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在急行军。
经济持续高涨的背景下,许多人激情不再。“橡皮人”,始于王朔1986年发表的小说,作为一种社会人格,24年后的今天,它卷土重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变成无梦、无痛、无趣的“橡皮人”。
梦破、梦醒或梦圆了,回到现实,所以无梦。伤痛太多、太重、太深了,已经麻木,反而无痛。生活过得艰难、单调、自我,日复一日,变得无趣。
成功主义、阶层板结、价值偶像的缺失,共同制造了“橡皮人”。他们沦为打酱油的局外人,相继遭遇职业枯竭、才智枯竭、动力枯竭、价值枯竭,最终情感也枯竭。
国家愿景始终如一,社会共识已现分歧,个人希望载沉载浮。我们寄望于重新摆正社会的天平,使“橡皮人”找回梦想、痛感和生趣,成为情感饱满的新鲜人。
无梦、无痛、无趣的橡皮人
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橡皮人似乎就是你自己,也许亦是所有人。他患上了一种没有梦想、丢失痛觉、不知趣味的病,和你的病一模一样。
文/黄俊杰
你想寻找一个名字叫做“橡皮人”的人。
他总是坐在会议圆桌的10点钟方向,因为这个位置既不显眼也不担心被提问;他在MSN上的头像总是忙碌,因为正忙于在找不到开心的开心网偷菜;他总是一个人在茶水间抽烟,因为此时他的工作座机正响个不休。
他早晨可以准时起床,但感觉像一晚上没睡般疲乏;他和所有人一样善良,但从不见义勇为,连围观群众也不会去做;他不是无情无义,但从不让座;他拥有一颗温柔的心,但在致电父母时找不到语言;他有些孤独,但坚信沉默是金;他洞悉情趣的学问,但连送宠物回家都叫快递公司;他不是不渴望爱情,但连结婚都懒。
橡皮人没有病,只是心很累。为了不会不开心,他连快乐都不要了。他的形象模糊,有时隐藏在这个时代的人潮之中,有时就在每个人的镜子里――他面无表情地塞在拥挤的电梯中,他不起眼地混入地铁站汹涌的人潮中,他默默地站在斑马线前等待通过的整齐队伍中,他疲惫地沉睡在午夜依然满员的公交车座位上……他活在这个社会的潜规则之中,活在职场的金科玉律之中,活在世故的熟人社会之中,活在阶层板结的崛起大国之中,活在周遭变化速度让人皮肤都感到麻木的国度之中。
橡皮人似乎就是你自己,也许亦是所有人。皆因橡皮人患上了一种叫做没有感觉的病,和你的病一模一样。
从《橡皮人》到“橡皮白领”
王朔写过小说《橡皮人》,说的是一群自我迷失的都市年轻人,一个“行尸走肉、寡廉鲜耻、没有血肉、没有情感、丧失了精神生活”的群体。他们一如工艺品,“被高高在上的观赏者轮流捏拿玩弄,被生活的泥匠用压力捏成各种形态”。
今时今日,这个词变成了“橡皮白领”。这个词的注解:“他们没有神经,没有痛感,没有效率,没有反应。整个人犹如橡皮做成的,是不接受任何新生事物和意见、对批评表扬无所谓、没有耻辱和荣誉感的人。”
美国作家格林写过小说《一个枯竭的案例》,讲一个建筑师功成名就后身心俱疲,最后只有逃到非洲森林。美国精神分析学家随后提出了“职业枯竭”(job burn out),一种和“橡皮人”类似的病症――情绪枯竭、才智枯竭、生理枯竭、价值枯竭,既去人性化,也无成就感。
橡皮人站在“有闲有钱有知识”的社会优等生的对立面,在中国,这些无梦、无趣亦无痛的城市生物,正形成一个庞大群体――先有《中国“工作倦怠指数”调查》,70%的被调查者出现工作倦怠;再有《中国翰德就业报告》,57%的被调查公司表示职业枯竭情况加重。有心理学家发表观点,以前一个中国人工作十多年才枯竭,现在经常一两年就枯竭了――全因现代社会的流水线模式提高了效率,却降低了人的成就感。
橡皮人可以在如下职业中寻找:医生、银行员、程序员、教师、记者、交警、公务员、演员、出租车司机――按照心理学家分析,他们要么已习惯无需分享的孤独工作,要么上升空间有限,要么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在日复一日间消磨了斗志,换来的是挥之不去的空虚感。
橡皮人可以在如下城市中寻找:根据一份12省市工作倦怠指数调查,对工作感到厌倦城市排名是天津、四川、重庆、上海、辽宁、湖北、广东、福建、江苏、北京、浙江、山东――中国城市的性格、发展速度、文化生态改变的不仅是GDP与CPI,还在改变小职员的幸福指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在最近30年,一下子就是一个时代。橡皮人不是淡定,只是漠然。疲惫不堪的他们如同王家卫电影里的人物,对新事物的出现与消亡见怪不怪,对原则与信仰实属朝三暮四。在“急”之中国,他们视淡漠为生活之禅。
这是一个现实――英国超市正热销“情绪食品”,人们靠吃含有γ-氨基丁酸的食物来放松情绪;中国的大城市出现心灵超市,销售写有“快乐”、“安全感”等各种情绪的空瓶子。崔健过去说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到今天,你连情绪都要到超市购买。
这是一个现代的寓言――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主人公巴托比是一位抄写员,他日以继夜不停地抄写文件,拒绝任何变化与沟通,不论人家要他做什么,他只是不停地重复说“我宁愿选择不”,到最后甚至拒绝进食,结果饿死了。
这也是一个悲剧――既有《杜拉拉升职记》教你如何百忍成金,又有成功学教你如何体面对话,还有中国的“酱缸”传统教你如何口是心非。到最后,你发现说真话容易犯错,便不再说话;你发现愤怒、轻视与得意时都会影响人际关系,便省略表情;你发现手舞足蹈会影响形象,便不再做任何夸张动作――你终于活得如同一部人类学行为规范,去掉了表情,隐藏了情绪,不带一丝人气,成了橡皮人。
无梦时代的生活艺术
一位家庭教师这样抱怨他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考试之前,她对老师面无表情,直至考试成绩公布,发现老师有用,分数提高,才对他热络起来。林语堂说,中国人是世界最现实化的民族,并且对中国人作了成分分析:四份现实十一份梦想+三份幽默感+三份敏感=中国人。
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有基督教团体对香港人做调查,发现20岁以下的年轻人还将家庭放在第一位,追求梦想放在第二位;但一到40岁至50岁的年龄组别,家庭还是第一位,但追求梦想已经放到了最后一位。
中国人日益病重,连国学书籍《儒家修身九讲》都在煽情:“当我们每天拖着疲惫的心灵上班,带着深刻的焦虑下班,感情、婚姻、家庭、事业、人际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哀叹为什么活得这么累时,也许该问一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教会我们一门生活的艺术,让我们从小学习如何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把握正确的生活方向,创造精神的幸福和快乐?”
林语堂倒是写过《生活的艺术》,说过“中国的哲学家”:“他把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该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了得解放。”
我们活在悖论之中――在最讲效率的时代,不耐烦的我们心生对慢的向往;在最讲个人发展的时代,我们因为无法快速成功而日益消极。橡皮人无梦,不代表他过去没有梦想;橡皮无趣,不代表他不想做有趣的事;橡皮人无痛,只因残酷现实让人对痛感必须习以为常。
不是每个人都如同王菲:“我一向没有梦。梦想也好,目标也好,我都没有,一切只凭感觉去做。”在物欲时代,每个人都被迫成为理想与现实的共同体――在便利店打工的文学中年实现过诗歌梦,卖猪肉的博士实现过大学梦,找不到工作的海归实现过出国梦,破产的师奶有过股票梦,经历过100次相亲的老处女有过豪门梦,依然藉藉无闻的超女有过成名梦,中国人迷信过鲁迅文学院、新东方、《梦想中国》,但更多追梦人还是回到了生活的原点。
2010年,艺术家王小慧试图挽救中国人的梦想:她要与万名有梦青年共同来完成一个艺术项目,用文字、影像、绘图和装置来共同勾画心中的梦想,是为世博会的“2010梦想计划”。但比起一幅“画饼”,中国人更需要一场关于梦想与生活的自我救赎。
在彭浩翔的《爱的地下教育》一书中,有四川省雅安市的学生写信给他,问:我活得很累,还能实现梦想吗?彭浩翔给出了一个也许亦适合我们的回答:“人生过了三十,就有别的看法。生命中许多时候,有许多事情,不能成全,何不站在另一个角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们随时都可能卡在人生的瓶颈。但瓶颈处,我们可以制定第二个成功计划,将成功时间推迟10年;我们可以第二次认识自己,补情感教育的课,培养爱的能力;我们可以第二次学习生活,重温亲情与友谊,拾回为追逐成功而放弃的事物,珍惜眼前人。
或许应寄望社会变好,顺便改善个人处境。但在整个“橡皮中国”找回热望、情趣与痛感之前,橡皮人不妨先进行“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的自我复健――你可以和父母在马路上散步,你可以边听交响乐边擦洗地板,你可以边做饭边写日记,你可以与同样大腹便便的同事新组乐队……中国前所未有地需要生活的艺术,因为我们都如同《1Q84》里塞着车的的士司机:“因为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到任何地方,所以到这地步,只好彼此觉悟。”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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