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211大学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原某科技类大学校长，教育部科技委学部委员，某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国立研究所研究员，某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某985大学学院院长、教授，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某973项目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某国力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隐去真实姓名――编者）
不久前，一项针对全体院士和相关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有52.4%的科学家认为管理过度行政化导致科研人员缺乏主体地位。数十名副教授、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级岗位，许多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刚刚崭露头角就成了所长、院长……近年来，官本位思想在科技界日益泛滥，“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日益突出，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科学家当官给科技事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刹住“研而优则仕”的风气？
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四位曾经或正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请他们现身说法。
①官本位思想渗透，不少科学家都渴望当官
某中心主任：官本位渗透到科学界，是很容易理解的，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是这些年来，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在科学界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加剧的趋势，这大大伤害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或者说远远没有这么严重。
某院长：在科学面前，职务和权力，按理说是不重要的，也不应该这样，否则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好的。但是这些年，青年科学家愿意当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近几年，公务员报考异常火爆，有些岗位几千比一，很多人不愿意读博士，却愿意到政府部门做个小职员。在小小的权力面前，科学反而很弱势。
某常务副主任：真正的科学家是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的，所以当官的欲望比较淡，但在目前科研行政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们都渴望能当上官。领导身份是个名片，没有这个名片，不能说寸步难行，但是很多事情很难开展。比如说一个校长、所长和一个普通教师去找你办事，你会一样对待吗？
某中心主任：如果不当官，别人就看不起你。你如果是领导，就具有了重要的无形资源和广泛的社会认可，这甚至比有形资源更可怕。比如吃饭、开会，中国都讲究排个座次，你要不是领导，只能排后面，只能当配角。就连项目申报和评审，如果没有挂头衔的领导或者院士参加，似乎就显得不权威了。我现在不当校长了，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每次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先说，这是某某大学的原校长，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仿佛曾经做过大学校长，就是一种地位和资历。面子、等级、人情，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恰恰这些东西，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②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交换，已不是个别现象
某中心主任：当了官，就会有很多行政资源，就有了工作交流平台，这就衍生出很多东西，也能够换取学术资源。比如当官以后，就能和其他掌握资源的人认识和熟悉，就能利用工作之便建立“人情圈”，这显然是很有作用的。在高校，如果不当官，很难进入学术决策层。比如职称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也很难在学术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年轻教师有没有职称，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奖励，都要靠“投票”，而有权“投票”的基本都是学校的高层和中层领导。如果你没有一官半职，就很难进入决策圈子，很难有话语权。即使你进入学术机构，也只是配角，什么时候开会，如何分配资源，都不是你能决定的。
某常务副主任：能当官为什么不当？当了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一个朋友，当官不到一年，好处多多，工资、奖金比单做教师时多了不少，住房大了几十平方米，参加会议、公款请客的机会多了，用车无论公事、私事，只要一声招呼……这一切好处，都不是一个普通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拥有的。就连孩子上学、看病等问题，你当不当官，情况也是很不一样的。
某院长：资源的交换，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潜规则。比如你帮我招个学生，我帮你报个奖项，你帮我做一件事，我也帮你一个忙。如果不当官，就没有这些行政资源。如果你连一点行政资源都没有，你能帮别人什么忙？别人又为什么要帮你忙？这都是很现实的。
③项目立项，领导常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容易流于形式
某常务副主任：领导会有更多的项目，这确实是事实。查一下中国的科研项目，几乎都是单位领导，或者是主管领导项目最多。在申请项目方面，领导有天然的便利。他参加各种会议，了解各种信息，能够与相关单位的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各种学术团体中兼职，还能以单位的名义发展关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项目的评审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项目给谁是领导说了算，最后的验收或成果水平鉴定也多是领导说了算。即便是专家组评审，专家也得考虑一下领导的意志。很简单，专家组人选都是领导定的，如果不听领导的，那么对不起，下次评审就不叫你，你也就不是“专家”了。我就遭遇过这样的事。目前相对来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还是比较公正的，主要是专家说了算。但是一些部委和地方的科研项目，基本都是领导意志决定。
某中心主任：现在，我国科技项目立项，多是各级领导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如果你去调查就会发现，很多科学家在当领导前后，项目申请量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有这样的事情：你是领导，有的教授就会主动找到你，只要你帮着找项目，不用你干活，论文帮你写好，著作帮你完成，名多归你，我拿点利，你动心不动心？还见过这样的事，有领导调离了原大学，离开了原来的行业，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做另一类大学的校长，但是后来依然在原大学、原专业拿到了国家科技奖，也依然拿到了国家973重大项目。这个领导别说全职了，连十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原单位，却依然获得这么多利益，这不可理解。
某副所长：有领导的头衔，对申请项目有好处，在工程类项目里特别明显。项目评审时，有些评委一看你是所长、校长就高抬贵手，这是一种习惯行为。还有，领导往往在学术机构中兼任重要职务，最典型的是学会。中国的学会往往是纯基础研究，以会养会不可能，必须有单位来支持学会，包括资金、人员、活动等各个方面。单位支持学会，只有单位的行政领导有这个权力。领导为学会做了事，在行业中也有地位，评审的时候，适当被“照顾”是自然而然的。
④真正的学术评价不够，起决定作用的评委不少是行政领导
某中心主任：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不看实质，不看成果的核心价值，而更注重量化的东西，看数字，看数量，看SCI论文，看获奖情况。具体评奖过程中，虽然有条条杠杠，但最后毕竟是靠人投票，最终是人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评委多是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在各种评奖委员会，也基本是领导们说了算。而且，现在不少评奖，评委已经形成一个圈子，评委们交换资源也不是什么秘密，今天评审我，你关照；明天评审你，我自然会关照你。
某副所长：我国的评奖有个特点，多是以单位认可为前提的限额申报，报奖的信息都是单位领导先知道，而且也是单位领导最终决定的，一般研究人员没有这些信息，而且也没有申报权利。在这些以单位名义认可的限额报奖中，如果是规章制度比较健全的研究机构会好一点，可能会经过学术委员会讨论，但是如果单位领导比较强势，很可能就是领导拍板了。
某常务副主任：当官的话，确实更容易出成果。现在报奖越来越难，往往要整合力量，把多个分散的成果整合起来更有冲击力，谁来当整合成果的牵头人呢，往往是领导。不少领导因为这样得了很多奖。特别在产业部门，这种情况更严重，你看各部委的研究所，科研成果明显是领导牵头的多。还有些部长级官员，取得了那么多成果，甚至当选了院士，但是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搞科研。
⑤科学家当官未必都是坏事，但如果人人想当，谁去做具体的研究
某副所长：科研人员热衷当官的现象的确存在，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科学家当校长、所长甚至政府部长，我觉得应该区别对待，理性看待。如果有些优秀科学家，有很好的管理才能，是可以的，不应该一概反对。但有些学术带头人能做好科研，未必能做好管理。而且科学家都去做管理，也不利于科学发展。比如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搞研究是顶尖人才，但教课也未必能教好，做领导恐怕不一定合适。所以对人才要区别对待，只有那些有管理才能的科学家，而且他本人也有意愿，才能让他做行政领导工作。管理也要出效益，一个重要的行政岗位，全力以赴都未必能做好，何况有本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现在，有些科研院所的管理者不是很称职，属于三流的管理水平，工作没有个长远规划，经常靠临时拍脑袋，这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某院长：对科学家当官的现象，我认为也不能一棒子打死，要分两面看。一方面，科学家中擅于管理、有大格局的人，当官未必是件坏事。毕竟当领导能够参加各种会议，有助于掌握各种资源和信息。中国也需要战略科学家，他不一定做具体的研究，但是要有大视野，能够宏观布局，比如让人才梯队成长起来。这样的科学家，就适合做科技管理工作，适合当校长和所长。但是这样的科学家毕竟是很少的，更多的科学家是做具体研究的，如果人人想当领导，都想搞战略，那谁去做具体的事情，谁去做研究？
现在人人争着去当官的风气很不好。比如学校公开招聘处长，以前教授们很少愿意去，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报名，争着当。因为处长手里有点权力，掌握一些资源。学校的处长尚且如此，国家各部委的处长就更不得了，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科学应该不受行政化的影响，现在行政化过强的风气，我担心对年轻人的成长不好。总说中国没有涌现科学大师，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成长，怎能涌现出独立的科学大师！现在，甚至连院士，也不仅是头衔，也有了强烈的行政色彩，评上院士就享有了副部级待遇，而在国外，院士仅仅是一种荣誉，顶多奖励个车位什么的。 热衷当官的科学家只能说是个小科学家，科学界也有不热衷当官的例外，比如袁隆平，他坚持一线研究几十年，成为了让全世界认可的大科学家。
⑥不改变过度行政化，很难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
某中心主任：现在科技界有个说法，叫做项目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少；论文越来越多，创新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这确实让人深深忧虑，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当过校长，是非常消耗精力的，中国的校长和国外的不一样，国外高校管理有固定的班子，校长是虚职，而国内校长是实职，事无巨细都得管，是非常牵扯精力的。我当时想继续搞科研，就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拿出来，即使这样想出好成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也是我现在不当校长的原因之一。
某常务副主任：在欧美，做学术是兴趣使然。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的状况不改善，要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是很难的。纵观世界近代的历史，每一个高速发展的大国，都在多个领域出现过影响世界的大师。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很快，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让我们汗颜的是，别说在多个领域，就是在我们的优势领域，也没能出几个世界级的大师。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能说中国是世界强国。
某副所长：以我自身的经历看，做行政领导还是要付出很多的，我只是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就要花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处理行政事务。当官时间长了，科研要想出真正含金量的成果，就会越来越难。我希望，国家应采取措施改变科学家热衷于“当官”的现状，切实保证中青年杰出学者能够回到实验室和科研一线，而不必担心其利益受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