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土坡劳动的女青年（资料影像） 许明在自家的窑洞前（张力摄影） 李桂平在乡下的大家庭合影 80年代打扮入时的许明。
■没住过旅社，害怕男女住一屋有人管
■风传他半夜从窗户钻进女知青的屋里
■庄里人说，人家就不是你门上站的人
■不少女青年曾向往能嫁个吃大米的人
◎文/ 张力 ◎部分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延安宝塔山下的延河大桥，现在是车来人往，周围建筑密集，满眼红红绿绿的广告。40多年前，这里曾经有过另一番景象。土黄色的山河，土黄色的汽车，土黄色的队伍和土黄色衣服夹道欢迎的人群，从首都北京来的男女学生们正浩浩荡荡到这里插队落户。
我们拜访了几位留在那里的北京知青，发现延安的当地人已经不怎么住窑洞了，而他们却还都住在窑洞里。他们好像真的扎根在那个地方，留在那个时代了。
她想找个本地的能出那山沟
■车停下，他伸出头说上来上来
我们从城中心的这个地方向老街的岔路走出不远，上了一处有些陡的高台阶，在旧楼房中隐蔽着一排大窑洞，绿油漆的门窗，家家户户小花的门帘。西头的一家出来个笑盈盈的女人，足有1米8高，看上去40来岁。实际上在40年前，她就在那来延安的知青队伍中。她叫许明，还是讲一口让人感觉亲切的北京话，她笑声爽快，说话也很爽快。
那会儿动员插队的时候，街道的、学校的都到我家来做工作。我妈后来说，毛主席可有政策了，就是说可有头脑了。一开始搞文化大革命让红卫兵小将起来造反，无价值地把那些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富，都给国家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呢，让红卫兵小将都串联去，满世界大串联去，我妈说的，串得心也野着哪，又让你们都去插队了。
我觉得外边的世界可好了，那会儿串联跟同学一起去了天津、上海、厦门，没去农村，就觉得外边的世界可好了，可愿意出去了。我们家孩子多，工人家庭，生活条件也不好，到号召插队的时候，我就愿意走，我妈不让转户口，我偷着把户口拿走给转了(笑)。因为这个，后来走的时候我妈没送我，让我弟弟骑自行车把我送到学校集合。
我们晕晕乎乎到了陕西的宜君，正好下大雪，一尺多深的雪，拄着根棍儿，穿的都是板儿鞋，塑料底的，滑得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90公里路，不通车走过去的，走到村子里面，老乡们出来接我们。
哪想到农村是这样。一看大山沟什么都没有，荒山野岭，我们女生就哇哇使劲儿地哭。住在山顶子上面，喝的是下雨下雪的水，挖了水窖存水。
有一天我下沟里去担水，快担到山顶上了，爬那么一座大山呢，那时候十几岁能担动吗？好不容易晃晃悠悠，快到了山顶上，正好有个斜坡，我说歇歇，刚往下一放，那个桶咕噜咕噜眼看着滚下去了。我坐在那使劲儿地哭，哭得嗓子都哑了。
你们是想听听后来谈对象的事啊？那说说怎么跟我们家那位认识的吧。说出来也挺不平凡的。就是有一次我要回北京，正好碰上一个顺路车，那会儿在任家的沟里头，90多公里，没有车，正好我们那一个女的，她弟弟在大修厂，开了辆卡车带着他未婚妻，也是北京的，我说干脆搭上你们的车。
开到洛川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就住旅社，他们俩一块儿住去了，我住集体的大炕。说第二天早上来叫，我早上四点多一直在门口等，等到快11点，还不来。我就提个大包，背个黄挎包，可劲儿往前走，那会儿可天真了，就觉得不远，其实从洛川到铜川去坐火车还有好几百里呢。
到后来，一边走一边哭，使劲儿哭。出了洛川的城外，这边是山崖，那边是种的庄稼。也没有人，反正也不嫌害臊，哇哇地使劲儿哭。正好这时候，他的车从车站出来，碰上我了，他就把车停下来，车上拉了黄陵的一个女教师。他伸出头说，来，上来上来。我还挺自觉，还往车厢上爬呢，他说来，下来坐。
他和女教师聊天儿，人家有想给他介绍对象的意思，问他多大？他说三十了，还说他家是下中农，说当过兵什么的。我在旁边一听，哎哟，还没结婚哪，心里边好像就有点儿那意思(笑)。那会儿司机可吃得开了，给个县长都不换。
后来路上我们就说话了，他聊起粮食不够吃，我还拿粮票给他，他不要，我说我有全国粮票呢，给他拿一点，他推开不要。
第一眼看到反正还可以，像个男子汉。眼睛大大的，双眼皮儿，身体挺魁梧，一米七几，比我矮。会说，人家会说话。
有的车碰上了，喊他范大脑袋，我就知道他姓范。他给我送到车站。
■他说他大舅能给我调出去，我就跟的他
自从那年路上偶然搭车以后，大个子的北京姑娘许明，又去找了那位开大卡车的司机。
到第二年的7月份，正好任家有个压面机要拉，我就想起他来，到队上找他去了。这么着又联系上了。那时候特害臊，不敢主动找男的。也有一起的北京知青对我有点儿那意思啊，但是想想都是知青，谁也出不去。不如找个当地有点背景的，也好出了那沟，那么大的沟啊。
我找机会到他们家去了一趟，他说过他家在贺家湾。我自己主动去的，骑着自行车。这次他跟我说了，那意思就是咱俩处对象吧。
你不知道，那时候司机人家都看得可高级的那么个人物，那就是说给个县长都不换。因为那会儿车少，交通特不方便，开大车的都可那什么了，人家都来求你。那会儿车少，不像现在有钱就能坐车。
我已经想过了，我为什么没在任家那儿找个北京学生？去了50个哪。我就是想找北京学生出不了那个沟，那么深的沟哪，90公里，又没通车，一辈子窝到沟里怎么办。所以我说找个本地的，还好他家有个亲戚，他说他大舅在富县供电局当局长，说能给我调出去。所以我就跟的他。说白了找个本地的能出那个沟。你要找个北京知青，俩人都没当地亲戚朋友，出不来那沟。
那次跟他见面完了以后，天也不早了，那天就没走。那会儿他们开卡车的行李都在车顶架子上放着，让人给偷走了，他就没了铺盖。队上给他联系了东关旅社，在车站旁边，让他在那儿住。晚上他就跟我说，你在这儿住，我睡车上去。我说不，我睡车上，你住这儿，好歇歇。他不同意，去车上了。
到了夜里有人在外面推门，门插着的，我问谁？他说是他，后来……说真实的？(笑)后来他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呢，他说车那边睡不成，我说睡不成，你就在这儿睡，你睡，我坐着。
他说你也睡。正好有三张床，两张靠墙，一张在门口那儿。我怕人家检查，趴上边小窗户一看就能发现，就叫他到边上的床，各躺各的床，中间隔着过道，这么就睡了。我说你别脱衣服，你就这么靠在被子上睡，他可好，嗵嗵嗵把那衣服也脱了，就穿着个短裤、背心，钻到被窝里。
我就不敢睡，心跳得咚咚咚、咚咚咚，那会儿可紧张了，这个男女关系国家管得可严了，完了我就咚咚咚的心跳睡不着觉。一会儿迷迷糊糊地听见他又叫我，他说许明，许明，我说啊？他说咱们说说明天怎么走。他的头冲着门这儿，我的头冲着那边的墙，离得可远了。
那会儿我没单独住过旅社，害怕男女住在一屋有人管。怕人家听见一男一女说话，我说你过来咱们悄悄说，我那意思是让他把头调过来，不是离得近一点，别让人家外边听见。他还以为我让他过来呢，嗵隆一下子就跑过来了！
就这么着，完了就发生了第一次关系。我们第二天走了，回去我就天天哭，那会儿不懂，以为说在一块儿一睡就有孩子。后来人家说“害口”，就是想吃这、想吃那，我以为说害口就是嘴烂了，那谁看不见呀，我就天天哭。后来我们那个管理员说你一天哭什么呀？我跟她说了，她说你就把他粘住。粘住就是把他给赖住，她这么告诉我。我给他写了封信，让他来，他就来了，又接触了两回，我们就决定结婚了。
许明的这一番心思实属正常。那个时代，凡是有了两性关系的，女的就跟定了男的。一旦要吹，男的几乎是流氓，而女的也几乎低人一等。女的到男方单位控诉的情况时有发生，那样一来，要么复合，要么男的受到处理。
■想有个亲近人，就跟他结了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是三个7月。见面一个7月，拉压面机一个7月，结婚一个7月。其实也没见几面。一开始就是挺感激他，人家主动把车停下让我搭车，挺感激的。
当中有一次我骑车又去了他家一趟，因为我们那儿有个送信的，他说这个老范家是富农，我心想他当初骗我说是下中农，骑上自行车就找他去了。
他一听说我来了兴奋得就往家跑。进门我就哭，我说你骗我，你家是富农。那会儿家庭出身影响可大了。他说根本不是，富农家的根本不能当兵，不信你问去。
我倒不嫌他家是农村的，他家就两孔石窑。他说赶快把结婚证领了吧，一领了到时候他舅舅就能帮着把我往出办。那会儿真是无依无靠的，想有个家，想有个亲近人，就跟他结了。
结婚就是村里人来吃饭，办一个婚礼，那会儿行礼最多才行两块钱。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拜完以后吃饭，第一天吃，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到中午还是，到晚上做稀的，第三天再吃。
完后把我调到运输公司，单位那一拨人里长得都没我好，我那会儿年轻，人还漂亮着哪。
他原来认识个女的，上咸阳中医学院，他一直供着上学。认识我以后，那个也毕业了，人家说要分配到延安来。他有了我，就跟那边说了，那个女的气得使劲儿哭。他跟我结婚，他说就想找个北京的，觉得可自豪了。我们女知青的那些同伴，她们也挺羡慕我。她们要坐车还过来求我，让他给拉上。
结婚以后我回任家，他还是开卡车，有时候七八天，有时候四五天回来一趟，白天没在家待过，晚上回了，一大早又走。一直跑车，就是偶尔修车在家待一天。到1986年才调到一起，在延安运输公司他开上客车，一天在家一天不在家，下午回来，第二天早上又走，就是那样。
完了以后，1991年他得了脑血栓。是他好心帮人家卸车，结果上面的大包砸下来，他当时硬挺回来，说人家也不容易，没有找人家的责任。后来就不行了，我在医院看了他一年，三个孩子自己在家瞎弄吃的。一年以后慢慢能走了，拄着棍儿，半身不遂。到1997年去世了。
你说好好的，得了那样的病。就是命。其实我跟他在一块儿生活也没几年，都是两地生活。
知青返城那阵子，我们考虑孩子多，回去没工作，没房子。我在北京的家就住两间公房，一大家子，没有我的地儿。回去租房，孩子上学，我们俩工作还得慢慢自己找，没法生活，就没回去。如果说只有一个孩子的话就回去了，三个孩子带上，好家伙，一家子人哪。
他走了以后，我也没再考虑组织个家庭。为什么呢？我觉得一个人挺省心的。不想再婚了，麻烦死了(笑)。
她咬着牙说：是我愿意的
■我说了句，要在家都擀饺子皮儿了
离开许明的家，她带着我们向延安城外走，往北上210国道，左边是山坡，右边是河滩，车开出几十里地，紧邻路边出现个大村，有窑洞也有砖房。眼看到了村子尽头，一座院子的门外站着一个女人，车上的许明喊她：“李桂平！”她兴奋地招手。到她们拉着手站在一起的时候，李桂平笑着，但不停地擦眼泪。她把来人让进窑洞式的屋里，靠里面是一盘大炕，邻屋有铁锅灶台。她笑着说：我是给你们做北京的茴香馅儿饺子，还是陕北的油馍馍？
她一说话，也是一口的北京腔。不过看得出跟许明的性格可是不一样。坐下来的时候，先从离开北京的那天聊起。
记着哪，记着哪，永远记着哪。那是1969年的2月7号……(哭了)。永远记着哪，走的时候我爸哭了，我爸说孩子，到那儿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爸送了我一套“毛选”。(哭)
到火车站的时候，我还高兴着哪，我妈走在后头，我姐夫说，妈哭了，我说哭什么，我又不是死去，我还回来呢。
那年18岁的北京60中女生李桂平，人长得标致，性格又要强。她说，我那时候在班里头挺红的，挺积极的，老师叫我起带头作用，和同学们报名插队。再一个，我爸也给打倒了，他是北京供电局输电公司的书记。家里这种情况，不走也不行，不走就给我爸扣帽子，说他拉后腿。
李桂平记得，延安来了个人，到学校作报告。说延安怎么怎么好，有好多柿子树、大枣树，好多羊，种了好多豆子。还说毛主席的枣园怎么怎么好。当时我的心就像飞到延安一样，毛主席在延安的那个课文我学过。我和同学说咱们能到延安看一看，多幸福啊。人家作完动员报告，我一高兴就织了一个围脖(http://t.sina.com.cn)，七天把围脖织好了，我就上延安来了。
而且，我总觉得可走了，离开家没人管了，自由了。你们没法相信，我还想，最起码我妈总说女孩子来月经的时候，不让喝凉水什么的，这回没人管我了，我能喝凉水了。就这样想。
可是在火车要开的时候，喇叭里播音员说了一句话：送亲人的同志们，请你们往白线后边站，火车马上要开动了。再见了，亲人！就这么一句话，站上的人都哭了，由欢送变成哭成一片。我看见我姐在站台上晕倒了。
坐火车到半夜里，就开始想家。到铜川以后，换大卡车往延安拉，全是盘山路，看边儿上大山沟深着呢，眼看车要翻下去，害怕得瞎叫唤，人家司机就骂我们。男生女生都挤在一起，紧张得搂成一团。
到了地方已经按名单分好了，集中在公社，队里来人给接走。赶着小马车、小驴车接来了。村里的农民扭着秧歌，打着腰鼓欢迎，一蹦三尺高地把你带到各自的生产队住下来。一看，都是土窑洞。
2月7号从家起身，2月10号到的生产队，那天是腊月二十三。老乡都过来看，跟来了亲戚似的，大地方来的人，看着新鲜，稀罕。我们把面包什么好吃的给人家。
头几天还好，到过年那天晚上，我、焦香、王建华、徐艾琴我们四个一间窑洞，都洗完头洗完脸准备过年了，王建华在炕上躺着，焦香在炕边坐着，徐艾琴也坐那儿，就我一个在地下站着。
我就说了一句：要是在家都擀饺子皮儿了，都过年了。这一句一说，都哭了，谁也拉不住谁，都想家了，年三十哭了一晚上。(哭)
当初的李桂平没法想到，两年后她会嫁给这里的一个农家后生；她更不可能想到，在这片黄土梁上一住就是四十多年。
■房东家的后生，不时会帮她一把
正聊着，屋外的院里有动静，是李桂平家“掌柜的”回来了。他晒得黝黑，话不多，是一位憨厚的陕北大哥。夫妇俩带着我们去看看以前住过的窑洞。
上到后山的半坡，看到几孔破败的土窑洞，李桂平指着说，我们四个女知青就住的这个窑洞，点煤油灯。迈进门槛，她四处摸摸，自言自语地说，这边是炕，都塌了。这是灶火，烧饭也能把炕烧热了，烟就从这儿出去。另外她们三个女知青，现在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宝鸡，一个在深圳。都走了。
问她旁边的窑洞是谁住？她说，我们主家的。主家就是房东家，也就是她后来的夫家。那时队里安排知青娃和房东住在一起，也好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在这排窑洞前面的坡下是大片的河滩地，就是他们长年种的地，播种、挑水、施肥、收割，都围着这片地转。这个队的自然条件算是不错的。
丈夫说，她一来的时候，我家隔壁那个窑就是她们知青的灶房，做饭的。本身农村人都落后，她们过来那种穿戴虽然比现在是不行，从卫生各个方面比这儿的当地人那是要好得多。
到1971年，同来的八个女知青，人家都通过各种机会和渠道调工、调干，或转到别的地方了，就剩下李桂平一个。她也想走，但是家庭那个情况，不可能。想回北京的家去，也不行，还在隔离审查她父亲。她二哥从外地偷着回去了，有人在他们家看着，查问谁回来了？都要遣送回去。李桂平心死了，她想这辈子就在这儿待着吧。家里本来条件那么好，但是却留在这里了。
一个人孤单无靠，为了安全，她住到了房东家的灶房里。李桂平说，他妈对我特别好，说我可怜，城里娃娃来到这，也不会做饭，老帮我做饭，我衣裳破了，她给我缝。
住在山坡上，吃水是个大难事，晚上收工回来挑水，要走那么远，爬那么高的坡，很吃力。再一个分粮食分土豆什么的，也都要收回来往坡上扛，累得不行。身单力薄的李桂平实在需要有人依靠，房东家的后生很朴实，不时地就会帮她一把。
李桂平说，还是在其他女知青没走的时候，我们都用他家的灶房，他们在那边吃饭，我们在这边吃饭。他家吃的玉米面，我们吃荞面卷，我吃不惯，就把荞面卷给他换着吃。我说你吃荞面，我吃你家的玉米面，他也乐意，荞面更顶饱。干活什么的，他帮我担着。
问大哥：当时您喜欢她吧？回答：是。怎么喜欢上的？也说不上。
李桂平说，老乡们一开始把我们供着，说是毛主席叫来的孩子，都不敢接触。后来也出了一些事，上面有了“26号文件”，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要判刑的。
怎么叫“破坏”？谈恋爱就不行，他们这些青年都不敢跟北京的学生谈。停了一下她说，怎么说呢？我跟他，也是这种情况。
■你可想好了，你是不是自愿的
生产队为了他们俩的事可下了大工夫。有一天晚上11点多，派出不少民兵突然上他家来查，结果他在家睡着，她在自己的灶间睡着，什么也没逮住。
但是有人检举了，风传得很多，说看见他半夜从窗户钻进女知青的屋里。公社革委会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反面典型，先把他关起来再说。一旦定了案，少说得判十年。情节恶劣的，死刑也不是没有。
房东大妈拉着李桂平的手说，好闺女，我儿的命就在你手里了，就看你的一句话了。
李桂平到公社去，人家都问她的态度，她说，是我愿意的。人家说你可想好了，如果不是自愿的，没你的事，他是破坏知青政策罪，该怎么办他就怎么办。如果你说是愿意的，那你就按手印，就要和他处对象，和他结婚，我们才能不办他。
李桂平咬着牙说：是我愿意的。用力按了手印。从那一刻起，她就真正把命运交给了这个山村。
那时候乡亲们议论，这小子胆子真大，家里那么穷，什么都没有，敢找李桂平这么漂亮的北京女子。实际上可能不是他胆子多大，而是多亏了她把事情给压住了。
问大哥：你追求大姐的时候考虑到她会愿意吗？
他说了句陕北话：也就冒碰了。冒碰了就是没谱，没把握，试试看。他说，那时候的人哪敢像现在这样，不敢明目张胆的。
为什么不敢？他说，那时候你一个农村人，破坏知青了是要劳改的，有的是要犯罪了。问他当时怕不怕？回答说：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听天由命吧。也有出事的，也有结婚的。又问他，村里像你这样追求女知青的后生多吗？也有，反正有一个判了刑。如果政府要是不同意，那我就得坐监狱了。
李桂平说，队上有这种现象，有一个因为和北京学生的事坐了好几年牢。所以我不愿意叫他坐几年牢，我宁愿受罪一辈子，跟着他算了，就这么个情况。北京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我知道的有四五个，反正留在这儿走不成的基本上就嫁给这儿的人了。
其实大哥当年在庄上也是蛮不错的青年，浓眉大眼，还是生产能手、团支部委员。而且有一点让李桂平能够接受他的是，在那个时候他是刷牙的，村里的人还为这个笑话他。
问她去登记的时候，心里头什么滋味儿？
她低头了一会儿说，这句话你问得我实在是那什么……矛盾肯定是矛盾，走到那儿的时候，心里头那什么，完了，这一辈子就在农村了，完了。
后来他们庄里人都说他，说人家不是你门上站的人，跟他爸他妈说，不是你门上站的人，虽然结婚了，不可能跟你往下过。我说我非要站定了。我是自己说了愿意，我非要过下来这一辈子。再以后别人什么话都没有了。
问大哥，如果大姐当时说不想结婚你会怎么样？
那就非坐监狱不行，就那样。有人一看这种事，就是说你结不了婚，你非遭殃不行，非坐监狱不行。
那么大哥知道您的家庭情况吗？李桂平说，知道，我都跟他说过。要不然我怕我们家有政治问题，有一点什么事牵扯到人家。
大哥听了以后怎么说？他说他才不管这套。
又问大哥，您当时知不知道大姐家里的事？他说，知道的。
谁告诉的？除非她本人说。
她说了之后您怎么想？咳，那时候也就不想那么多。
村里别的后生是不是也有喜欢她的？也有。
她当时比较出众吧？嗯，漂亮。泼辣。
长得好看？是。
娶了北京媳妇，村里人怎么看？要说这个，我们这儿也没什么，有时候说这小子还可以，只能说这样。
别人羡慕吗？是。只有这么样，再还能说什么。
她对公婆对家人呢？这方面一般人比不上她。
您对自己的生活知足吗？就马马虎虎。
挺知足的？是。
那还是在知青们到延安插队不久，从北京来的干部专门在大会上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不许谈情说爱，第二不许唱陕北小调。
但后来，陕北流传着一段顺口溜：“香烟好不好大前门，媳妇好不好北京人。”当时的大前门香烟算是很够档次的了。
■结婚时，婆婆把装粮的瓦罐交给了她
问到当初的新房是怎么布置的？李桂平说，就这么个，布置也没布置，什么也没弄。
丈夫说，像我们那个年代，以前就凑合着穿上一点，有个铺盖什么的，木箱子搁上两个，凑合着就行了。
那么婚礼是不是也像陕北农民那样的喜庆？她说，没有婚礼，有什么婚礼。他家穷得真的是一分都没有，他舅舅来了，给了我6块钱。就在窑洞铺上褥子，铺上被子，被子还是我从北京带来的。再一个他妈给了我两个瓦罐，装米装面的。
在那时的农村，吃粮是最紧要的。婆婆把装粮的瓦罐给了她，大概就等于把这个家交给了她。
来了我们几个同学，插队的几个知青，送了脸盆，吃了顿饭。我记得是白面掺玉米面的两面馍，炒俩菜，自己种的瓜子。再什么也没有了。连唱歌的，连笑声都没有。(哭)
能说说最开始是怎么过来的吗？她想了下说，噢，我知道你问的意思。不懂，真的不懂。这是实话。最后我问他妈了，我跟她说还流血了怎么？他妈说的，都是一样的。我说疼着呢！他妈说，女人都这样。
我婆婆对我好，跟他儿子结婚她高兴。给我做面，等着我下工回来吃饭。一家人都舍不得吃面，你说我能吃下去吗？我说我也不吃，要吃就一块儿吃。
娘家人怎么知道你要结婚的？不知道，等结了婚我才跟他们说的，要不家里头不会同意，那时候我也不指望回家了。我跟我妈说，我这一辈子完了，就在这结婚了，也不准备回去了。当时的反应是娘家人谁都不理我了。
我爸爸1975年平反出来的，为我的事生气，要跟我断绝关系，不想再见到我。
那年我带孩子回北京一趟，搭钢厂的顺路车回去的。到家以后，我爸没在屋，我正跟我妈说话呢，我爸回来了，看见我，看见我带着孩子回来，他很伤心。后来就叫我走，说你不要回来了。
这是李桂平插队以后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最后一次。她抱起孩子就走，去了火车站。等她哥哥几个人追来的时候，她已经坐上火车，车开动了。自此，她再也没有回去。
她说，我爸爸最喜欢我，所以寒了他的心。临死的时候都叫我，他寒心。(哭)
他们元月份结的婚，下半年又来了招工的，这次可以录取她。她说，要是招工的早来几个月，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我跟他们学的，都把丈夫叫掌柜的
到70年代末大返城的时候，已变成大龄青年的北京知青们，似乎拼命要抓住命运的尾巴，争先恐后向着那座久违的城市奔逃。结果有不惜离婚的，有放下孩子走的。直到今天，还有长大成人的子女不知道他的父母现在何方。
那时候像您这个条件能返城吗？李桂平说，能啊。
怎么没有回去？他不回去，那时候我们家里也考虑这事，他不回去。回去的话，不是本地人，说话人家听不懂，再一个没文化。只要他对我好一点，凑合过就算了，孩子能办回去就行了，就这么着没回去。最终，儿子还是沾到了我爸爸的光，顶替到北京供电局当上了司机。
1979年，按照政策，李桂平调到延安市里，有了正式工作，吃商品粮了。问大哥那时候是怎么想的？他说，她出去以后，如果过得来就过，过不来就算了，我也没有考虑害怕她出去变心，要过不在一块儿，我也不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干什么？
李桂平说，那时候不少这样的都离了，也不是没想过，但是又撂不下孩子。我们家也不叫离，人家挺老实的，嫌离婚丢人。
在灶间里说着话的时候，她一个人就把饺子都包好了。往灶膛里添柴火，大铁锅的水一烧开，就开始下饺子。
这儿的饭您都会做了吗？就是当地过年摆席的饭我也都会做。什么炖肉、烧鸡、烧肘子、炸丸子、素鸡什么的都会。陕西的油馍馍也会。跟着婆婆学，日久天长都会了。
饮食上都习惯了？习惯了，炒菜、熬菜，面食什么的，黄米、小米都吃惯了。
当初您不是还想嫁个吃大米的？她叹口气，哎……环境真的能改变人的一生。
在那个年代，陕北能吃上大米的，一定得是城里的。不少女知青心里向往的就是能嫁个吃大米的人。
问她这边是把丈夫叫“掌柜的”吗？就是。都这么叫。我跟他们学的，他们这儿叫掌柜的，受苦的。受苦的就是干活的。
叫女的呢？
家里人，婆姨。
有人做过统计，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一共有28000多人，不知是否有意安排，正好与当年长征到陕北的红军数字大体一致。而知青返城以后，绝大部分陆续回到北京，最后留下来没走的是298人，又恰好与当时留在延安的老红军数字基本吻合。也许历史常常就是这样书写的吧。
留下来的这298人，或是因为感情，或是因为婚姻，他们把自己留在了那里，也把不一样的故事留给了那个时代。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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