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诗词辉煌雄壮、气势磅礴。然而，伟人也有平凡人的儿女情长，《虞美人・枕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公开发表于1994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的词作于什么时间一直存在着争议，而且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世人更多把它当做是毛泽东1921年送给杨开慧的相思之作。
“虞美人”并不是杨开慧
从史料上看杨开慧是见过这首词的，她与人“述”过此词也许是实。但由此就断定它是“一九二一年”赠开慧之作，却是荒唐得很。倘硬作如是认定，则“一九二一年”的毛泽东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从此词的内容、格调上看，也不是诗人1921年之作。毛氏留下的早期诗作不多，但是，从现在公开发表的几首诗来看，大致也可以捕捉到他的思维轨迹。他的诗风始终是高亢昂扬的，哪怕是生离死别，也依然保有独特的沉雄恣肆的高远格调。
毛杨的爱情，始于何时，成于何时，都丢下不论。他们是1920年冬在长沙正式结婚的。在整个1921年中，他和她都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之中。
不错，这一年，毛泽东确有几次离开过长沙。《毛泽东年谱》载，一是2月上旬他和弟弟泽民回韶山过春节；二是春夏间他和易礼容、陈书农赴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三是6月底与何叔衡同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四是同夏明翰一道去衡阳，研究发展党员和党组织问题；五是12月去安源煤矿考察。五次离别，以6 月底去上海那次时间较长，至8月中旬才回。似乎毋需更多的解释，读者诸君不妨试想一下：以毛杨这样的革命伴侣，这样的短暂分离，哪一次能构成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晓来百念都灰烬”、和“不抛眼泪也无由”的情境？
倘如现在一般的解释，说此词是与开慧小别后的“相思之作”，就会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首先，我们不妨将此词与《贺新郎・别友》作点比较。这首词与《贺新郎・别友》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词中，在作者的面前有一位女“友”，作者的描写有三个层次。一是送别的情状，二是对方的神情，三是自己的感情。而此词写的完全是诗人自己，是自己混沌、模糊、痛切而又纷乱的思绪。那个已经远去了的、淡如云中星月的“离人”的身影，给予诗人的除了“百念都灰烬”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这里，首先要弄明白的是“离人”两个字的准确含义。作者自己是此词的主体，而“离人”则是此词的“诗眼”。词中的一切悲、痛、愁、惑，皆由“离人”而发。不弄清这个“离人”的真正含义，是无法读懂这首词的。
就字面的常理而论，夫妻或情侣分别，可称“离人”。古人诗词中，大抵作者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去描写时，他和她都是“离人”。如苏轼《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有云：“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这里看起来好像讲的是远去的张生，作为“男儿”的张生在离别时望红叶露珠有如血泪，那么娇弱的莺莺呢？所以，王实甫就将这句改为“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两人都流泪了。如果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之情，“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如魏夫人的《菩萨蛮》：“三见柳絮飞，离人犹未归”。1921年毛杨几次小别，都是毛泽东离家外出，杨开慧守在清水塘家中。深谙诗词炼句炼字之功的毛润之，怎么会颠倒错乱，自己外出却又将家中的娇妻称为“离人”呢？这里有个“坐标”，就是“家”。“我”在“家”，离“我”而去的亲人，才称为“离人”。而绝不可能是相反。而且，词的下阕，“晓来百念皆灰烬，剩有离人影”。这显然不是开慧的倩影。这是一个逝去了的身影。
毛泽东与罗一秀的婚姻
初读《虞美人・枕上》，确乎似有“相思”的意味。但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词中蕴含的那种怀念与无奈，冥思与怨艾，痛切与希冀，回首与前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词的内涵，要比“相思”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是历史事实，无可否定的。个人的婚姻，本属个人隐私。只因毛泽东后来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而且他后来的几次婚姻，都有些是是非非，杯葛不清。于是，多年来，人们对他的第一次婚姻，便生出了一些神秘感。有的人讳莫如深，有的人却是言不及义。更有一干好事者和别有用心之徒，胡编乱造，飞短流长，往毛泽东头上泼污水。究其原因，其实为大多数人对青年毛泽东的理解甚少。
对于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有的人用现代的眼光去观察和衡量历史，说毛、罗的婚姻是“父母包办”、“收童养媳”。其实，在光绪末年谁的婚姻不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毛、罗两家在当地是世交，当时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由两方长辈订下的这桩婚事，在当时来讲已经是很开明的了。
对于罗一秀的年龄，有人说比毛泽东大6岁，其实罗一秀嫁到毛家时才18岁，而毛泽东当时已经14岁了，由此可以看出罗一秀比毛泽东大了四岁。女大于男的现象，在当时甚至是当今社会也是很普遍的。东北民谣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 吗？在韶山一带，女大于男的亲事多得很。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就比他父亲大了三岁。毛贻昌为了这门亲事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当时为了做谷米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还请了长工和短工。一家子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必须早早地找一个成年了的、能干贤德的大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慧的罗一秀。作为当时一个在乡里颇称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
事实上，当年的毛泽东自己对这桩婚姻也是严肃而郑重的。据韶山的老人们说，毛泽东和罗一秀结婚后，一秀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和毛泽东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毛泽东除常去岳家帮工，以尽半子之劳外，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毛泽东还到岳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的。1925年他带着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家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次日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
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据《罗氏族谱》载：因罗鹤楼五子皆夭，曾将其兄竹楼的次子迪泉过继为子。迪泉于1921年正月病逝。）罗石泉即一秀的堂兄，长毛泽东五岁，早年在毛泽东影响下参加过地下党组织，任过湘潭（韶山）特别区农协执行委员。大革命时期韶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罗石泉受尽迫害，远走他乡，辗转在洞庭湖滨的华容、南县、安乡等地谋生，直至日寇犯湘，湖区沦陷后，方迁回杨林避难。毛泽东并未忘记这位妻舅，他叫岸英送给舅父一些钱（一说是旧币500万元，一说200万元，也有说70万元、20万元的。送钱属实，数目存疑。――作者注），一筒好茶叶，还邀他去北京小住。但罗石泉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他答应次年立夏后天气转暖时，再去北京看看“姑爹”，一并治治病。不幸次年春节后他的哮喘病发作，引发肺炎辞世。此外，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还曾请他的连襟毛华村吃过饭。按：一秀最小的妹妹五秀，（《族谱》载：“五归毛”。即这个老五），也嫁给了韶山毛家，即东茅塘的毛华村――毛泽东近支的一个兄弟。
应该说，毛泽东是个重感情的人。倘若他真的“不承认”这次婚姻，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又如何解释？
罗一秀之死和《虞美人・枕上》
罗一秀是1910年春患痢疾去世的，其时她还不满21岁。对于妻子的死，17岁的毛泽东心情是悲伤而又复杂的。
从9岁（1902年）开始，毛泽东开始进私塾读书。到1910年这个时候为止，他先后换了五所私塾，师从过七位有学问的先生。八年私塾教育（包括他在 “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的半年，和在毛麓钟家里读书的那段时间），毛泽东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读了许多“新书”和“杂书”。17岁的毛泽东心高志远，显然，群山环抱的韶山冲已经关不住他的心了。当年他对斯诺就坦然说过：“《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这是一场守旧的父亲和奋进的儿子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它比少年毛泽东因为父亲骂他“懒惰”而闹到以跳塘投水相要挟那一次要深刻得多。
作为一个在十几年间凭着自己的勤劳和精明创下了一份家业，由农民变成米商的毛贻昌，希望自己的长子继承父业，积敛家财，光大门庭，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他不知道，他的饱读了诗书和已经开始接触新思想的长子已经是“少年豪气在天边”了，他要走出韶山，冲向他心中的天国，去拼搏，去闯荡。父亲的主意和自己的志向所形成的尖锐矛盾，折磨着年青的毛泽东。他知道，要在“职业选择”上反对父亲的主意，绝非易事。当父亲正式提出要送他去湘潭米店当学徒时，毛泽东痛苦极了。对他来说，这正是他人生的十字路口。读书与学徒之争，在这个家庭中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一秀健在的时候，年青的毛润之当然会给妻子谈起这些。贤慧的一秀以她在娘家所受的家教和文化薰陶来看，也是会从内心支持丈夫的。据现有资料，一秀患的是痢疾，死亡的时间是正月初二。一位内科专家告诉笔者说，痢疾高发期在夏秋之间，冬春之间患痢疾的极少。但如果患的是中毒性痢疾，在当时偏远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七天左右便可导致死亡。她病重时，正是农家准备“过年”的时候。毛泽东寻医问药照拂妻子，小两口在病榻间贴心的交谈，都是可以想见的。如今，惟一能说几句体己话的妻子已离他远去。丧妻之痛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忧烦从两面同时向他袭来。一个17的少年的心，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该有多么残酷！
《虞美人・枕上》应是一秀去世后不久之作。这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陆游、苏轼那些悼亡的名篇，此时必然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尽管他的文笔还略嫌稚嫩，但八年的古文功底已经足够让他作这样一次倾诉，一次呼号，一次喷发。
让我们循着这条轨迹，再一次解读诗人的心声吧：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不止是相思之苦，也不止是怀念亡妻的愁苦，这是一个有志少年在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只有这样事关一生命运的大事，才能使青少年毛泽东心潮起伏，直如倒海翻江。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无奈。愁苦和烦恼使他失眠了。愈是睡不着，便愈觉长夜难明。睡不着，披衣起坐，但是，何以排解内心的寂寞和苦痛呢？满天繁星，哪一颗能为我指点迷津？哪一颗能照亮我的前程？
通宵的冥思苦想，彻夜的心绪翻腾，答案在哪里？17岁的少年，难免要“万念俱灰”了。这时，一个远去了的、模糊而又熟悉的身影，忽然飘在他的眼前。如果她还活着，也许可以向她诉说一点什么。可是，现在她已经离他远去。他还能说些什么？向谁说去？真是“欲说还休”呵！此时，寒星渐隐，残月西沉，一个孤独的少年，一个孤独的男人，在人生的烈火里煎熬，在翻滚的心海里徘徊，他，怎能不潸然泪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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