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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唐山大地震:山崩地裂像数十飞机发动(组图)

www.sinoca.com 2010-08-03 国际先驱导报

　　[导读]大地震34周年的唐山，向逝去的生命敞开。纪念与被纪念，都是这样一种虔诚的宣泄。这宣泄的最好理由，是纸钱这端的人，是幸存者。
　　

活着――唐山幸存者

　　余生・余震

　　对于身世命运，唐山幸存者们有一种近乎幽默的自嘲，他们管自己叫“震漏儿”。而对于生命本身，他们又抱着近乎豁达的清醒，“每一天，都是多活出来的”。他们扛过7・28，扛过持续34年的心灵余震，他们活着，贫穷、富足、热闹、平淡，常常被人遗忘，也在此时为我们记起。

　　常青：用我一辈子去记录

　　躲过朝鲜战争的枪子儿，躲过唐山大地震的死神，活着的常青，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去记录一个城市和她的新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常青站在华岩路边儿上，吃冰棍儿。“其实我不是唐山人。”75岁的他说。

　　但是，他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55年。就连手里冰棍化了的奶油跌到地砖上，都是那样漫不经心的一种熟稔。他的身后，四四方方的楼群毫无区分地依偎在日头下，震后第一批新建楼房，常青也已住了26年。

　　唐山想必也熟悉他，就像他知晓这城市的每一个纹理――34年，透过6乘6的取景框，常青忠实地记录着一座城市从破碎到重生，一个瞬间又一个瞬间，从未改变。

　　“地震那会儿”，在时间刻度上，这是唐山人共同的起点――他们的记忆、年龄、房屋的寿命、甚至婚姻的长度，都不可避免地，在那年，被打上一个结。

　　常青也是。他在唐山的岁月，被那场地震，一刀断为两处。

　　当时他住在位于唐山市区一角的跃进楼，“刚搬来九个月”。他本该住在市委干部家属楼，可因为一些邻里小矛盾，就和人换了这个位置偏还没电的房子。当时的他不知道，这一换，人生两样。

　　也是这样热的天。家里没风扇没空调，就到外面乘凉。“找个蒲扇扇一扇，找个凉快地方坐坐，一唠就是下半夜了”。

　　摸黑回家睡下，已是凌晨一点。往日早已安睡的狗却都醒着，“全市的狗，发疯了一样一直叫”。长青被吵得有些睡不着。

　　然后，地震来了。“约莫三点多钟，突然屋里什么都看得见了，比白天还白，这就醒了。”然后是声音，那种声音，常青一辈子都忘不了，“就像几十架飞机同时发动，从地底下来。”

　　然后，他看见，水泥地在跳，晃，晃完以后，马上看到天花板也跳。当时常青就想要是掉下来怎么办，他脑子似乎是别人的了，一下子喊出来，“地震了快起来”。等一家三口奔着门时，门已经开不开了，就找了把斧子，连砍带踹把门给打开了。

　　出门，天已完全黑下来，什么都看不见。

　　邻居们也都出来了。穿过被石板压弯的楼梯，顺着裸露的钢筋，从三楼爬到五楼再顺着挡雨板找缝隙爬出来，三楼以下的地方都是瓦砾。他们只知道，跃进楼没有倒。茫茫然蹲在黑暗里，彻彻底底的黑暗，彻彻底底的寂静。

　　“就好像……突然这个城市消失了一样，好像你就在孤岛上。”

　　人们蹲坐在楼前，等，等天亮。

　　一个小时后，天亮了。常青和邻居们，“噌”一下从地上弹起来，揉揉自己的眼睛。“前面的楼没了，左边的也没了，一下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像突然到了平原上。”目力所及，只有眼前的跃进楼，还杵着，颤颤巍巍没有倒下，裂得好像“吃的那个核桃酥”。这时候，常青才突然感到害怕。“像是突然醒了，都跑着走着，去找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有的找到了，有一些，永远也没有找到。

　　唐山，作为一座都市，第一次失去了她的黎明。

　　跃进楼没有倒下，真是个奇迹。常青觉得，或许是楼前的池塘救了他们，但他并没什么地震理论的解释支撑。

　　而市委干部家属楼没有保住，和他换房的那家人，全没了。

　　人生的荒谬和奇妙就在于此――他本该死去。

　　为此，常青一辈子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人没死，第二天就去了单位报道。从那时起，常青便拿起了相机。后来，被抽调到指挥部，更是来对了地方。

　　朝鲜战场5年，他热爱摄影，也有机会接触相机，却没有拍下一幅珍贵的照片，此生不能原谅自己。而看到震后的唐山，他几乎本能想起了战火中被毁灭的朝鲜。10 年前的缺憾使他下定决心要记录这一切。他拍下震后第一个瞬间的唐山，是开滦煤矿和小山。另一张照片上，电子时钟恰好停在7月28日凌晨3时42分。

　　常青在他的拍摄中，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出现任何死难同胞的尸体。对于彼时被死亡占领的震后唐山，常青心怀悲悯。但他没有哭。

　　有人不理解，为什么震后的唐山没有哭声。那是因为，他没有置身于最为惨痛的毁灭之中。“到处都是死的，一摞一摞的，怎么哭啊？哭的过来吗？没法哭啊。”

　　常青的哭，大多数唐山人的哭，是在两个月后，解放军撤出唐山，毛主席逝世。

　　吃解放军的饭，穿解放军的衣，盖解放军的被，但是有一天解放军要走了。“心一下子就空了。才知道啥叫绝望。”

　　毛主席走的时候，唐山的地是湿的，是眼泪浸湿了这片废墟。露天剧场开毛主席逝世追悼会，常青拍片子，人们一排排走过去，衣服破破烂烂，都是土里刨出来的，头发长长，晒得黑黑。“像从地狱里出来的”。那时候，唐山人的悲痛才被唤醒。“一会这架出去一个，一会抬出去一个，哭着哭着都休克了。”

　　常青终于放下相机，大哭了一场。

　　第一批到达唐山的物资是三天之后。

　　8月2日，唐山至天津、北京和东北的公路修复；8月7日京山铁路修复，唐山从极度的困难中缓了过来。

　　简易房盖起来了。跃进楼的邻居们，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里整治自己的小家。当时唐山的口号是：“发动群众，依靠集体，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因陋就简，逐步完善。”

　　简易房一户一间一个炕，但家家都不够用。常青一下班回家就钻到简易房后面的废墟里掏砖头、捡木头。捡回来码在自家简易房前，等材料够了，邻居们帮忙再搭一个简易房。

　　9月，唐山人一起领到了震后的第一次工资，倒塌了的唐山百货大楼废墟旁出现了简易房搭起的商店，有了盐、火柴。

　　地震后的第一个春节到了。唐山市格外比震前春节多供应了一些食品：每人供应5斤面粉，3斤大米，猪肉2斤半，食糖4两，粉条1斤，豆腐3斤，鱼半斤。一户白酒一瓶。

　　但是，唐山也再次被眼泪浸泡。“过去这一家人，五口六口，老的少的在一块过个节，到这时候剩一个剩两个了，还有残着的，没胳膊没腿，受不了了，坐在简易房里，一下就感到孤独了，心里头觉得生存不下去了。”

　　可熬过春节，人们开始想着朝前迈。唐山结婚潮来了。

　　经历了地震，人们对婚姻的要求不高，会过日子就成。

　　生活就这样续接上了，就像是一根断了的藤，老枝死了，又从旁边长出了新的枝条。添丁续口简易房不够用了，一家一家又接出了简易房，原本一字排开的几户人家，最后形成了一个合拢的院子，里面是一个个渐渐复苏的家庭。

　　常青依然是那个拿相机的人。

　　“这一拍就拍摄了三十年，从开始唐山恢复建设的时候，第一次请专家在这开研究会，一直到现在的曹妃甸，大南湖，大半辈子都花在这个上，停不下来。”到现在，常青已经退休15年，他“自觉地把自己融在这个城市里”。

　　因为它值得你记住。常青说。还因为，这座城市的背后有二十四万人的生命代价，还有十六万的重伤员，还有四千多名的孤儿，三千多名鳏寡的老人，三千八百多名截瘫的人士和两万五千多名截肢的人……“这个城市很惨的，你仔细看到这座城市是很悲惨的，你听听这个数字，在地震中有七千五百多家是全家都遇难的……”这些数字，像烙在常青的脑子里。
　　

杜明艳和邢台孤儿院阿姨，两张照片时隔近30年。常青/摄
　　

　　最小孤儿杜明艳：幸福地活着

　　她对那场大地震没有任何记忆，“最小孤儿”的身份给了她痛苦，也令她体味到活着的幸福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采访结束，杜明艳站在她工作的那间医院休息室门口送行，素白的裙子，双手合十。她信佛。

　　记者最终未能进入她的家门。据说那是一处平房，里面被她收拾得温馨而舒适。

　　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和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的对谈也是一项“政治任务”，“电视台走的时候，大车小车载着机器，邻居们都问，燕子，你们家这是谁来了？”她不愿意被人这样关注，只想安安静静地，带着儿子，过平静的生活。

　　“哥，我把这段时间避开，8月中旬带儿子回去一趟。他一直吵着要见姥姥姥爷，特别是大牛、二牛。到时给妈买个轮椅，这样可以带她去外面转转，比较方便。”

　　杜明艳在讲电话。听上去，她和任何一个35岁的女儿没什么两样。

　　但是，她不能去参加老妈7月27的生日会，是因为，7月28日那天，她要给自己在地震中死去的父母做忌日。

　　而电话中的老妈，则是她在邢台孤儿院6年间认下的，从此一辈子是亲人。

　　地震的时候，她家房子没塌，父母先跳了窗户，后来发现孩子没抱，“往回冲的时候给拍那儿了”，3个月零2天的她成了孤儿。这都是后来听三姨说的，杜明艳仿佛到了20岁才对这段话有意识，“没心没肺的”。

　　在杜明艳的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光，反而是在孤儿院度过。邢台人实诚，刚半年就把她养得胖胖的，“救出来时还没有一只烧鸡沉”。那时她最小，所有的人都宠她亲她。身边的孩子都和自己一样，穿一样的衣服，用一样的碗筷，吃一样的饭食。失去对自我身份辨识的同时，也忘记自己的孤儿身世。“地震30周年时候，我往那一站，谁也不认识，可一会过来一个，哎呦喂这就是小燕子啊，我就说姐姐好，她就说小时候净抱你了……”

　　对于父母和那场地震，她没有任何记忆。“有的话多难受啊。还是没有的好。”

　　当时，她只不过是四千多名孤儿中的一个，在邢台孤儿院，杜明艳和其他400个孩子一起长到6岁，后来，被归入石家庄孤儿院。

　　那是8岁的夏天。石家庄孤儿院解散，回到唐山，姥姥和三姨拉开她后背看到那块胎记，说，没错儿，这是咱们家燕子。抱住她就哭。杜明艳还记得姥姥农村的家，用黄泥垒的土墙，一个木头的门。她挺纳闷，“哭什么啊，每年回来都没哭。”

　　告别了孤儿院，也告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杜明艳跟了三姨。

　　最后回来的这批孤儿，有三个渠道，第一被亲戚认养；第二由父母原单位出面安排；第三则直接回唐山福利院。杜明艳觉得自己幸运，“再简陋也是家，有人管嘛。”

　　有人管的日子也苦也乐。“那时候特别气人，打也不走不躲的，姨打完就抱着哭，问为啥打你你不跑，打完她自己哭一宿。”杜明艳觉得，自己那时候就是叛逆期，“就想你打吧，反正白活这么多年了，够了。”

　　也知道三姨不容易。小小年纪学会看人眼色。做饭、扫地、收拾家。第一次熬稀饭糊了，三姨说好吃。去同学家里写作业，最怕同学别人问，你爸妈在什么单位啊。杜明艳常常抬眼皮看看人家，继续低头写作业，写差不多了，听见外面喊“卖白菜西红柿”，就知道三姨来接了。

　　那时候，才慢慢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特别盼着长大，要是一夜18就好了，不用管了。

　　到底没有实现，到现在姨还管她，“跟妈没啥区别”，她特别记得，不知为啥，舅舅把她一脚从屋里踢到门口，三姨跟舅舅打得，“那简直要掀房顶了”，她记得三姨说：我都没打过，谁都不能碰！

　　“毕竟是亲人。”杜明艳知道亲人的可贵，尤其是亲人屈指可数的时候。跟三姨一家一起生活了16年，24岁结婚走出家门，和那个在日记上写“我会用最大能量来保护她”的男孩结婚。

　　后来离婚，她守着儿子过。

　　现在想起十几二十岁，她过得不快活，却也并不伤悲。

　　杜明艳说她庆幸自己的青春期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度过。如果像《唐山大地震》里的女儿方登那样活着，一辈子解不开那个结，“太痛苦了”。

　　其实杜明艳不喜欢徐帆一口白洋淀话，可看电影的时候，还是哭了。她在方登身上，看到太多的自己。后来，她在自己的QQ空间里写了一篇私人日记，画了个自己和方登的对比表。“方登爸爸墓碑上是1947年生1976年去世，和我爸爸几乎是同龄人；方登，人家的优势跟我对比就是她被人领养，而我在孤儿院长大；人家最后又找到了妈妈，我根本就没这个希望了……”

　　张静初在电影中一个人带着孩子的那种艰难，杜明艳感同身受。“我带儿子去我姨家之前，都要嘱咐，别乱动东西。让吃东西什么的，我儿子都说不吃。”

　　儿子10岁了，似乎也早早学会了看大人的脸色行事，这让杜明艳想起从前的自己。

　　在自己与方登身上，杜明艳还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个人都做过志愿者。就在今年，她被评委唐山市十大杰出志愿者。

　　2004年，杜明艳正经受婚姻带来的痛苦。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扶残志愿者”招募，仿佛看到人生另一个起点。

　　扶残志愿者所帮助的，大多都是地震后高位截瘫的残疾人。

　　刚开始做，杜明艳有些不适应。什么活儿都干、刷厕所、洗窗帘、做饭……最令她无法接受的，是帮扶家庭对她不信任不客气的态度。但是，时间长了，坚冰渐渐融化，那对夫妻对杜明艳的关爱也慢慢多了起来。“我生病的时候，他(帮助的人)就打电话说：‘我去给你送点药吧’。他们是截瘫啊，要给我这个好腿好脚的送药。这时候我就觉得还是有人在关心我的。”

　　现在，杜明艳常常带儿子去做义工，或者上佛学课。
　　

与坚持慈善的大手笔相比，皇甫志友在人前沉默得近乎腼腆。
　　

当年抗震救灾工作现场的李升堂。
　　

李升堂和他的新书。

　　皇甫志友：要偿还全国的恩情

　　在汶川灾区，入夜躺在空地上，他便回想白天做过的事情，会在心里默默告慰2007年去世的奶奶

　　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皇甫志友的名字为人所知，却是在另一场大地震中。

　　2008年5月12日，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后，皇甫志友当即率领一支51人的志愿者小分队，连夜包车赶往灾区。上车之前，他怀里揣着100万元的援助款，随车同往的还有临时买来的30万元救援物资。

　　两年后，被问及初衷，皇甫志友情不能禁地语带哽咽：“别人用生命拯救的唐山，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用生命，代表唐山，去偿还全国的恩情。”

　　实际上，真实的皇甫志友没有镜头前那么善于言辞。他正襟坐在沙发上，欠着身仔细听着问题。“每周末回唐山？”“嗯。”“看冯小刚电影了吗？”“没有。”问什么答什么，不肯多说一句。

　　“为什么不看呢？”

　　他嘴角轻轻一扬，然后摇摇头，“我心脏不太好，怕承受不起。”

　　如果没有汶川地震，皇甫对唐山大地震的记忆其实是破碎的。1976年，10个月大的皇甫被家人抱着逃出了即垮未垮的危房，后来有关地震时的情形他听无数人讲过无数细节。

　　“头脑中就像过电影一样，但综合起来非常模糊。”直到来到汶川地震现场，他听见呻吟声，看到废墟，突地一惊，所有破碎的片段立即回应成了现实。

　　他和其他志愿者们每天只睡4个小时。他们努力地扒开砖头，救出伤员。一天，当一位摔断胳膊的幸存男孩向他哭诉自己的老师、同学不幸遇难时，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一闪：他得让这些孩子们尽快过上正常生活。

　　于是，他向地震灾区捐赠了22间校舍，让1000多名学生重返课堂。从此，震后的汶川，来了个唐山校长。

　　在汶川灾区，入夜躺在空地上，他便回想白天做过的事情，会在心里默默告慰2007年去世的奶奶，他想请老人家放心，自己会全力帮助其他人。

　　这其实是几乎所有唐山地震亲历者们铭记的一个词：感恩。

　　由于母亲患有肺结核，逃过劫难的皇甫志友由奶奶一手带大。奶奶抱着他走街串巷，吃百家饭、喝百家奶。等稍大一点，大人们便把口中的饭食嚼碎了，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

　　再大一些，能走路，有点记忆了，皇甫对当年居住过的、在震后搭建的简易板房印象深刻。房间很小，锅在门外，正经算得上的家具就是一间柜子。偶有小伙伴来玩耍，便要被大人叮嘱，不要靠墙，免得“把房子靠倒”。其他生活用品比如水壶、热水瓶、雨衣等，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捐赠。

　　当时，皇甫还在想，长大当兵，保家卫国，不过后来他身高不够。他选择上了村里的师范，毕业后先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

　　他热爱老师的工作。但家里穷，100多元的工资根本不够生计，皇甫思忖后，决定辞职下海。

　　“其实，我是厌恶经商的，瞧不起自己。”多年后，已被外界冠以“农民企业家”称号的皇甫一字一顿地说。因为他在学校学的都是“坦诚做人”，而一做商人，便免不了接触不愿接触的人，说一些不愿说的话。

　　也许正因如此，皇甫从商后干的活儿，就像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好事做到底。

　　慢慢地，“志友货运”的名号成为品牌。不过这时，皇甫的事业有所调整，转移到铁矿石加工上。

　　“我找亲友们合资开的是加工厂，我不做采矿，不碰打打杀杀的。”他认真地补充说。

　　2008年之后，皇甫开始从事投资与慈善工作。所谓投资，主要专注于两个部分，“一是投资大学生创业；一是投资文化事业。”他创立了“博爱种子基金”，联系其他企业家凑了一个亿，来资助大学生创业。

　　皇甫最重视言传身教的“感恩文化”。每周末，他回唐山看望父母时，给父母剪脚趾甲、洗澡、理发。这时，9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便在一旁乖乖看着，“我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教育子女、感染其他人。”

　　而周围朋友确实记住了他的好。7月22日，电影《唐山大地震》上映后，有朋友专门给他传来一条短信：电影里男主人公的故事，讲的可真像你这种人。看完后，皇甫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李升堂：创造奇迹的唐山英雄

　　“我有20多年的指挥经验和飞行经历。我就想着，不管来多少架飞机都要让它们安全降落。”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关于李升堂的事迹，听起来像是一个传说。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他担任机场航行调度室主任。在完全瘫痪的机场上，他一天指挥300多架次飞机起降，最短起飞间隔仅26秒。

　　多年后，有媒体曾把年逾古稀的李老专门接到重建后的新机场做演示。未到机场里，刚好听见有飞机轰鸣声，李升堂告诉现场采访他的记者，里面是一架运输机。“不是安-12，就是运-8，现在刚起飞。”说完，李升堂手向斜上空一指，一架大型飞机正顺着他指的方向往远处飞去。

　　“神了！”现场有人大腿一拍：李老，年岁已高，绝活还在。

　　但追忆往事对李升堂而言，绝不是一件简单和轻松的事。他把电视台为他录制的影像放在抽屉中，只有记者前来采访时，才拿出来放放。

　　“我们平日里几乎不看，不堪回首。”说这话时，现年75岁的李升堂看看老伴。老伴周华婷是土生土长的唐山人，在地震中失去了姐姐、姐夫等至亲，李升堂怕触及老伴的伤心事。

　　但周华婷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当时真出事了怎么办？文化大革命都没结束呢，我说你胆子真大。”

　　李升堂的胆子确实大。

　　34年前的7月28日，地震把唐山市夷为平地，但唐山机场的空军营房并没有完全被震毁。李升堂半夜喊醒儿子，一家人夺门而出。

　　23秒震动过后，李升堂拔腿跑向机场调度大楼。沿途的建筑都已瘫成一堆砖瓦，此时，昔日的调度大楼中，电台、电话、雷达系统等，或被砸成废铁，或被甩烂在墙外，机场系统全线瘫痪，李升堂几乎万念俱灰。

　　这么大一场地震，怎么通知党中央呢？和幸存着的调度室其他战友商量时，李升堂提出第一个大胆建议：越权使用军用飞机。

　　按条例规定，军用飞机的使用一定要事先请示上级，否则，严令违纪处分。但李升堂顾不得了，救人要紧！

　　因为随着震后时间的推移，已有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和伤员向机场汇集。平日里，大家有病就找解放军，大难前更是如此。当有伤员一边用手杵着地，一边昂着头向李升堂们求救时，他向战友们表示：派飞机，责任我来负！

　　时间指向：7月28日早晨6点，天刚蒙蒙亮。只靠着一台被扒出的、未被完全损毁的超短波电台，李升堂硬是把战友刘忽然等人安全送上了通往北京中南海的航向。

　　据事后披露，刘忽然等人在出发一个多小时后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他们成为第一批向外界通报唐山地震消息的人。而对寸步不移守候在电台前的李升堂而言，这条“空中生命线”的打通，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开始源源不绝向唐山涌来。第一架要落地的，是紧急救助被困矿工的救援机。

　　但天公不作美，黑压压的乌云遮住了机场上空，随即下起漂泊大雨。飞行员俯冲两次，完全看不到在地面指挥的李升堂。其他人建议，换机场降落吧。可李升堂掐指一算，不行，如果能在唐山机场着陆，救援的时间将大大提前。

　　第三次指挥救援机降落时，地面能见度终于有了好转，李升堂和飞行员激动地同时大喊：“我看见你了！”

　　然而未等李升堂好好喘口气，又来了十多架飞机准备降落，此外，上级又派了不少直升机空投食品。地震过后的头三天，唐山机场上空机满为患。

　　当时，外国媒体很惊奇，“唐山，已经从地球上抹去了”，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飞机盘旋在这里？

　　李升堂回忆道：“我有20多年的指挥经验和飞行经历。我就想着，不管来多少架飞机都要让它们安全降落。”

　　他果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同行、中央领导都非常吃惊，怎么做到对上百架飞机调度的？其实我就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提高机场的起降率、吞吐能力、运输能力。”李升堂解释道。

　　他教调度室的年轻战友如何目视耳听，他自己则拿出了“平生最大的胆识”。机场现场，一架从上海运送药品的飞机刚刚降落，另一架装满伤员的大型机由北向南起飞；飞机刚离地，一架刚卸完救灾物资的小型直升机就从跑道中间插入起飞……

　　从7月28日到8月12日铁路开通，李升堂创造了航空史上高密度飞行的奇迹。

　　连他自己回头想来也觉得是奇迹，他只能总结说，那时，他的经验、激情和智慧在高度紧张中发挥到了极致。

　　“要什么都等上级指示，黄花菜都凉了。”他心有感慨。

　　后来，李升堂转业到唐山市司法局直至退休。1977年，“不在编”的他仍被中央军委给予记“集体一等功”；2006年，他当选为唐山市“感动唐山十大新闻人物”，并受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

　　今年7月，李升堂历时两年写就的《唐山大地震空中救援亲历》正式出版发行。在市内签名售书的现场，人头攒动。“特别多人带着小孩，讲当年的历史。有的人说书里这个照片，他们这几个人当时就在这个地方，情景再现……”老伴周华婷叨念着。

　　那一刻，李升堂感到欣慰。

　　赵家兄弟：执着造车梦

　　飞机上的人终于看到了他们。一个包裹从空中掷下，兄弟俩打开一看，是大饼，还热着。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只要是说到车，平日里用词造句还要琢磨一下的赵秀顺、赵秀国兄弟俩仿佛就会有说不完的话。

　　“车也是讲究腰线的。”

　　“对。”

　　“就像一个人的五官，搭配得好就是漂亮，不好就是难看。”兄弟俩一唱一和，眉飞色舞地说。

　　但说着说着，又有安静的时候。“不经历地震，体会不到人生短啊。”弟弟赵秀国一脸感慨。

　　唐山地震发生时，赵秀顺16岁，赵秀国12岁。由于中苏关系当时正处于冰冻期，赵秀顺的大哥还在另一间屋子里嚷：“苏联的原子弹来了。”赵秀顺一抬头，窗外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乱七八糟地晃着。

　　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先出了屋。再一回头，房子全塌了。幸好屋顶上的一块挡板斜落下，赵秀国身材瘦小，被挡板遮住了性命。抖抖索索地爬出了废墟，他才回过神来，不是原子弹是地震！

　　“头上、身上全是土，光着脚，就像《唐山大地震》里演的那样。”赵秀顺回忆说。他搂着弟弟，两人拼命往天上看，希望能看到救援的飞机。

　　盼了几天几夜，兄弟俩又饿又渴。快坚持不下去时，飞机真的出现了。那是用来空投医疗设备和食物的飞机。

　　赵秀顺从废墟里扒出一截红色被罩，然后找了根棍子捆着，用尽全力地挥舞、挥舞。飞机上的人终于看到了他们。一个包裹从空中掷下，兄弟俩打开一看，是大饼，还热着。

　　“我后来才知道，那些大饼是安徽的老百姓省下粮食做的……”说不下去了，赵秀顺掩面哭起来。

　　直到今日，弟弟赵秀国对任何摇晃都特别敏感。哪怕是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只要旁边有人抖抖身子，他就会浑身一激灵，“整个心都提在嗓子眼上”。

　　地震过后，兄弟俩成了孤儿。“那时遇见幸存的人，就问你家还有几个人？大家都一样，每家都有遇难的。”赵秀国说，“第一天晚上还在一起的人，可能第二天就没了，所以我们之后特别珍惜生命。”

　　之后赵秀顺进了当地居委会做临时工。他本来舍不得把弟弟送去河北育红学校(当时的孤儿院)读书，但听说那里每天可以有一个苹果吃，就同意了。

　　当然，孤儿院的待遇不止有苹果，赵秀国觉得生活挺滋润。但他不喜欢读书。业余时，他爱好做模型玩，还曾经得过青少年模型大赛的二等奖。

　　初中毕业后，赵秀国回到了哥哥身边。他做修理、做钳工，赵秀顺则被调到了当地一家汽车修理厂，兄弟俩还算是同行。工作以外，两人有时会想起家人，特别是去世的父亲。赵秀顺记得，父亲生前在开滦矿当司机，每次开车回家后，两兄弟就跑到车前这看看、那摸摸。

　　“嘿，有什么好看的！”父亲训斥道。“我们也想开车。”“会开车算什么，有本事造辆车！”

　　最后这句话，在赵家兄弟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真正动手造车，是受了2004年上海第一次主办F1方程式赛车的刺激。

　　“中国的土地上，跑的都是些外国车。”赵秀顺很不服气，“我们自己造一辆吧！”

　　当时，经过企业改制、下岗风波，赵秀顺与赵秀国在路边自己开了家摩托车修理部。决定下了后，两人就在店里造车。知道兄弟俩想法的人没有一个不笑话他们的，“你们要技术没技术、要设备没设备，要资金没资金，还想造车？”

　　不过，赵秀顺与赵秀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一把榔头，两把扳手，两个人把防盗门卸下，捡了一大堆易拉罐，还拆了自行车。“原材料都是从周围能找到的零件上凑，还环保。”

　　一年多后，一辆F1真的从他们小店里诞生了。两人还认真地向外界解释，“就是要通过自己造的赛车给国内大制造商们以压力”。

　　此后，兄弟俩也没停住脚，他们的第二件作品瞄准了经典老爷车。原材料还是从自家凑。

　　“我们这辆车，是吸取各家之长。”两人谈及自己的理论，“1:1是抄袭，1:2是模仿，1:20就是创新了。”但创新的过程仍然艰苦。由于过于专注造车，两人的摩托车修理生意索性关门闭业，赵秀国还因为妻子不理解自己，离了婚。

　　“到我们这个年龄了，选择一件事情就要坚持到底。人坚持理想不容易。” 赵秀国解释道。唯一让两人有些尴尬的是，他们不好意思和别人握手，因为油污留在指缝间，总也洗不干净。

　　今年5月，兄弟俩历时两年造的老爷车终于问世。唐山人给它挂了个牌号“唐山-兄弟之光”。

　　寻找唐山

　　――一座城市和她的34年

　　唐山的记忆就在每个人的心底，逝去的生命也是，在那里，没有人会忘记，没有人会被忘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唐山巨大的热气球缓缓落地，躲得远远的人呼啦围上来。“还有谁坐？赶快了啊。”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招揽着生意。三个年轻姑娘犹犹豫豫，钻到篮子里，被头顶吐着舌头的火苗吓得尖叫。

　　“100块钱坐一次啦，小孩50，坐吗？”价格有点贵，大多数人更愿意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圆，痴痴仰头看着，蓝色的火苗舔舐着夏天的空气，热烘烘的，谁也不觉得，只是望着那只热气球，离地面越来越远。眼神里，有一种对于高度的渴望。

　　不远处，还有人潮涌向这里。在这座唐山市最大最漂亮的公园里，夜晚总是迟迟不肯散去。几个人一辆车不知疲倦地围着南湖绕圈，坐在电瓶车上为一张票钱吵架，小孩子们扯起闪光的风筝，小贩与城管们玩捉迷藏。

　　人们似乎渐渐忘却，也或者是不忍提起，就在这座公园的西北角，掩埋着数以万计的大地震亡灵。

　　唐山的新生活，与故去的生命们，就是这样，突兀然而毫无距离地，并存着。

　　被震碎的

　　不为寻找故事而来，为寻找历史而来。却发现，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充满眼泪、鲜血、挣扎和呼救的故事组成。关于唐山大地震所有的记忆，也早已在不同的亲历者那里，以故事的形式，存活下来。

　　而作为沈阳军区解放军第201医院的战备医疗队一员，杜君属于第一批进入唐山的女军医。就在广场上，她和同事们建起第一个帐篷医院，两天吃一顿饭，站着都能睡着，自己动手砍树做夹板……

　　在唐山的半个月，恰好是震后生命存活的黄金期，杜君就曾目睹，开滦煤矿的矿工井下14天后的奇迹生还。

　　神奇的“小女孩儿王子兰”，被压在废墟下面。他的对象心急如焚，到处找她，“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走到哪里都喊她“子兰，你在哪儿”，肝肠寸断的。王子兰在废墟底下，正给自己的东风手表上弦。“就怕它停了”。她看不见那表，但听到滴滴答答，心里总觉得好点儿，以为过了四天，可被挖出来时，已经整整8天8夜。

　　大灾后的人们，有着超乎寻常的乐观与豁达。席棚商店起来了，剧场起来了，盲人鼓书艺人资希圣和女弟子司宛如，在大街上废墟边，唱着自己编的词儿，到处演出。

　　拾回来拼好

　　灾难带来的痛苦和孤独注定无法回避，但群体的取暖却是另一种抵御绝望的方式。唐山最有特色的是震后自救与临时大家庭的形成。在规模上大于家庭，在功能上却小于家庭，能一起做饭、吃、住，能彼此温暖就行。据统计，1367个样本中，与他人同吃同住在一个月内的占75.9%，在两个月内的占87.3%。

　　采访中，甚少有人提起爱情，但是，至今的唐山，每逢7・28烧纸，多数重组家庭仍保持这样的习惯，到了那一天，平时感情再好的夫妻，也总是各自出门，到不同的街头，各自祭奠，“每到6月份，就开始想念‘故人’，一直想到7月28日。”“故人”，是他们地震前的妻子或丈夫。

　　一个妻子的前夫经常打鱼，地震后因思念前夫，妻子便从此不吃鱼，不愿看到鱼。再婚后的丈夫十分理解，家里从来不买鱼，甚至不提起鱼字。

　　几乎难以想像，那些与你擦肩而过，提着菜篮子匆匆赶路的人们，是怎样在自己的心里，将震碎的心，一片一片拾回来，拼好。

　　艰难出发

　　毋须罗列关于唐山的任何一个数据。走过唐山百货大楼、逛逛三利购物中心、驱车到港口转转，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如今的唐山，可以一掷千金，决心拍一部大制作电影。

　　唐山在一片废墟上的重生像是一个传奇，她有太多的地方令人感到迷惑。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市，不够摩登，甚至有点土气；她只有30岁，是一个崭新的城市，可是显得陈旧了；这是个迅速发展的城市，有朝气蓬勃的一面，但她的文化中又有浮躁和一点呆板的味道。

　　仅仅震后10年，最后一批简易房从唐山版图上消失，一栋栋楼房从废墟上拔地而起。震后34年经济发展令人侧目，从恢复到震前水平到“百亿市”再到“千亿市”，跃升速度惊人。2009年，唐山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亿，在河北省处于龙头地位。

　　然而，不少年轻人选择离开这里，去往更大更舒适的城市。“这里空气不好、没有值得留下的大公司，人们思想陈旧，不喜欢新事物。”毕业后随男友来唐山生活刚刚半年的小韩这样抱怨。

　　新生代唐山人拥有这块土地赐予的特殊的财富，但也由此背负着厄运遗留的苦涩辛酸。

　　何以纪念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一座抗震纪念碑和收费10元的抗震纪念馆，人们在唐山，找不到地震的影子。

　　纪念墙曾经修在南湖公园。但刻一个名字要交1000块钱，被斥为“借死难者敛财”。而如今的纪念墙公园，在经历收费、迁址等一系列风波后，终于由一出商业戏剧转化为政府公益行为。但大多数唐山人，还是愿意选择走上街头，烧把纸钱。

　　曾有对老夫妻，被问到将来如果有纪念墙，会不会把孩子的名字刻上去。他们说，孩子又没对国家做什么贡献。

　　然而，需要贡献才能刻上去吗？纪念，难道不是人的本能吗？

　　也有人选择完全的遗忘，在刚刚实行免费的地震纪念馆里，奶奶说起“当年我一个胳膊夹一个，把你叔你爸救出来。”这竟是老太太第一次在孩子面前说起地震：“我从来不说，我希望她(孙女)什么都不要记得。”

　　钱钢：面对灾难，让我们有所准备

　　一个健康的社会还应该有持续的关爱，大大小小，不同时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孙浩发自香港一本名为《唐山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在地震发生十年后才正式出炉。而对于作者钱钢来说，《唐山大地震》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故事。

　　1976年灾后两个月内的某一天，在那座毁于一旦的城池内，被抽调到灾区做防疫员的杂志编辑钱钢为上海医疗队做了一场内部报告，讲述护送数百孤儿他乡安身的经历，在场医护人员泣不成声。

　　钱钢第一次感受到，真实的讲述多么打动人心。

　　1986 年3月，《解放军文艺》杂志几乎以整本的篇幅，刊出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并于下半年正式出版，首版刊印至少80万本，盗版难以计算。此后，熔岩逐渐冷却，直至2005年再版、2006年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以及2008年汶川地震重撼国人心灵，才重新进入取景框。

　　故事在香港还有一条脉络。内地版问世后，一封来自当时港英政府教育局的信寄到钱钢手上，询问可否将书中序言收录到正在筹备中的新中学课本中，让香港学生更加了解内地。钱钢兴奋又忐忑地答应了。自1988年至今，钱钢估算近七成香港中学使用这本教材。

　　2010年夏天，钱钢在香港书展期间接受本报专访，他说，“不能说悲剧可以被避免，但是悲剧可以被减轻”。

　　千万不要忘记唐山

　　《国际先驱导报》：为什么亲历唐山大地震10年后才有了这本书？

　　钱钢：1976年我在救灾过程中采访过很多人，做了很多记录，那是出于编辑的本能、文学青年的习惯。但无论从手头掌握资料的完整性、确凿性，还是我自己的观念，都距离后来《唐山大地震》十分遥远。随后10年，环境和人都改变了，局限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已经冲开了，作者个人的素质也改变了。

　　Q：书的内容选择回到灾难现场是出于什么考虑？

　　A：1984 年，在唐山大地震10周年前两年，编辑部本来定题为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但边采访、边思考、边学习中，我决心要写一部约翰・赫西《广岛》那样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只写城市的“毁灭”？我坚信唐山大地震属于人类，我的作品应该可以为不同国家的人看懂，应该抓住人类的共性。我相信，如果我当年没有务实地回归现场，而走到一个宣传套路上去，今天也没有人看。

　　Q：多年来重回过唐山么？你认为，这场灾难对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A：我在唐山大地震10周年、30周年时回去过。对于这座城市的人们，真的是创巨痛深，绝对不能轻看。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说过希望大家都关注汶川，但心里还有一句潜台词：千万不要把唐山忘了。

　　健康社会要有持续的关爱

　　Q：对于灾难亲历者之外的人们，你认为唐山大地震的意义在于什么？

　　A：唐山大地震故去了24万人，16万重伤者中也有不少陆续离开，但还有几十万人继续留在这座城市中。活着的人比故去的还不容易。《唐山大地震》一书所记载的事实常常被人淡忘，不是到了有宣传用途的时候，人们想不起它来。自然而然的关心不够，忽冷忽热的关心是有的，比如忽然把他们搬到演播厅里。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的媒体在亲情关怀的部分做了大量很好的报告，让唐山的故事在那一年家喻户晓，这是有价值的。但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还应该有持续的关爱，大大小小，不同时刻。

　　Q：灾难过后时间一长，是不是“忘性”太大？

　　A：亲情关怀之外的反思是非常不够的。我相信，诸多层面的讨论绝对有意义。像30年前那种“备战备荒”年代广泛发动群众、政府“不计后果”拍板、简单意义上群测群防的预警模式，在今天已经难以复制。但我们需要对减灾投入更多新的思考。

　　忘性这词太轻了，太柔和了。总的说起来，过去三十年压倒一切就是挣钱，人们可以要钱不要命，要钱不要安全。有钱买棺材，没钱买药。我们这个社会的忧患意识大大下降。

　　Q：大地震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思考？

　　A：汶川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国际形势和人文环境非常不同。32年间，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有着根本转折，从不抓经济到抓经济。但汶川地震提醒人们的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中，人和自然的相处、人的自我保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等等一系列命题值得高度关注。千万不能醉生梦死，要钱不要命，该做的事情必须要做，世上没有近路可走。

　　Q：你认为年轻一代对灾难缺乏思想准备么？

　　A：21世纪以来，巨灾迭至。80后一代记者与70后记者相比，与地震的关系更密切。比如，2004年底印尼海啸、2006年纪念唐山地震三十周年、2008年汶川大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和智利大地震，把大量80后一代卷进去了，很多人是可以有所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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