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是一个历史神话，这个神话生成的主要动力是宋以后的文艺创作。元朝脱脱所撰的《宋史・包拯传》并未出现“青天”之称，倒是有个“阎罗”之谓，原因是他毫不留情地打击违法权贵而保护老百姓的利益。
时人谚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用不着托人送礼，就能找到包拯把事情办了；相反，他之于贪官污吏像阎王那样可怕。他的经典之作是：在代理开封府知府时，进行了一项改革――原来告状的人必须经过转达手续，才能将状子递上去或得见主官，包拯来了，削去了中间环节，开开府门，直接会见任何来告状的人。
即便是现在的人，也不难推断这项并不重大的改革的轰动性效应。想想辽宁省的一个叫庄河的县级市，好几百号农民跪下来求见市长而不得的场面，就不难知道包拯在水深火热的小民心目中有多么伟大。那时，没有什么公仆意识。当官不办该办的事儿，是正常的；办了该办的事儿，老百姓就会不吝称赞。
这就是中国清官文化的本质。
我无意贬低包拯。但是，他生活在了一个巨星时代，除宋仁宗那个皇帝不够“星级”以外，与他有过前后工作关系的名人都是超级人物。在那些巨星们的比衬下，包青天，包大老爷，只能算个四流人物。
第一，以改革愿望与魄力论，他不如早他参加工作的范仲淹，更不如晚他参加工作的王安石；第二，比才学，他不如欧阳修与苏轼，这一点不用多说；第三，论国家战略设计，他不如宋祁与司马光。
尽管如此，作为一位素负正直之名的高级官员，包拯可以说是一个“准改革派”。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相关资料来印证他对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态度，及参与程度。但是，有一点可作资证，他写给仁宗的“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的建议，与改革派多有契合之处。
所以，我们可以把包拯看作“准改革派”。
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很快失败，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太强大，整个王朝几乎无“革”可改。而范仲淹的改革思路多受小他九岁的宋祁的启发，比如宋祁所说的削去三冗，几乎为范仲淹庆历新政全面接受。
何谓三冗？
白话来说：一，天下的官名有定制，但员额却控制不了，想想现在一个不大的市政府有好几个副秘书长、若干市长助理，就不难理北宋“第一冗”的情状；二，国家养着庞大的军队，又无战争，白白消费粮食和衣服，也就是说无法裁军是北宋“第二冗”；三，当僧人道士的人太多，大大减少了生产人员的数量。
庆历新政失败后，力主改革的宋祁心里不痛快，在外任地方官员时不干事，喝酒、游玩不一而足，还放纵家人做生意。后来，他回到朝廷，被任命为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包拯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揭旧账，阻拦宋祁出任此职。结果，该职务落到包拯头上。
包拯作为“准改革派”，揭发老改革派，实际上是一项心计深刻的权谋。为了阻止宋祁出任国家财政主官，包拯提了一条附加意见――宋祁的亲哥宋庠现在主持朝政，宋祁就不该任财政主管。
如果说这个细节还不足以说明包拯心理灰暗的话，那么，就看看这位“反腐斗士”的另外一些作为吧！
第一，他曾明文（给皇上写建议），说要对贪官污吏予以罢职，并永不启用。但是后来呢？他干到财政主官，大大为欠公款外逃的低级官员缓释压力。当时，政府没办法，小官欠了国家钱款（其实多是贪污挪用），政府就抓他们的老婆孩子。
包拯一挥手，把外逃小贪官的老婆孩子全放了。
第二，本来派到地方的转运使除了负责贡赋向朝廷集中外，还有负责纠劾地方官员的监察职能。包拯认为身兼此职的官员无故找地方小官的事儿，应该撤去按察功能。
以上两项，说明包青天是力图包庇低级别的贪官污吏的。这样做，也许没什么大错，岂不闻“豺狼当道，焉问狐狸”。但是，为什么你自己在开封府时却剥夺了小官们的贪污机会呢？
直达告状，让中间环节的中下层官吏没的捞头儿了。
“包青天”是艺术史给的，但理想的青天无法掩盖包拯作为权术大家与道德洁癖的灰暗内心世界。作为“反腐斗士”，他实际上反不了腐败。除了打造自己的道德形象外，就是立家规――后世包家有贪官，死了不能进祖坟。这个决定的背景，现已无法考证，因为戏剧《铡包勉》纯属虚构，不足为凭。逻辑而言，是长他一岁、早他一年而死的宋祁，给了他巨大的刺激。
曾被包拯揭发历史问题的宋祁，临死前写了遗嘱，要求丧事从简。核心内容或道德制高点有三：第一，棺材绝不用好木料，用杂木就行；第二，不允许陪葬品中有金铜之类的器物；第三，不允许后人向朝廷要谥号。
最后一项，是在一大后，一位叫张方平的高官向皇帝建议，而不得不违背。宋祁得到了“景文”的谥号。
相比之下，包拯的身后荣誉却来得很快，刚死就被谥为“孝肃”。
那是个奇怪的时代，留下许许多多的偶然。比如，宋祁比包拯大一岁，早包拯一年去世；而范仲淹比包拯大十岁，恰恰早包拯十年而死。包拯真正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是范仲淹死了四年以后的事情，起点是出任开封府代理知府。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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