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出巡视察 父母官扮演群众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官员到下面视察工作时，经常与群众侃侃而谈，不管这“群众”是农民还是工人，跟领导说起话来都是很有条理，个个都很讲政治，丝毫不会说错话。其实，这些“群众”经常是由官员扮演的“群众演员”，专门用来欺骗视察工作的领导。有感于此，我国能否制定“官员视察禁止造假行为法”，或者由国务院制定相关的条例规制这种有组织的造假行为?

　　我国的文化与官僚传统中素有“家丑不外扬”和“报喜不报忧”的治家和经世格言，数千年流传繁衍并不断翻新，拖累了我国社会的诚信养成和政治环境的透明与开明。

　　李鸿章当年出访俄罗斯时向俄国的外交大臣求问，如果一个地区发生灾害是否应该向君主如实禀报灾情，俄国的官员很吃惊地答复，当然应该如实禀报并及时商讨定夺救灾大计，而李鸿章则认为要看君主当时的心情如何，不能因为灾情的发生而给君主的心绪添堵。李鸿章的这种思维模式在处理民间生活事务时并不能一概而论、没有可取之处，如向年迈生病的老者告诉其子女发生了悲剧的消息时，不能不考虑时机和安排应变的预案，但是把这种思维格式化，用以蒙蔽意在了解下情民意的官员视察工作中，就是谬误千里，误国害民。

　　多年来，从党中央到社会各界大力倡导诚信立国、立业、立人，社会共识越积越多，但是在官员视察的各种场合，我们都还会继续看到和听到受视察的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的种种造假现象和故事。比如，数年前朱镕基总理在南方某省视察粮库时的造假案;比如一位国家领导人到某省视察农业时，地方当局竟然安排一位法院院长假扮农民向国家领导人汇报丰收的景象;比如每年夏季中央领导赴北戴河开会或者疗养期间，乘坐的火车前后两节车厢中坐满了铁路系统的经过严格训练的数百位职工“旅客”，以防领导人随意走动向“旅客”了解社情民意;又比如某位国家领导人到南方某省农村考察时，当地政府把十多家村民的鸭子集中到一户，让领导人看过并听到“农民”专业养鸭户的喜庆汇报，领导人走后，这十多户村民为临时集结的鸭子数而发生激烈争吵。类似的荒诞故事在国家领导人视察高校时也常有发生，如把会讲话的学生干部安排到领导视察的学生宿舍冒充本宿舍同学等等。各色的此类故事不胫而走，成为社会大众的笑谈话料，领导人的形象也会受损，而更为严重的是它们通过我国高强度的泛社会化的政治渗透渠道流落四处，从而能对社会的正直和纯洁进行腐蚀，使国家努力竖立的社会诚信标杆一次次被砍断。于是，从人格的假到语言的假，从行为的假到商品的假，官场的假和民间的假同流合污，我们的社会被一个“假”字彻底绑架，民族的尊严不断被刺伤。

　　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复原我们社会的精神本真呢?官员们对造假之所以乐此不疲，一定是能沟通过这种行为得到正面回报，包括晋升职务，这就为造假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并为其他人所效仿。由此说明，我们的体制一定存在着对说真言、做实事的行为的负面制裁，久而久之，老实人吃亏，投机者实惠，就成了人们的处世哲学。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试图通过道德洗礼之类的手段，借以提升我们民族素质的构想也是很不现实的，我们不妨从“头疼医头”做起，通过立法来规制官员视察期间的造假行为，从而为社会提供一种良性引导和示范教化。这样的立法行动，在全球可能尚属绝无仅有的举措，我们只是根据中国实际治理国家，不必觉得国家颜面丢失，恰恰是我们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的具体展示。在我国，行政体制的影响力十分广泛并且强大，构建诚信的社会环境任重道远，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重要的支点上务实行动，依法制约造假行为，把官员视察中的造假行为从薄弱的道德约束提升到法律规制的层面，一定会产生耳目一新的溢出效应。（作者：甘培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