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声明。人民币汇率改革开始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一直呈现缓慢上升，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市场混乱，人民币汇率在2008年7月后基本被固定在1美元兑换6.83人民币的水平上。此次声明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改革停顿2年以后重新开始。从今年年初开始，中美之间人民币汇率争端几起几落，充分显示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复杂的博弈阶段。
3月11日，奥巴马总统向中方要求“按照市场原则设定汇率”。3月14日，温家宝总理明确表示，人民币没有低估，对美国的升值要求提出批评。中美双方在汇率问题上的争端表面化让美国国会认定中国“货币操纵国”的呼声更加高涨，一旦通过中国将会面临正式制裁。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4月3日，美国财长盖特纳推迟向美国国会提交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报告。4月8日盖特纳突然到访北京，中美双方同意在5月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商讨人民币汇率问题。随后，胡锦涛主席答应出席4月中旬奥巴马总统主持的核不扩散峰会，中国在伊朗问题上也显示出对美国协调的姿态。
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没有就人民币汇率达成实质性共识。美国国会再次掀起要对中国制裁的浪潮，6月10日，美国财政盖特纳在国会财政委员会上多次警告中国必须要考虑美国国会的愤怒并在G20峰会前采取行动。终于，中国在峰会前一周发表了重开汇率改革的声明。
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尤其是参议院），美国经济界是这次汇率争端的主要相关方。此次汇率争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上五方之间的三组博弈组成。
第一组博弈是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之间的国内博弈。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大政方针在2005年就已经制定，从中国政府来看汇率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利于增强内需，而且汇率在2005年改革开始后事实上已经上升了20%，只是因为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才暂缓了进程。而中国国内企业，尤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出口部门对于人民币升值一直十分警惕，在发生经济危机后更加敏感，而这些企业又提供着大量的就业机会，政府不得不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呼声。
第二组博弈是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和美国经济界之间的美国国内博弈。美国政府确实有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要求，但这并不一定是其政策的最优先目标。而美国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则有较大的政治动机来炒作该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在2010年6月21日刊出了题为“货币政治”专刊就指出来自纽约的参议院议员苏墨是主导对中国汇率问题态度强硬的急先锋，据说部分原因是因为希望借此提高他争夺参议院领袖的筹码。
美国经济界对于人民币汇率关心程度并不高。那些在中国投资和从事贸易活动的美国跨国企业是中国人民币低汇率的实际受益者，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生产产品向美国市场出口，或者是从中国进口消费品都是在人民币汇率低的基础上赚取高额的利润的。同时面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巨大国内市场，美元在汇率上的优势也有有利于他们扩大在华投资和业务，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希望人民币过多的升值。今年春天，美国大企业和经济团体就对美国国会酝酿对中国制裁法案提出了公开的批评。虽然与中国商品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中小企业和团体则是经济界中积极主张国会对人民币汇率强硬的支持派，但是这些企业大多是夕阳产业并不具备太大的影响力。
第三组博弈是存在于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博弈，这组博弈是三组博弈中最为微妙的一组。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不希望中美发生贸易战，特别是中美政府在很多的全球问题上互相需要更加不希望崩盘，但是如何来协调国内的利益关系并将其反映在外交层面是两国政府博弈的主要内容。美国政府必须适时地反映美国国内政治的“要求”，同时又要在关键时刻避免“中美对抗”，这就要求美国政府能够说服中国，美国财长盖特纳是努力推迟将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让中国了解国会压力的关键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政府是在教中国如何与美国国会打交道，或者说是更好的了解美国的国内政治需要，事实上当年日美贸易摩擦的时候美国政府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中国在G20峰会前发出声明继续汇率改革，可以说也是着实让美国政府松了一口气。
正如《金融时报》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的“豪赌”成功了。而中国政府也要协调国内政治的需要，一方面汇率改革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但是国内出口企业的压力不可忽视，同时也要考虑不能屈服美国“外压”的民族主义情绪，因而中国也在各种渠道向美国说服中国国内的政治博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元首的会晤等各种渠道则为双方的这种复杂博弈提供了平台。
随着中美之间相互依存的提升，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多元，中美关系已经告别了原来的单纯的政府间博弈，进入了复杂博弈的时代。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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