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辛万苦从农村考出来,进大学转了一圈,又住进了城中村。这是大部分“蚁族”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6月24日,人保部推动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显示,八成“蚁族”生于农村或城市的贫困家庭。同时,全总6月下旬的一份报告也称,近一亿“80后”新生代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工资低廉、对未来迷茫。“穷二代”规模巨大,以一个独生子女家庭五口人计,涉及到5亿人对未来的预期或判断,已成事关中国未来的绝大挑战。
这个从村到村的循环,不比“放羊—赚钱—结婚—生娃—放羊”的生活圆圈光鲜。牧羊人至少还能结婚生娃,他们则连这也成为难题。工作一至五年后,这些年轻人仍只能窘迫地维持简单再生产,所赚的不仅谈不上房子首付,也无余钱自学充电,规划更好的未来。在高生活成本与低工资的双重夹击之下,他们基本被锁定在底层的生活状态,上升通道非常有限。
“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命运则迥然不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受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优质教育,毕业后,多半能顺利跨入社会中间阶层,成为企事业单位的中低层管理人员或政府公务员。
最新的事实是,江西九江市武宁县招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明文规定非正科级干部子女 “不得入内”。这种做得、说得但文件发不得的事,居然成为了明规则。舆论哗然,并不能阻止权贵子弟兵通过各种方式“潜”入肥沃之地。流风所及,再底层的人,也想通过二姨的堂哥的老婆的朋友,来为自己的孩子寻一个光明的出路。自然,常常是失望。
要想向上走,改变自己的阶层,不能只认明面上的规矩,这似乎已成新时代的共识。区别只在于走不走得通,有没有资本走通。底层是被潜规则裹胁,而部分不良权势者,却制造并维护着潜规则。二流强者卖品质,一流强者卖标准,这是绝妙的黑色幽默。
但历史并非一直如此。1980年代前半期,农民、工人和个体户的收入上升很快,部分人也逐渐告别底层,成为企业主或职业经理人。高考的恢复,也成了一大批底层青年进入中上阶层的快捷通道。因为认可了底层的权利,建立了相对公正的规则,这一时期,可谓百年来中国人最朝气蓬勃的年代之一。
1980年代中期,双轨制推行。在市场范围日渐扩大的同时,权力也逐渐找到了变现之道,通过设租、控制资源、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等,埋下了权钱合流的种子。这颗种子在1990年代的证券市场、国企改革、土地征收等领域潜滋暗长,终于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最大威胁,权与富,逐渐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圈子。所谓 “二代现象”,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恶果,其实质,乃是告别血统论之后的新式阶层世袭制。
这种世袭制,使权者通赢、赢者通吃的格局繁衍生殖。公共财政投给机关幼儿园几百万的经费,而民办学校则遇到重重准入障碍;在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罗彩霞”所在的高校,就有三百多名靠关系与背景上来的克隆生;为了城市的整洁,通过城管体制剥夺底层民众的谋生权利……
在教育、招生、就业等各个环节,强者恒强的利益格局都在固化,底层的权利则常常受侵犯。阶层的板结已近在眼前。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通道,正日益狭窄。
底层民众面临各种体制性排斥,这既非贫者之福,其实也非权贵之福。富贵者恒富贵、贫贱者永贫贱所带来的,除了因用“人尽其关系”替代“人尽其才”而导致的人才错配,使中国整体低效外,还将因为“关系”与暗室交易的横行,摧毁社会最基本的公正价值。一方日益骄奢,另一方则看不到希望,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社会撕裂阶层对立。如果坐在这样的火山口上,谁能有安全感?
如果不希望社会沿着既缺效率也无公平的道路沉沦下去,就必须破除这种阶层世袭制。一个孩子能否成为省长部长,与他的爸爸是否高官巨富,不应有太大的关系。每个中国人能取得多大成就,只能看他自己的才华、勤奋、品德与偶然机遇。惟如此,底层才会有希望,中国才会有未来。
好在,政府对此并不是无所作为。直面真问题,提出调研报告,或许就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作者:戴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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