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新闻，有个事情让我耿耿于怀。7日，重庆的文强被执行死刑，在临刑前四个小时，中国青年报的两位记者获得了独家采访文强的机会，按理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个记者大约一生中不大会有第二次相同的机遇，对文强这样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对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黑案件，有关部门能够开恩，格外批准司法系统之外的媒体作报道，用新闻记者的眼光来记录这个重要时刻当中的重要人物，也是这些部门开明的一个重要表现，对新闻单位来说，也是一个扩大自己号召力影响力的绝佳机会，同时，作为一个记者，也是通过采访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可惜的是结果并不如意，文强并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以时机不好，要出庭他要作准备，而且记者的问题也是一时半会说不清楚的为由，拒绝了记者。应该说，记者在文强临刑前4小时能够得到采访机会，能够见到文强本人，能够与文强就有关采访事宜作个对话交流，这已经能够获取相当多的信息，能够从一些侧面来窥测文强当时的心境，起码能够客观地纪录一些文强当时的表情，语态，神情，精神，动作等。这些东西对分析文强的人格现状，分析文强的心理是大疣裨益的。同时，也可以满足一般人对这个曾经的风云人物彼时彼刻的面貌的好奇，大部分都未曾见过濒临极刑行将消逝在世间的人，对这种人的各种情况都会抱有很强烈的猎奇心理，记者的客观纪录是最好的填补这种空白的内容。从这些方面来说，记者的采访还是有价值的，可以说，这个时候，记者出现在现场，成功的良好开端。
但是，从新闻采访的角度说，这次难得的采访无疑又是失败的，彻彻底底地失败了，记者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有关心文强案件和文强本人的受众想要知道的信息都没有直接从文强嘴里得到。
那么，为什么这次能够让记者一举成名的绝佳机会溜走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次本该精彩绝妙的采访胎死腹中呢？
但凡采访成功与否除去第三方因素之外，应该都集中在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两方面。从表面上看，这次采访不成功直接的原因是文强不配合，虽然他没有缄默而是说了很多理由，就是不肯回答记者的问题。所以似乎问题不在记者这里而在文强。但是，仔细分析问题当时说的话，好象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据说当时文强并不知道4个小时后他将被执行死刑，他甚至还可能认为这又是一次开庭，因而文强此时还带有某种侥幸的希望在，虽然他清楚希望渺茫，但是总好过没有，将死之人哪怕是揪住一个稻草都当救命机会。这个时候的人对媒体也会抱着某种倚赖的心理，起码他不可能真正拒绝媒体。
假设另外一种情况，要是文强知道自己将被执行死刑，那么，作为一个马上就要离开人世间的人，一定会有某些程度的留恋，此前媒体的报道中都说文强有着很强的求生欲望就是例证。这也是他不可能真正拒绝媒体的理由。他一定会利用媒体把自己最后的时光留存下来，对文强这样见过世面的人来说，或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样的话不合适，他或许至死都不会忏悔，但是他也是人，毕竟也有着妻儿老小，对大姐，对儿子，对妻子他都心存愧欠和不舍，媒体记者的到来正是他宣泄的好机会。不是说这会儿文强一定会涕泗滂沱，一定会真诚忏悔，但是眷恋人生，不舍家人也是常情。
如果说上述观点成立的话，那么，为什么文强又要拒绝记者的采访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记者的问题提得不合适，没有问到点子上，没有触碰到文强的要害处。
下面一段话是专访文强的中国青年报驻重庆记者田文生写的，他说：因为从头至尾旁听过文强案一审、二审，我对文强案已烂熟于胸。5月21日，文强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后，我便开始采访文强的准备。我连夜查找文强所有的资料，拟出了287个问题，如果文强能够全部回答，相信能全面、立体地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文强，证实或澄清社会上关于他沸沸扬扬的各种传闻，并让读者知晓他的酸甜苦辣和各式人生体验。我们更想知道，经历了人生过山车般的高潮和低谷，文强如何看待人生？他如何总结自己的教训？……我还想知道他的一些细节，比如读警校期间，是否有过偶像？工作期间，酒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看守所里，是否怀念他曾无比钟爱的火锅？……
开始采访前，我们被告知，最多只有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我们迅速选择出6组在我们看来最有价值的问题，另有3个问题，在时间许可时备用。
这6组问题是：
一、你现在最想见到谁？你想对他说些什么？
二、你还记得第一次收受别人钱财是什么时间吗？当时你紧张担心吗？思想斗争是持续了很久，还是一闪念而已？不分场合、对象、数量地收受那么多的金钱、手表，你根本用不了，到底图什么？你是否赞同别人对你“并不在乎收了多少钱，而是在收钱时享受到权力带来的愉快”的分析？你是否有过自己活得不踏实的感觉？如果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三、你是否认为，你让下属将命案转移到黄代强的支队，让已经被抓获的疑犯再度逍遥法外的做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司法的公信力？
四、你是否认为，你当公安局副局长后，权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监督？对于完善官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体系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五、你如何看待自己案件的判决结果？
六、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赚大钱、当大官就是成功，对此你怎么看？刚做警察时，您是如何给成功下定义的？关于你自己的人生航向，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到达文强的监室后，很诚恳地表达了采访的意愿，但睡眼惺忪的文强完全不予配合。为了能让文强开口，我们临时改变了采访路径，给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人认为，你曾经是全国排得上号的刑侦专家，你认可这个说法吗？
遗憾的是，文强并不正面回答这个看起来应该能打开话匣子的问题，只是用重庆方言表示，自己需要为庭审做准备。他似乎并不完全抵触记者的采访，只是不愿意在那个具体的时间点上接受采访，他暗示，可以在庭审后再采访。
田文生的这段话让我们知道，记者的确做了很多案头准备，功课做得不可谓不充分。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位记者可能一开始就错了，整个思路就拧巴了。我们注意到，记者准备了287个问题！按照记者的设想，要是文强能够全面地回答将近300个问题，就能全面、立体地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文强，证实或澄清社会上关于他沸沸扬扬的各种传闻，并让读者知晓他的酸甜苦辣和各式人生体验。记者的这个想法很大胆，很执著，很美好，可惜不太现实。首先是时间，就算是每个问题文强回答3分钟，那么采访时间也要超过14个小时。对一个死囚来说，这样长的采访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来看看记者准备的问题，我们不知道那287个问题都问了些什么。到了监室记者被告之只有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记者于是列出了精心挑选的6组问题，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记者所列问题的大概模样，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大都笼而统之，很原则，很高度，很俗套。比如：三、你是否认为，你让下属将命案转移到黄代强的支队，让已经被抓获的疑犯再度逍遥法外的做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司法的公信力？四、你是否认为，你当公安局副局长后，权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监督？对于完善官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体系问题，你有什么建议？这些问题看起来确如记者所说的是闭合式的，文强可以用YES，NO来回答，而实际上，这些问题的内涵极其丰富，决不是一个YES，NO能够包容，像是否动摇了司法的公正性，完善官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体系这样的问题，说开来都是可以写出一本专著的命题，如果这样的问题提给一个马上要死的囚犯，你说他有兴趣回答吗？即便是愿意回答，也没有时间，更何况，这个时候，作为受众的关注点也不在这里，说白了你说了纪录了读者也不乐意看。
为了让文强能够开口，记者临时变阵，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认为，你曾经是全国排得上号的刑侦专家，你认可这个说法吗？这个问题很傻，很蠢。对一个就要被处以死刑的人提这样的问题简直有些滑稽，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说，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关键的是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看不出记者的用意何在？是以之唤起文强对自己崇高职业的美好记忆，还是先给文强抬起来让他有些自豪感然后让他滔滔不绝说开去？这些想法显然很幼稚。这是典型的缺乏逻辑思维，随便抓个问题抛给对方就算的无目的漫谈式采访。
央视主持人敬一丹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采访后记住了一句名言，没有不会说的，只有不会问的。拿到文强的采访实践中，我们大抵可以说，不是文强不肯说，而是记者问的不技巧，不专业，不到位。
说到这里，我们又想了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经典桥段，她提问的切口很小，很温馨，一下子拉近了与被采访者的心灵距离。
奥琳埃娜・法拉奇：“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奥琳埃娜・法拉奇：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邓小平：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奥琳埃娜・法拉奇：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
中青报记者对文强采访的失败，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启发，记者作案头准备，不光要细致入微，仅仅是细致不解决问题，细致准备的目的是挖掘材料中最有价值，最有冲击力，最能打动对方的闪光点，这样的闪光点不在多，而在于精致，准确，真正能够闪耀光芒，能够真正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如果有好的闪光点，一个就足够了。近300个问题洋洋洒洒，无轻无重，无先无后，很容易就把那些为数不多的闪光点给掩没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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