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军 资料图
28号灵堂是广州市殡仪馆最大的遗体告别场所。6月28日上午，人们在这里送别了刘亚军。4天前，这位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中南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中南局”，总部设在广州)局长，将自己的人生定格在了广(州)深(圳)高速铁路线上D7173次列车的车轮下。事发地距离广州东站不远。
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有民航局系统的工作人员，也有南方航空公司的员工。他们身着素衣，表情凝重。对躺在眼前的这位死者，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很熟悉。
局长之死
全国范围内获悉刘亚军死亡的消息，是在6月26日。当天凌晨0时35分，新华社发出的新闻称，6月24日下午，刘亚军“与行驶列车相撞死亡”。如此模棱两可的用语，让人立即生出诸多疑问：是车撞人还是人撞车？他当时是开车还是徒步？是自杀还是他杀？
紧随新华社之后，民航局官网上也发布了这一消息。只不过，该网站首页上的用词是“发生意外”。这引发了人们更大的质疑：高速铁路是全线封闭的，事发路段的两旁，都有高墙，上面还有削尖的铁栅栏，想发生“意外”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月27日，《广州日报》等媒体报道称，事发路段沿线的监控录像显示，刘亚军是独自一人翻过围墙进入高速铁路轨道的。目前，有关方面已初步证实，刘亚军是卧轨自杀。据说警方从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找到了一封遗书。《羊城晚报》报道称，遗书是手写的，仅百余字，上有“遗书”字样，落款时间为事发当天。其中还有“工作压力大”等字眼，并称“组织培养我多年，我的死会对组织造成一定损失，辜负了组织的信任”。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刘亚军走上了绝路？
6月29日下午，民航局主管的中国民航新闻信息网报道称：“根据刘亚军的遗书以及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反映，他长期存在失眠现象，总觉得休息不好。到广州工作以来，自感压力大，在家中有时独自哭泣……刘在生前收集了不少治疗失眠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资料，对一些症状的描述还专门作了标记。其家属也反映，他在家里经常上网查阅这些方面的资料。”由此，“经有关部门的综合分析”，得出“刘亚军选择轻生系因精神抑郁所致”的结论。
这一报道很快就被不少媒体转引。同时，也有很多媒体指出：“近期民航系统弊案频发，刘亚军身亡再次挑动业界敏感神经。”实际上，就在刘亚军自杀的前后几天，中南局的多名人员受到调查或处理。而这些人大多都卷入了去年年底民航系统发生的两起大案――民航局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案和民航局原副局长宇仁录案。值得注意的是，近半年来，有关部门从民航系统挖出的贪腐案，几乎都与这两起大案有关。
“人的生命因无可复制而最为宝贵，所以人们才信奉‘好死不如赖活’。而刘局(指刘亚军)颠覆了这个理论。人们想一想：他得承受多大压力、面临多大困难、克服多少恐惧、放弃多少、割舍多少，才会选择纵身一去！那需要多大的勇气，那是多么的痛苦！”刘亚军自杀后，有人如此评论。
“广州压力”
民航局是由交通运输部管理的主管民用航空事业的副部级单位，下辖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新疆7个地区管理局，均为正司局级机构。其中，中南局的辖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区。
2009年2月，刘亚军出任民航局中南局局长。此前，他曾历任华北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空管局”)副局长、民航局空管局副局长、民航局安全办公室主任等职。据中国民航新闻信息网介绍，空管局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全国空中交通服务、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航空气象、航行情报”；安全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综合协调民航飞行安全、空防安全、航空地面安全工作，综合管理民航行业航空安全信息，分析航空安全形势，发布安全指令、通报，提出安全建议和措施等”。
刘亚军自杀时，距出任中南局局长不到一年半。然而，就是在这段不算长的时间内，发生了很多事情。6月13日，国家审计署发布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即“国航”)、南方航空公司(即“南航”)、东方航空公司(即“东航”)2008年度财务收支审计公告。公告中称，这3家航空公司有数笔共计上百万元的“航线协调费”未计入财务报表；共有4起涉嫌犯罪的案件，已被移送有关部门立案查处，其中国航1起、南航1起、东航2起。另有报道称，根据审计结果，2005年至2008年，南航支出的 “航线协调费”和“航班申请协调费”等费用，超过4000万元。
上述3家航空公司，与其他同行一样，主要依靠经营航线来获得利润。尽可能多地占据热门航线的航班时刻，是它们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然而，根据规定，一家航空公司想要获得某条航线某个时刻的经营权，必须先到相应机场所在的民航地区管理局报批，再由民航局审批。在这一过程中，相关民航官员手中的权力“大显神威”，批与不批完全是他们说了算。为了让自己的申请获得通过，航空公司必然使尽浑身解数。有分析认为， “航线协调费”等支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去年年底，民航局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被“双规”。今年6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正义网透露，对黄登科案的侦查已基本结束，该案成为一系列民航业腐败案的关键突破点。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黄登科就是栽在航线审批问题上的。他原来所在的华北局，管辖着各大航空公司的“必争之地”――首都机场。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想要获得从北京飞往外地航线的航班时刻，都必须得到黄登科的批准。如此大的权力，最终导致了黄登科的腐败。2009年11月23日，民航局党组宣布免去黄登科的职务。一周后，他即被“双规”。
黄登科案只是个开端。今年5月21日，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从家中被带走并刑事拘留。6月9日，包括南航总工程师张和平在内的7名南航高管被带走调查。就在刘亚军自杀后的6月27日，南航运力网络部前任总经理和该部门的一位副总经理也被带走调查。值得注意的是，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正是南航的航线、航班时刻布局工作。
6月23日，新华网报道称，黄登科案、张志忠案和南航窝案，均案发自一笔数额惊人的“航线协调费”。国家审计署在审计南航的财务状况时，发现了这笔款项，随后，有关部门顺藤摸瓜，揪出了黄登科、张志忠和南航涉案人员。而就在新华网爆出这一消息的第二天，刘亚军就卧轨自杀了。
刘亚军所在的中南局，管辖着广州、长沙、深圳等城市的热门机场。赴广州出任中南局局长后，他像黄登科一样，也拥有了一些航线的审批大权。根据其家属反映，刘亚军到广州工作以来，常感压力大，因此患上了抑郁症。照此说法，他在此之前是健康的。那么，他为何只是到广州以后才感到“压力大”呢？
“高危环节”
刘亚军之死，也让一些媒体联想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宇仁录。
2009年2月27日，刘亚军被调任中南局局长。宣布此项调令的，就是时任民航局人教司司长的宇仁录。半年后，宇仁录被国务院任命为民航局副局长。但仅仅3个月后，此人即被带走协助调查。今年年初，宇仁录被开除党籍、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原因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今年47岁的宇仁录，曾作为民航系统的代表，出任2008年奥运会北京奥组委秘书行政部副部长，分管部分奥运基建项目，其中就包括民航系统的一些采购事宜。挂职一年后，宇仁录返回民航局。然而，“回家”后不久，他即被发现在奥运基建和采购的招标过程中，利用职权操纵招标结果，从中获利。
东窗事发后，宇仁录供出了首都机场原常务副总经理黄刚。此人是宇仁录违规招标受贿案的直接执行者――宇仁录曾交代负责首都机场安保设施招标工作的黄刚，让他“关照”一家以色列公司。随后，黄刚没有履行正常的招标过程，就采购了这家公司的设备。这些设备到货后，被查出属于假冒伪劣产品。随后，在有关部门的调查中，宇、黄二人被曝光。
目前，对宇仁录和黄刚的调查还没有结束，更多的涉案人员还在不断浮出水面。据报道，就在刘亚军自杀的前后几天，民航局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怀玉和民航局机场司原副司长邵道杰，也先后被免职，原因都是“与宇仁录案有关”。
在民航系统中，由于一些官员在基础建设和设备采购招标中权力过大，腐败的风险很高。从刘亚军的工作履历中可以看出，他的职责范围也涉及物资采购和项目审批等腐败行为高发的环节。虽然目前仍没有证据证明他生前曾有腐败行为，但由于他死得离奇、死亡时正值民航系统腐败案集中曝光，有媒体做此猜测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民航难题
2009年以来，中国民航业相继落马的官员已不下20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民航业目前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其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民航业迅速成长起来，各大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项目的快速发展，对民航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如今的中国民航业，已是一个微利行业，如果没有燃油附加费支撑，多数航空公司就会赔钱。为此，有实力的航空公司开始全力争夺更多的航线和航班时刻，试图以此来增加收入。为此，它们不惜发起各种公关攻势，其中就包括金钱攻势。这就给民航系统内掌握重权的官员提供了敛财机会。
其二，目前，中国民航业的终端环节正在逐步实现市场化，比如机票价格已经放开，但准入环节还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某家航空公司若想开通一条航线，能不能获得批准，完全是民航局的主管人员说了算。这是多年来一直奉行的制度。时间久了，关系户就多了，权钱交易也就多了。
对于中国民航目前所面临的窘境，曹建海表示，民航系统最需要做的就是加强监管。缺乏有效的监管，是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的问题。另外，信息公开也是亟待实行的。民航局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其下属各地方管理局在审批航线和航班时刻时，应将申请人的信息公开化，为航空公司之间进行公平竞争提供条件。日前，民航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民航局正在建设航线和航班时刻管理信息系统，系统建成后，将实行网上申请、网上审批和信息公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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