鲜红的指印。
在看守所待了几个月后，马奴海翻供了，他说自己压根没做过与贩枪有关的买卖。
7月21日的再次审讯中，公安人员大声念着枪支鉴定结果：“我们向你告知，鉴定结果称，仿制式冲锋枪具有杀伤力，枪管是制式枪管，听清了没有？”
“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铁栏杆后，依旧是马奴海懵懂的眼神。最后，他在这一次的笔录上歪歪扭扭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又在旁边按下手印。
“我连小学都没上过。”马奴海抬起头笑了，露出一排牙齿。
“化隆涉嫌贩枪的人都很顽固。”审讯人员一脸无奈，这样艰难的审讯他早已司空见惯，“这些人，即便当场抓了现行，他们都会说自己不知道。”
让杨有林想不通的是，买枪的人里面，有很多是牧区的牧民，“他们要枪干什么，我们一直也在琢磨。可能确实生产生活需要，因为他们居住比较分散，有时候可能需要。还有一点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跟‘藏独’有联系，最怕就是和政治挂钩。”
纸箱中躺着37支仿“六四”式手枪
化隆县德恒隆乡牙曲滩村村民马乙卜的名字出现在马奴海最初的供述中。
6月初，西宁市公安局派侦查组到化隆。恰恰在他们去的前一天，马乙卜在村里出现了。警方得到的消息说，马乙卜之前一直跟别人说他在外地的饭馆打工，“按说打工的人家条件不会很好，但乙卜平时出手阔绰，和他的实际收入不符。更何况，马奴海已经把他交代出来了。”
7月24日，本刊记者在牙曲滩村看到，马乙卜家的外墙上贴着崭新的瓷砖，上面绘着考究的图案。“这是十几年前装修的，房子也是老房子了。”马乙卜的岳父马生荣解释说。
警方随后发现，马乙卜和化隆县甘都镇牙路平村村民马国梁来往密切。“根据经验，我们怀疑马乙卜造枪，马国梁则是中间人。”杨有林说。
警方的眼睛密切注视着这两个化隆人。
6月27日左右，马国梁和马乙卜一起到了西宁。当晚，马乙卜独自一人坐大巴到了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县，马国梁则留在西宁。警方发现，马国梁和藏区的一些人有着密切联系。
马乙卜当晚在贵德住下，他等待着马国梁的到来。警方得到的消息称，6月30日，马国梁要卖枪给别人。果然，当天中午，马国梁乘班车到了贵德。
贵南县过马营镇到贵德县温泉的路上。这是一条夹在山谷中的路，放眼望去，三五公里内，几乎没有车辆往来。
西宁市公安局的一路侦查小组发现，路上停着一辆青F06262的白色吉利车。几个小时过去了，车还一动不动地停着，里面的人要么出来擦车，要么在周围闲逛，很可能是在等人。
下午四点多，马国梁乘贵德县出租车，与白色吉利车会合。两三分钟后，出租车开走了。由于没有发现违禁物品，警方仍按兵不动地观察。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马国梁又折了回来，把一个草绿色的编织袋交给车主。拿到东西后，白色吉利车迅速逃离现场，开往过马营方向。在贵德县河西镇多哇村附近，被设伏着的警方成功截获。编织袋内的纸箱子中，整齐地躺着37支仿“六四”式手枪。
当晚8点多，拿了钱的马乙卜和马国梁分赃完毕，刚赶到西宁，就被另一组公安人员拦截。警方在他们的身上，搜到了卖枪所得的12万元。
7月1日凌晨，在贵德县公安局的配合下，马乙卜位于贵德县新街乡麻吾村4号的制枪窝点被端掉，西侧房檐下的地窖里，有整套制枪工具。枪管、套筒等零部件共计80多件。麻吾村4号主人马维新夫妇承认，马乙卜在他的家里待了一个月。
“一般的制枪窝点从进去造枪，到走人，存活时间是一个月。而且，99%的窝点在地下，嫌疑人会在地上和墙上铺上草、棉垫子等防震防噪音的东西。他们很聪明，经验也丰富。”杨有林认为，对警方来说，想要摘掉枪患严重的帽子没那么容易。
摘不掉的帽子
“‘摘帽子’是2005年省政府提出来的。当时的说法是，三年摘掉化隆县制贩枪支严重的帽子。”群科分局局长赵晓安告诉本刊记者。群科分局成立于2003年11月，由于当地枪患严重，因此化隆县的缉枪大队设在了群科分局。
2007年，青海省第四次打击制贩枪支工作会议再次提出，把治理“枪患”作为平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点工作内容，通过建立治理“枪患”长效机制，实现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巩固成果、建立机制，基本摘掉制贩枪支严重帽子”的工作目标。
之后，2008年的奥运和2009年的维稳工作，将“摘帽子”的期限一拖再拖。
通过近5年来一边扶贫、宣传，一边打击的工作，赵晓安认为，化隆的枪患已经较过去轻了很多，“2005年破了29起案子，2006年8起，2007年和 2008年零发案，2009年2起，2010年7起。来买枪的人也少了，2006年，我们抓到65个寻枪的人，今年只有五六个。”
原化隆县司法部门的官员向本刊记者透露，此前，海东地区有领导说过，一定要把化隆的这个帽子摘掉，“只要把这些人从化隆赶出去就行，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做，就没我们的事了。”
对此，赵晓安不以为然，“2005年提出来的‘摘帽子’标准有三个---本地不发生制枪窝点；本地不发生重大贩枪案，即5支以上；不发生化隆籍人在外制枪的情况。”
但对于最后一个标准，赵晓安认为确实很困难，“人流频繁，去向难控。我们怎么管啊？”
化隆县公安局为此建立了310个涉枪重点人员的信息库，分为四级管控。一级人员由缉枪大队直接管控，“我们要求他们出去打工得请假，到了地方，得用当地的固定电话告诉我们。但这种方法有时也不管用，比如4月份抓的一个人，被抓的3天前还用西安的固定电话告诉我，他在西安开饭馆呢！”
青海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赵炎认为，缉枪工作更大的难点在于地方财力、警力有限，“像化隆县群科分局的缉枪大队，这支队伍难以保证专业，因为他们还必须承担一些缉枪之外的工作。”
可以佐证这一说法的是，7月22日上午，群科分局局长赵晓安连同缉枪大队全部出动，去协助一项拆迁工作。
一些官员的家里也能搜到枪
有限的财力和人力不得不用在公安人员愈发频繁的出差上。
“我们控制得越紧，周边发生得越多。”赵晓安说，两年来，群科分局的公安人员接连在甘肃破了几起制贩枪支的案子。
西宁市公安局缉枪大队大队长杨有林分析认为，从2006年开始，化隆的制贩枪支呈现出内控外流的特点。2005年，一些化隆人还留在老家造枪；2006年以后，由于化隆当地警方的打控力度加大，制枪窝点向西宁、湟南等地外移。2007年，窝点再次外移至海西、海北、海南等地。2008年，全省在远离化隆县的地区打掉了5个窝点。到了2009年，甘肃临夏也成了重点地区。可2010年的5月18日，群科镇的科木其村竟然出现了制枪窝点。
“逐渐转移之后又回来了。”杨有林感叹，“犯罪分子一刻也没消停，一直能找到生存的土壤。”
在网络的化隆吧里，能看到不少“求购化隆特产”的帖子。其中，帖子《给化隆人的一封信》中，该网友写道，“随着新闻曝光和大批警察的拥入，化隆造其实早就胎死腹中，目前比较聪明点的化隆能人都迁移到外面去另立炉灶??”还有不少“熟悉状况的人”在贴吧里告诫大家，在化隆，已经很难买到枪了，不少打着卖枪帖子的人都是骗钱的。
群科分局缉枪大队大队长赵恒魁笑称，近两年，他们确实碰到过不少上了当的买枪者，“以前是当面交易，有时还要试枪。现在大多是人货分离，选在桥上或是公路上交易。曾经有过一个来买枪的，被人用一小盒苹果骗去了几万块钱。另一个人，则花15000块钱买了三把手枪式的打火机。犯罪嫌疑人抓住了买枪者的心态，知道大多数人即便被骗，也不敢报案。”
赵炎认为，类似诈骗情况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化隆的枪确实比以前少多了，“2005年利剑行动开始之前，化隆的地下枪支可以用肆无忌惮来形容，简直是在兜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化隆人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90年代，一个朋友欠了他的钱，不想还，就用一把仿“六四”式抵了，“我拿了块红布把枪包着，别在腰间，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很神气。之后到一个朋友家做客，刚好有个检察院的人也在，他拿着一把仿‘五四’式在把玩。我就把我的枪掏出来，向他显摆。”
“一些官员的家里也能搜到枪。”原化隆县司法部门的一位官员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比如10年前我们办的一个案子中，有当地老板承认，他为了多贷点儿款，给一个官员送过枪，当年甚至有人可以从公检法内部搞到持枪证。”
1996年，《枪支管理法》正式出台后，民间枪支才日益收紧。
制式零部件来自何方
赵恒魁说，群科分局成立以来，大约收缴了700多支枪。但擅长造枪的化隆人，几十年来，竟造不出一支枪管。
“2005 年以前，枪支精度一直在走上坡路。到最后，发展成用制式部件来造枪，尤其是枪管，很多是制式的。”杨有林介绍说，“2005年之后，全省打击力度特别大，制式部件总量下降了，除了零星的还流在外面。所以2006年以后缴获的枪支，大部分枪管没有膛线。但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膛线又开始出现了，虽然说零部件不是制式的，但工艺程度还不错。”
这一现象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军工出口锐减，军工企业进行了战略调整，开始大规模军转民。截至2004年，400多家军工企业，有一半从事民品开发和生产。
此前据《深圳法制报》报道，河南中州机械厂于2003年3月宣布破产后，一些下岗职工为生活所迫，开始制贩枪支。
杨有林记得，2005年，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从一辆兰州到西宁的货运车上查获了可以组装150支半自动步枪的配件，共10箱。案件审查之后发现，犯罪分子是甘肃岷山机械厂的职工，他和一些内部人员勾结后，先后几次从岷山机械厂、石家庄3302厂等购买“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零部件两万余件，其中一大半流向青海。
赵炎曾经很困惑，为什么这些零部件会如此轻易地流出。到一家军工企业参观后，他得出了答案，“那个生产程序就像生产茶杯一样。满地是枪管和各种零配件，以及制作出来的整枪。估计厂里的职工也只把这些当成普通产品而已，见怪不怪了。”
制式零部件被打掉大批之后，一些小作坊也做起了枪管。赵晓安说，宁夏固原查到的枪管，是直接从车床上加工的。西宁市城中区的一个农机加工厂，老板过去是高原机械研究所的员工，曾因制贩枪支被判过13年。出狱后，又重操旧业。
2005年之后，子弹亦变得稀缺起来。
有公安内部人士告诉本刊记者，2005年，曾有上万发子弹通过正规手续，从某公安厅治安总队流出。这个案子破获后，子弹的主要通道被截断，子弹价格也一路飞涨。目前在黑市上，一粒制式子弹甚至能卖到100元。
但近年来，黑龙江等地又出现了民间制造的子弹，尽管杀伤力远不如制式子弹。
“我们一刻不停地打，犯罪嫌疑人也变着花样接着干。”赵恒魁说，现在他们晚上开会只能躲到伙房里，“办公室的灯一亮，就可能有犯罪嫌疑人盯上，猜测我们又要开始行动了。”
“出口返内销”
7 月28日，公安部全国涉爆涉枪重点地区现场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全国爆炸、持枪犯罪案件同比分别下降9.8%和31.4%。截至6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检查整改安全隐患2.6万起；查破非法制贩、持有和私藏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等涉爆涉枪案件7010起，捣毁非法制贩窝点220个、团伙 50个，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员8070人。
湖南省湘西州公安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7月7日，历时21个月、跨越四省侦办的“2008・3・31”系列制贩枪支案全面告破。公安部给该系列制贩枪支案湘西州公安局专案组记集体一等功。
另一枪患严重地区贵州松桃，则在2009年破获涉枪案件5起，与2008年相比，下降了120%。同时，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摧毁外省造枪窝点2个，收缴仿“六四”式手枪2支、火药枪200余支。
赵晓安曾经两次到松桃考察，他发现，当地造枪的工艺与化隆相比，差了很多。杨有林笑称，坊间甚至有传说，在枪上打上“中国化隆”四个字，就能卖出个好价。
工艺更好的枪支大多来自境外。
2005年8月23日，青海省海东地区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大跨国枪支走私案。
据赵炎介绍，当时新疆喀什海关接到线索，说有一批白粉要运进来。截获后发现，里面有80支某军工厂出品的枪。从1995年起，化隆人马生辉等人以每支400 元人民币的价格从境外买下，再拿回国，以每支数千元的价格卖出。近十年来，该犯罪团伙从巴基斯坦贩进至少900余支枪支、零部件1500多件。
最终，犯罪团伙中有两人被判处死刑。
有公安人员认为，制贩枪支案件在量刑上也存在问题，“有时考虑到舆论压力和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就会轻判。而如果枪支经过鉴定，没有杀伤力的就不算犯罪。这样一来，从某种程度上会纵容犯罪嫌疑人。”
而就在2010年7月16日，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的罪犯吴芝桥在浙江省宁波市伏法，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以来，以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罪名核准死刑的第一例案件。
一个造枪县的十年嬗变
相比较2007年、2008年的零发案，2010年的情况似乎有些反弹。对此，赵晓安认为，这和近年来经济不景气有关，一些人的拉面馆开不下去，于是重操旧业
有关造枪的回忆在马乙奴四脑中再一次苏醒：十年前，一个不足20岁的男子躲在长宽1.5米的地窖中，一边拆着自己心爱的玩具手枪，一边仿造着各种零部件。两个月后，一支完整的枪还没造好，男子已成为阶下囚。入狱时，他的妻子尚怀着身孕。
除了眼中偶尔泛过的泪光，在马乙奴四脸上，再找不到其他表情。他只是不时仰起头，看看头顶湛蓝的天空，轻叹一声。
马乙奴四所在的群科镇格尔麻村，早已有不少人家围起了砖墙，盖起了砖房，竖起了亮亮堂堂的大铁门。马乙奴四一家却只得守着一座土墙围起来的木屋过日子。哪怕是这间木屋，也是在马乙奴四出狱后，老父亲出钱帮他盖起来的。
“那时候不知道造枪是不好的事，现在知道了。”马乙奴四还时常惶恐，“不知真主是否会原谅。”
一心想要挣大钱的马乙奴四
马乙奴四的家庭和化隆县大部分人家没什么两样。
家里四个孩子，马乙奴四是老大。“那个年月，家里很穷，连水电费都要去借。”马乙奴四清楚地记得，别人家的老人到了50多岁，基本不用干什么农活了，而他的父母还得像年轻人一样，跟着藏区的牧民一起掏牛粪，干各种体力活。
刚上完小学，马乙奴四就决定去打工了。大人盖房子，他就帮着搬砖。几年后，他又到牧区开拖拉机，一个月能挣两三百块钱。
18岁那年，马乙奴四结婚了，“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无意中从报纸上知道，原来卖枪可以挣钱。”
马乙奴四的舅舅马拜克日就会造枪，虽然造得不多，但也挣了些钱。2000年，马乙奴四借了1000块钱，买了些工具，钻进了自家地窖里。他从舅舅那里拿来了一支枪管，然后一边拆着家里的玩具枪，一边摸索着如何造出那些零部件，并把它们很好地组装起来。遇到实在不明白的问题时，他会跑去问村里那些造枪高手。
造枪的事，马乙奴四只偷偷告诉了母亲。母亲不让他造，但当时的马乙奴四一心想要挣大钱。
在地窖里猫了两个月后，马乙奴四鼓捣出了一堆零部件。用他的话说，都是些卖不出价的破铁皮。
2000年9月28日，马乙奴四一觉醒来，满院子的警察。他和他的破铁皮们一起被带走。
很快，马乙奴四因非法制贩枪支罪被判5年，他的舅舅马拜克日则被判了8年。
在监狱里，马乙奴四看到七八个化隆籍老乡，罪名均是“非法制贩枪支”。
一个村被抓了100多人
对化隆造枪之风的盛行曾有这样的解释：军阀马步芳时代，化隆县是一个最重要的军品生产基地。解放后，兵工厂的技工大多遣返回到村庄。但马乙奴四和当地公安人员均认为，这种说法无据可考。
无论如何，化隆这个原本不起眼的西北县城还是有了“地下兵工厂”之称，“化隆造”也很快成为了中国地下枪支的“知名品牌”。2006年，央视“新闻调查”报道化隆的枪患后，更是有一批慕名而来的购枪者。化隆县公安局群科分局局长赵晓安说，2006年，群科分局抓到了65个寻枪者。
蓬勃的买方市场自然催生了越来越多的造枪者，“化隆造”的工艺也愈发先进。赵晓安说，他们缴获第一支枪是在1991年，那是一支外观粗糙的小口径枪，打两三发子弹，枪就散了。此后，随着一些制式枪管从兵工厂流出，“化隆造”的性能也得到了大幅提升。有公安人员称，他们缴获上来的化隆造，手感甚至比制式手枪还要好。
在伊斯兰教的教义里，造枪被认为是不好的事。“《古兰经》上说，凡是杀人的东西都是非法的。造枪买枪的目的不就是用来杀人吗？”群科镇格尔麻村阿訇马有录在每个主麻日都会告诉村民们，不要偷东西，不要干坏事，不要造枪、卖枪。
但还是有人不听话，几年下来，格尔麻村因非法制贩枪支被判刑的有七八个人。
更多的造枪者集中在德恒隆乡牙曲滩村。化隆县群科分局局长赵晓安透露，2003年，群科分局成立后，在牙曲滩村至少打掉了5个造枪窝点，抓进去了100来人。
牙曲滩村村民大多是三四十年前，从当地卡力岗山的牙曲等几个村子搬迁下来的。由于依黄河而居，所以加了个“滩”字。
一位牙曲滩村村民回忆说，刚搬下来的时候，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一家人一年下来，收入只有几百元。化隆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80%。
“都知道做枪不好，但没办法啊。”这位牙曲滩村村民称，在这个著名的“地下兵工厂”，数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枪案，做枪的人只不过为了挣钱而已。据了解，造枪的成本不过三五百，而一支枪可以卖到2000多元，再经过几次倒手后，最后的成交价甚至达到上万元。
“在一些老百姓看来，这个就是一门手艺。我靠这个吃饭，你愿意买，我愿意卖，只不过法律不允许罢了。但我做这个事情毕竟没有直接害死什么人。”西宁市公安局缉枪大队大队长杨有林说。
治枪先治贫
在一份写给县委、县政府的报告中，赵晓安要求加大资金装备投入之外，更呼吁政府“治枪先治贫”和“治枪先治愚”。
化隆县公安局群科分局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资料称，2008年至今，县就业部门为重点村拉面餐饮户侧重投放小额贴息贷款430万元，在重点村举办拉面、烹饪、电焊类技能培训班14期，有900余名农民群众掌握了出门生存的一技之长。
“三分之一的化隆人出去打工了，全国的拉面馆大部分是化隆人开的。”赵晓安很满意近年来的扶贫工作。
牙什尕镇牙什尕村村委会主任谭哈尕出去打工时，兜里只揣了几千块钱，辗转广东、东北等地十几年后，他已经开起了小轿车。
牙什尕镇镇下二村出纳王林也想靠“拉面经济”发家致富，可他贷不到款。“贷款要找担保人，有固定工资的人才能做担保。一下贷三五万，几年还不了，就要扣担保人的工资。可普通老百姓哪找得到能担保的人呢？那些贷款，都被镇上的人贷走了，连村干部都贷不到，更别说村民了。”王林曾找到过担保人，但还是因为这样那样的限制，拿不到钱，“有面子的人能贷到款，我们这种没面子的，根本贷不到。”王林说。 经济不景气让一些人重操旧业
即便日子再揭不开锅，马乙奴四也不敢动造枪的念头了。2005年出狱后，他到河南许昌的一个拉面馆给人家打工，“苦是苦点儿，但吃睡都安稳。”再回化隆后，他听说村子里又有人造枪，“再去造枪的可能是刑期比较短的，我敢肯定，在里面待过5年以上的，就再也不会造了。”
几乎每个化隆县的人都感到，化隆这些年造枪的人越来越少了。
2010年，化隆县公安局群科分局破获了7起枪案，其中包括一个造枪窝点。相比较2007年、2008年的零发案，2010年的情况似乎有些反弹。对此，赵晓安认为，这和近年来经济不景气有关，一些人的拉面馆开不下去，于是重操旧业。
2010年6月30日，西宁市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特大制贩枪支案件，当场缴获仿“六四”式手枪37支。6名嫌疑人中，包括牙曲滩村村民马乙卜。
在西宁市公安局缉枪大队大队长杨有林的描述中，马乙卜在案件中扮演了“造枪者”的角色，“他在贵德县新街乡麻吾村马维新的家中待了一个月，造了37支枪。”
“乙卜出门的时候，说是要去找个饭馆开，我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马乙卜的岳父马生荣一脸茫然。7月底，正是当地收麦子的时候，得知女婿出了事，马生荣只得从群科镇跑来帮女儿割麦子。
乙卜离过婚，2005年娶了现在的老婆。2007年，他跟别人合伙，到河南平顶山去开饭馆。半年后，同合伙人闹了别扭，把饭馆交给对方，拿着5万块钱回了家。接着他又到陕西继续开饭馆，开了一年多，5万块钱赔了个精光。从陕西回来后，他因疝气做过一次手术。
这一次再离开家，马乙卜借了几万块钱，说是又要开饭馆。6月底，妻子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已经“不在服务区”了。
此前，乙卜的哥哥曾因造枪被判过十几年。赵晓安说，乙卜被抓前不久，还到群科分局打听过他哥哥的情况。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乙卜这个人平时还是比较稳当的。”杨有林说，“制贩枪支的人不是那种坏蛋，至少不是老百姓眼中的坏蛋，很多人也还是比较实在的。”
马乙卜的妻子不知道等待自己和丈夫的会是什么结果，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这个清秀的女人变得有些木讷。她把自己的脸裹在黑纱里，把一根麦秆放在嘴里慢慢地咬着，挺着怀了四五个月身孕的肚子。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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