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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共妻”是怎么来的?舶来谣言变形记(组图)

www.sinoca.com 2010-08-12 看历史

　　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基于不同立场的民众，对“革命”产生着各种误传和曲解，由此而生的谣言，却往往成为一种“政治”武器。

　　1927年4月的一天，汉口三分区的十字街头，一位年轻的女子对着聚集的人群和过往路人，高声演讲：“要坚决放脚！要坚决剪发！还要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不人道主义的！妇女同胞们，你们解了束胸没有？解了吧，男人没有束胸，我们为什么要束胸？”

　　讲到激动处，这名女子突然解开纽扣，脱掉上衣，托着自己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封建思想！”顿时，呐喊、笑声、口哨声四起，人群中一片骚动。女子热泪盈眶，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安广禄《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发生在远东传统社会里的疯狂行为，甚至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在民族主义首都武汉，发生了一起由八名庄重的、充满爱国热情的女大学生举行的沿江裸体游行”。4月25日，《时代》如是报道。这则报道如今看来都触目惊心：走在前排的，手举竹竿撑起的标语牌，除了架在鼻子上的大眼镜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其余七个也都赤身裸体。标语牌上写着：“自己解放自己！我们丢掉的是基督教的耻辱，而赢得了自由。把中国从基督教列强手中解放出来！”（李炎胜《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
　　

　　事实上，这是武汉妇女协会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活动之一。而在1927年的部分武汉女性的认知里，裸体、解放自己的身体，就是革命的行为。就在3月8日那天，武汉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女界领袖和20万军民在汉口举行国际妇女节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活动的时候，突然有些赤身裸体、手举彩旗的女人们冲进游行队伍。游行的人惊呆了，队伍有些混乱，但这些裸体的妇女却顾不得街上众目睽睽，依然随着队伍前进，边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这些裸体的女子是一些想参加到“革命”中来的妓女，结果报考武汉中央军校女生队，未被录取；想参加妇女干部培训班，也被拒之门外。彷徨失望之际，一位常光顾青楼的黄公子唆使她们说，学习有什么用，裸体游行才是“最革命”的。（安广禄《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在192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革命风起云涌。长久以来，中国妇女被压抑的人性，被禁锢的生命突然有了冲破禁闭的可能，那些猛然爆发出的激情，身体本能的狂热往往无所顾忌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这股潮流与剧烈的社会革命相结合，性与政治交织，在整整三十年里上演了一出版本不同、内核皆为谣言的戏剧，其最耸人听闻的内容就是：“共产共妻”。

　　■ 离经叛道的年轻人
　　

此时，国人对于“共产共妻”这个舶来名词已经早有耳闻。

　　这个名词来自关于从社会主义苏联的传闻。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后，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制度开始实行，大部分人对此感到新奇陌生，也自然地设想起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一些荒唐的愿望也由此而生。甚至有材料显示，在俄国，私底下存在过“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

　　尽管在苏联的正式文件中，始终找不到关于女人“公有化”的任何文字。但是，有关共产主义政权“共产共妻”的说法，却不胫而走。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现在西方各大报纸上，“苏维埃的一夫多妻制”、“社会主义将卖淫合理化”、“布尔什维克将俄罗斯丢在了人类文明的角落里”等等。

　　很快，这则在俄国起源的谣言，就转道进入中国。

　　事实上，苏联确实曾经努力要把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丈夫控制的经济权力中解放出来。在1917年和1918年，列宁颁布了两条法令，废除男性对他们的家属拥有的特权，确定了妇女拥有完全的经济、社会和性自主权力。但显然，这些做法在数千公里之外被误传和曲解了。

　　当中国的革命者把目光投向苏联的时候，改变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便成为最有表现力的革命行为。激进的青年人掀起了一股毁家、废婚运动的高潮。诸如“工读互助团”、“男女生活互助社”、“利群书社”等团体也在古老的中国社会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团员们纷纷脱离与家庭的经济联系，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然后过起了群居的“公社”生活。

　　于是，当“安那其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依然让人着迷不已的时候，“共产共妻”的谣言，也与这群看上去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如影相随了。

　　广东海丰县教育局长彭湃，出身豪富，留学日本时，深受俄国革命影响。归国后，在家乡建立起“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试图以社会主义教育工农大众，革新社会。

　　在20年代初期，彭湃给这个偏远的小城带来了闻所未闻的“社会主义”、“自由恋爱”等新名词，这引起当地豪绅的不满。很快，就有人向主政广东的陈炯明告发彭湃在海丰大肆宣扬“共产”、“共妻”，彭湃不得不到广州待了两个月，“整日里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共妻”。
　　

　　但显然，他的这份解释毫无用处。1922年5月4日，彭湃组织了海丰有史以来第一次“五一”游行。游行当天，彭挑选了个子最高大的一位学生，擎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边，旗子上醒目地写着两个大字：“赤化”。在彭湃等人的带领下，各校的师生敲铜鼓吹喇叭，齐唱着彭湃自己写的《劳动节歌》：“劳动最神圣，社会革命时机熟……”高呼着“劳工神圣”的口号，浩浩荡荡、穿街而过。

　　这种狂热的宣传赤化的行为，让海丰的豪绅惊骇不已，他们深信，这个年轻人是铁了心要搞“共产共妻”的了，他们在报上连续发表《借教育宣传主义之谬妄》、《铜鼓喇叭可以休矣》等文，攻击彭湃。但他们知道，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劳工神圣本是很具有诱惑力的宣传，而只有将惊世骇俗的“共妻”传说鼓吹起来，才能让人们在“共产主义”的面前望而退却。
　　■ 谣言与敌人

　　自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共产共妻”就成了反对者攻击这种制度的有力武器。受到污蔑的不仅仅最初的左倾知识分子们，而且在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的政策后，这个“赤色”的国民党政权也难逃“被谣言”的命运。

　　军阀们说，“孙中山讲讲三民主义还罢了，他不该又与赤党合作，唱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高调，这就非同小可了。”“赤党主张‘共产共妻’，不讲人伦，不分穷富，谁能受得了！”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夏曦在《湖南政治党务报告》中，总结地主土豪劣绅压迫农民之手段时，第一条便是造谣农协及本党是共产共妻。与此同时，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一位农协会的代表发言说：“我们在家乡时，常听见土豪劣绅们说：国民党是赤化，赤化就是共产共妻。但是我们来到武汉一看，我们才知道完全没有这么回事，这完全是北洋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的谣。他们怕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好处，怕我们赞成国民党。”

　　孙中山联俄以来，国民党的左派逐渐主导了这个政权。但随着革命的进行，国民党右派对左派势力严重不满了。此时“共产共妻”不仅是外界对这个亲俄政权不满的发泄，而且也成了右派对左派进行打击的武器。

　　1927年4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文章，说“少数无知妇女发起举行各界妇女免耻裸体游行大会”，“名为免耻，实反增耻。发起者形同狗屎，赞成者无异禽兽”。“创此荒谬绝伦之邪说者，实系共产叛徒，以恶毒之设想，用狡诈之手段，利用无知妇女，举行免耻裸体游行，打破妇女廉耻，扰乱社会秩序，以为实行公妻之动机，遂其无限之欲望，是可忍孰不可忍！若不严行禁止，何以敦而维人格！”。文章并恳请各总司令总指挥，迅速禁阻，“并将赤党首领发起诸人，通缉严惩”。（李炎胜《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

　　于是，革命大潮下，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些狂热行为，很快被政治所利用。武汉的流氓势力专门收买妓女，组织起秘密的“妇女协会”，准备在“五一节”时举行更大规模的裸体游行。消息一出，武汉三镇顿时满城风雨。国内外报纸纷纷报道起这些惊世骇俗的事件，“共产共妻”的谣言甚嚣尘上。

　　■ 最“有效”的宣传

　　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逐渐地控制中国的政局，那些依然坚持着共产主义的“赤匪”们成了蒋介石最主要的敌人，此时，“共产共妻”也就转为反共宣传最凌厉的一着。

　　一位在江西剿共亲历者的日记《剿共随军日记》被军部政训处广泛分发传播。

　　《日记》中历数中共十大罪恶：“投降赤俄，阻碍抗日，反叛民国，劫掠人民，毁弃礼教，破坏建设，灭绝人道，蹂躏地方，奸淫妇女，造成恐怖”等等。还通过某些被俘士兵和变节分子之口，讲述了他们在苏区的见闻。“共匪随处强迫民间妇女当慰劳队、担架队及宣传队等，实际不过供匪首泄欲轮奸之具。”水口战役后，某俘虏士兵则交代：“白昼行军，见有白衣、黑裙、着袜、穿鞋之女郎五百口随军出发，驻军后则不知去向，芳迹杳然矣！柔香蕙泽，何有于我哉！”

　　在偏远的农村，红军未到，村长就带着村警，在村子又敲锣又喊又贴布告，说共产共妻的“共匪”来了，杀人放火的“红头蛮子”要来了。

　　于是，很多人的印象里，苏区就成了伤风败俗的匪窝，而红军则往往被妖魔化为“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恶魔。而这些，又因在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有了捕风捉影的源头。

　　1931年5月，毛泽东来到江西省寻乌县做调查。他发现：运动胜利的地方，女人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乡政府成立之初，每日所接离婚的案子必数起，而且“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女人们从“魔爪”下挣脱出来，“决没有守独身主义的，离婚后必然很快地就要结婚。”有些男人失望地说：“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

　　初时的农民政权机关对于离婚几乎是不加干涉，并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婚姻自由的规定，造成了一些难以预料的混乱现象。“芳田赤卫队队长原有一个老婆，后来又勾到人家一个女子。”而在龙图和河角圩两乡的青年经常发生纷扰的事件，几乎造成械斗。“原因是两乡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时常调戏对乡成群的青年妇女。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

　　不止是寻乌县，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婚姻上“朝三暮四”、“一杯水恋爱”的现象。根据地时期，牛山县有一个妇女，三年里结婚、离婚竟达5 次。后来浦安修也号召妇女工作干部，“要教育妇女和农民，勿拿婚姻当儿戏”。

　　在湖南，“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他们同样是走极端。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在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闹又唱，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在国民党封建制度压迫下感到压抑，渴望民主自由的新生活。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朱晓东在《通过婚姻的治理》一文中写道：在革命以前的传统农村，婚姻始终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基本活动，很少有人察觉到它。直到有一天，革命者们跑到村里来审视着这样的婚姻，他们的书箱里有“五四”和法国的气味。这个时候，共产党人的马列修养还很不到家，他们用的是五四时代的语言，比如项英将婚姻法的精神表述为‘彻底消灭封建社会束缚女子的旧礼教’。”这样，传统秩序突然崩塌，而新的完善的《婚姻法》及思想启蒙又不能一步到位，许多不好的东西也随即产生。

　　“每一次婚姻自由法令的出台，都会造成一阵‘青年男女过分浪漫’的性关系混乱的时期。”而正是因为某些“混乱”的现象，才给了国统区反共宣传 “共产共妻”以口实。

　　■ 红色宣传

　　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蒋介石“制造了大量的谎言说他们犯下的各种罪行，以来煽动对红军的仇恨”。在被慢慢围缩的苏区之外，在漫长艰险的长征路上，那些贫苦农民们惊恐与异样的目光，也使得中共与他们最为倚赖的阶级之间，出现了联合上的麻烦。

　　1935年10月，红军终于到达陕北。12月，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禁锢，中共开始联系国外记者、进步民主人士来到延安采访、参观。

　　1936年6月，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通过几个月时间的采访完成了他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三周之内即售一万两千本，打破了远东时局书籍的畅销记录。

　　与此书的风靡一时相比，它的结果无疑是更为影响深远的事实，一个“在石堡般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已与世隔绝了9年”的红色区域，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被揭秘了出来。国民党以谣言拼命营造出的堡垒，突然出现了一丝的裂痕。“国民党一向宣传的什么共产党杀人不眨眼，共产共妻的滥调在我的头脑中清除了。”（钱正英：《从上海租界到解放区》）受着延安清新气象的吸引，那些不满国民党政治的知识分子，那些向往自由的叛逆青年，开始奔向大西北。

　　而在“共产共妻”传言发源地的苏联，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逐渐建立了它自己的说教式的、有束缚性的思想体系，一种新的专制主义结构，用不断赞美军事化成就和革命者功绩的方法，强调它自己那种对待男女两性和性行为的态度，以及它自己的以男性为理想和规范的标准。”（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当初在婚姻、离婚、人工流产和家庭方面的高度自由都受到了限制。恩格斯关于人性爱和性生活权利不应受国家约束的观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不负责任的”。

　　在中国，从五四以来，“我是我自己的”妇女解放的浪潮，亦最终溶解于革命之中，一种更大的力量──“组织”决定了人们的命运。无数革命妇女还是回到了家庭──革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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