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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呜呜祖啦生产地:可怜制造者从未听过世界杯!

www.sinoca.com 2010-06-29 中国青年报

世界杯比赛现场球迷吹着“呜呜祖拉”为喜爱的球队助威。
　　

江夏娟、邬金燕和几个工友在邬奕君家里的厂房中，对呜呜祖拉进行修整，并把它们装入纸箱当中。
　　

郭登翠陪着儿女在自己家里吃晚饭。
　　

邬奕君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浙江女人江夏娟和世界杯似乎毫无瓜葛：她看不懂足球比赛，也不认识球场上的明星大腕。即便当她坐在工厂里，忙活着为手里的塑料喇叭割去毛边时，她嘴里的话题也是结了婚的儿子、学会走路的孙子，而不是离她很远的某一场球赛。

　　她当然不知道，她手里这支司空见惯的喇叭，有一个外国名字叫“呜呜祖拉”。她也不会料到，在南非进行的那些与她毫无关系的球赛中，这种喇叭发出的巨大噪音，几乎“把全世界都吵死了”。

　　在南非，以及在世界杯波及的所有角落，从江夏娟手下造出的这支喇叭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德国足球队的队医在考虑要让队员们带着耳塞上场；法国球迷形容自己仿佛坐在“一群蜜蜂”中；甚至，一位西班牙作家在自己的专栏中愤怒抱怨：“呜呜祖拉已经让我们全都要发疯了！”

　　但对这个45岁的农村女人来说，那支喇叭不过是为她带来每小时6元钱收入的一份生计。6月25日，在位于浙江省宁海县大路村的这个院落里，她和她的工友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而制作呜呜祖拉的工作，仿佛只是为了填补聊天的间隙。

　　这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吉盈塑料制品厂”，但它只是由老板邬奕君的家隔出的几个房间。这里工人也大多是隔壁的邻居，或者干脆是老板的亲戚。

　　“其实我这里只是一个家庭作坊……”说这话的时候，这个浙江男人脸上露出点不好意思的表情。

　　但就是这个家庭作坊，在过去的一年里，造出了超过一百万个“吵死全世界”的呜呜祖拉。它们大多数被运往南非，然后通过电视转播，响遍全世界。

　　不过，无论是对于江夏娟和她的工友，还是老板邬奕君，这些声音离他们的世界都有些太过遥远了。

　　“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

　　要不是呜呜祖拉吸引来众多记者，邬奕君的工厂很容易就被淹没在周围的民居里，引不起人们注意。这里没有匾额，也没有指示牌，刷着水泥的院墙泛出了发黄颜色，上边已经被偷偷写上了“疏通管道”、“钻孔”的广告。门框上唯一残存的一片对联，不仅被雨水冲刷得褪去了颜色，连字迹也模糊了。

　　来访的大多数记者都不会想到，这个呜呜祖拉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会如此寒酸。穿过一个连门都没有的库房，老板的丈母娘会从右手边的厨房中探出头来打招呼，而在那个由客厅改装而成的加工车间里，一边拉家常一边忙着加工呜呜祖拉的女工们，还会停下手中的活计，微笑着点头打招呼。

　　那些闻名世界的南非喇叭在这里灰头土脸。它们被码放在几个带着破洞的灰绿色编织袋里，或者有些随意地排列在地上。还有一些被放入了几个并排摆放的箱子里，等待着被运到南非，或者其他遥远的地方。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已经有几十家媒体慕名找到这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一个工人在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摸起了后脑勺：“这么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每天却有这么多记者来，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这家只有十来个工人的加工厂，借助着呜呜祖拉的声势变得抢眼起来。它的工人几乎全是女性，其中大多数来自本村，只有两个打工者是从云南来的。经常有记者试图耽误她们手里的工作，请她们谈一谈足球、世界杯或者呜呜祖拉，这些她们非常陌生的词汇。

　　因为来的记者太多，这些从来不看球赛的女人，如今也开始谈论一下南非世界杯。31岁的邬金燕终于找了个机会，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中看到了球迷吹呜呜祖拉的画面。她兴奋地凑过去：“这喇叭好像是我们做的？”而江夏娟好不容易在电视上看了一场球，却没留下什么好印象：“一会儿有人飞踢一脚，跟打仗一样……”

　　在此之前，她们对世界杯“连听也没听过”，但如今，面对外国记者的摄像机，邬金燕已经会笑着大声发表自己的感慨：“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

　　想了想，她又补上一句：“中国一支队伍都没进去，我没说错吧？”

　　“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

　　连老板邬奕君都是很晚才意识到，自己的喇叭进了世界杯。他宣称自己是个真正的球迷，尽管他已经很久没看过足球比赛了。

　　6月11日，当邬奕君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世界杯开幕后首场比赛时，这位老板一直感到奇怪：“今年的世界杯怎么这么吵？”

　　第二天，当看到电视新闻里出现呜呜祖拉的照片时，邬奕君吓了一跳：“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

　　除了接受采访和接待客户，多数时间里，邬奕君都呆在自己在楼梯拐角处的办公室里。这个小小的房间的地面上铺着简陋的蓝色地板革，靠窗的地方摆着一只红木茶几，上面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计算器，还有一些打印资料凌乱地摊着。

　　这个留着平头、穿着深色衬衣的年轻老板常常坐在茶几前一把矮小的竹凳上，他总是歪着头，用耳朵和肩膀夹着手机，向客户确认订单，右手的手指则在键盘上不断敲击，应付着那些排队等待出货的焦急的客户。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和塑料打交道，自己也在车间里操作过吹塑的模具。如今为他带来巨大商机的塑料制品，年轻时曾给他带来巨大创伤：19岁那年，机器夹断了他的左手。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面对外人，他总是把左手藏在自己的口袋里。

　　邬奕君生产呜呜祖拉的灵感，来自一幅外国漫画。2001年，他在一张黑白的漫画中看到，一个“原始部落一样”的非洲土著人一边跳舞，一边把一个长长的喇叭横在胸前。图片下方的文字说明介绍，这是一种竹子做的大喇叭，是当地人用来驱赶猩猩的。

　　“也许它可以做成球迷喇叭。”成天琢磨着生财之道的邬奕君，用黑色塑料仿制出了几个，而且根据图片说明的内容，他还把这个牛角形状的喇叭做成了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的样子。

　　当时，因为工厂准备从塑料水壶转行做球迷喇叭，这个浙江男人对所有“能发出声响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他做出的喇叭，有的是圆筒形，需要从侧面吹响；有的是由三个大小不一的喇叭并在一起，吹起来像和弦一样；还有的喇叭，从外形看起来就像一个啤酒瓶。这些不同的喇叭样品，与那个黑色的呜呜祖拉一起，被送去广交会、义乌小商品市场，并且被拍成照片，挂在了阿里巴巴网站上。

　　不过，直到一周前，邬奕君才从一名记者口中获知“呜呜祖拉”这个名字。在此之前，他曾经听外国客户把它们称为“威欧威欧” (VOVO)，但他自己却只是笼统地叫它们“长喇叭”，就像那些同样躺在样品区的“三音喇叭”、“横喇叭”和“酒瓶喇叭”一样。

　　在德国世界杯上没人理睬的喇叭，竟然会在南非世界杯上卖疯了

　　邬奕君原本计划着，用这种“独特”的喇叭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大赚一笔，结果，它们根本无人问津，反倒是另一种国内常见的三音喇叭，一下卖出了20万个。

　　“也许是因为这种喇叭很难吹响吧。”邬奕君这样跟记者解释。圆锥形的呜呜祖拉只是一根空心的塑料管，很多人吹到头晕也弄不出声音来。

　　随后的几年，邬奕君几乎忘记了这种从没大规模生产过的喇叭。直到2009年的7月，一个黑人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找到他的工厂，希望购买1000个呜呜祖拉。

　　邬奕君并不知道，一个月前，在南非举行的“联合会杯”足球赛已经让这种名叫呜呜祖拉的喇叭名扬世界。他更没有想到，这种在德国世界杯上没人理睬的喇叭，竟然会在南非世界杯上“卖疯了”。

　　邬奕君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模具，很快交出了这笔订单。随后，来自欧洲、非洲的贸易商也在网上找到了他，订单的数量逐渐增长到几万个。

　　真正“震”到他的订单出现在2010年。大年初二那天，邬奕君接到电话，一家来自比利时的经销商希望他能够发几个样品，并且点名要 “荷兰国旗”的橙黄色。样品寄出后没多久，他收到了回复：对方下了订单，购买数量是150万个。

　　“不睡觉也做不完啊！”邬奕君最终接下了80万个的订单，两个月后才全部完成。

　　四月底的时候，邬奕君完成了来自南非的最后一笔订单后，就觉得世界杯的生意已经结束了。两国海运的距离需要三十几天，再晚一些，货物就无法在比赛开始前到达南非。

　　谁知在世界杯开始后，人们迅速发现了许多呜呜祖拉产自中国，并且很快找到了位于浙江和广东的几个重点生产厂家。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这个小小的院落，邬奕君发现，自己的厂子真的“红”了。

　　他不断地接到各式各样的电话，有些要求采访，有些则是希望拿到工厂的销售代理。自己超长待机两个星期的手机电池，往往不到一天就没电了。许多国内的商家也开始从这里订购呜呜祖拉，卖给国内好奇的球迷们。负责调色的工人发现，“只要有球队出线，它的那种颜色马上会有订单”。工厂的几个工人日夜不停地赶工，而邬奕君每天在电脑前坐到凌晨一点，才能把网上的订单要求一一回复完毕。

　　邬奕君的工人们一直在努力地加班加点。江夏娟手中锋利的小刀好几次差点削到自己的手指，而另一位负责吹塑的女工郭登翠，右手的大拇指上又多了几个水泡留下的疤痕。不过，对她们来说，每个月的薪水也往上涨了不少。

　　每天，由她们制造的呜呜祖拉都会被整齐地码放在纸箱里，搬上火车，运上S034省道，然后再驶入甬台高速。从这里向西130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向北前进50公里，是与600多个国际港口相互连通的宁波－舟山港。那一箱箱的呜呜祖拉，就是从这里，被运送出国，最后到达了遥远的世界杯赛场上。

　　“至少，现在我不用晒太阳了”

　　38岁的郭登翠每天能造出800个呜呜祖拉半成品，却从没听过它在世界杯赛场上“吵死全世界”的声音。

　　她的工作是为喇叭吹塑。在她手中，这些呜呜祖拉还是像瓶子一样的形状，不仅吹不出声音，而且稍不留神就会透过两层的毛线手套，烫到自己。

　　不过，她的工作环境并不缺乏声音。在一座红砖外墙的平房里，机器的轰鸣声，一台半人高的风扇吹出的呼呼风声，以及模具撞击发出的金属敲击声混杂在一起，人们常常需要靠近大声喊，才能听得见彼此说话的内容。

　　这里是邬奕君的另一处厂房，几个工人在这里完成制作呜呜祖拉的前两个步骤：混料和吹塑。负责混料的工人需要把塑料调配出符合要求的颜色，有时候是代表巴西的黄色，有时候是代表英格兰的红色，当然，订单最多的，还是体现东道主特色的，南非国旗上的墨绿色。

　　而郭登翠所负责的吹塑，则是把加热后滚烫的塑料，加工成呜呜祖拉的外形。

　　坐在南非世界杯球赛看台上吹响呜呜祖拉的人，想必很难体会郭登翠的艰辛。工作间的空气弥漫着塑料加热的刺鼻味道，她始终站在那台小小的注塑机前面，不断地踩下踏板、再松开。她的手一次次地从混料机中取下一段段橡胶管一样软软的塑料，捏住两端、拉长，然后慢慢放入模具中。

　　等到充气结束，原先的“橡胶管”已经按照模具的样子，像气球一样膨胀成喇叭的形状。她又要拿着这些依旧滚烫的喇叭，放在工作台上，等待它们变凉、变硬。郭登翠戴着双层的毛线手套，其中一只已经破掉了两只手指，塑料的热气透过毛线的缝隙钻了进去，在她的大拇指上留下了一个个棕色的水泡疤痕。

　　这个来自云南的外地女人在厂房里总是面无表情，也很少和周围的人说话。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并把那些半成品丢入旁边的编织袋里。如果有记者前来采访，她偶而会吐几个字作为回答，但大多数时候只是长久的沉默。

　　每做出一个塑料的半成品，郭登翠能挣1角钱。一个月下来，她的收入有2000元。原本，加上丈夫的收入，两个人一个月还能存下来一两千。夫妻俩带着女儿在这个江南的村子里定居了下来，很快，他们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这种令人满意的生活在去年画下了一个休止符。一向身体不错的丈夫突然因为腰病倒下了，这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妻子讲不出丈夫的病症，只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办法工作，去医院检查、治疗又花光了家里大部分的积蓄。

　　于是，在丈夫这两天恢复工作之前，家里每个月只有她一个人的收入，却要维系四个人的生活，还要帮丈夫支付几百元的药费，这几乎让这个家庭捉襟见肘了。

　　跟郭登翠做同一个工种的几乎都是她的同乡。邬奕君的弟弟私下透露说，这个工作其实非常危险，常常有工人被紧紧密合的模具夹断了手指，如果是外地打工者，还能赔些医药费；如果是本地人，那根本赔都赔不起。

　　但这些都没有吓退郭登翠。她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这份工作。她甚至觉得，这份工作“比起以前在家里种地来说要好多了”，“至少，现在我不用晒太阳了”。

　　打开话匣子以后，她也会多说几句。在厂房轰鸣的噪音中，郭登翠凑近记者的耳朵大声喊道：“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毕竟老公身体不好，我要养这个家。”

　　说这话的时候，是下午6点，这个母亲、妻子在回家伺候儿女吃过晚饭后，又准时站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无表情地重复着那些机械的动作。世界杯在十几天以后就会结束，但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辛劳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世界杯什么都是中国造的，只有球队不是”

　　与此同时，郭登翠的女工友们也回到了另一处厂房里，开始继续自己的工作。

　　这个厂房位于几十米外的邬奕君的家里。江夏娟和她的同伴们坐在房间的门口，没有噪音，也没有刺鼻的味道。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负责把这些半成品“瓶口”和“瓶底”割掉，让它们有了喇叭的样子；另一些人则是负责把所有的角落修整光滑，并为它们做好包装，放入纸箱当中。

　　江夏娟刚刚在自己的家里吃完了晚饭。她的家就在邬奕君院子的隔壁，为此，她总开玩笑说，每天的工作就好像去邻居家聊天一样。她右手握着一把小刀，沿着喇叭的顶部、底部和两侧来回滑动，把尖锐的倒刺都削下去。为了防止小刀把手磨出水泡，她的右手戴着厚厚的毛线手套，而在不同颜色塑料碎屑的沾染下，这只手套已经看不出它本来的颜色了。

　　邬金燕负责的是割掉“瓶底”，她自己形容的则是“割屁股”。她几秒钟就可以处理一个喇叭，一天下来能割2000多个，并为她带来一个月近2000元的收入。这让这个“老板的小姨子”自豪不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的！”

　　在夏天的江南，邬金燕的手上也带着厚厚的手套，因为害怕锋利的小刀割伤了自己。这些女工并没有真的受伤的经验，曾经有人一个不小心，在手套上划破一个黄豆大小的洞，大家就连忙大惊小怪一番：“真要划到手上，那还得了啊？”说完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因为订单增加而造成的加班赶工，这些风靡世界的呜呜祖拉，以及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比赛，的确在影响着她们的生活。尽管，这种影响与足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这个江南的县城里，世界杯并没有展现出它一贯的魅力。即使在最繁华的商业区，也看不到有关世界杯的任何海报，晚上，这里的酒吧也没有增加与世界杯的任何节目。

　　“足球有什么好看啊，中国队踢得太差了。”江夏娟的儿子坐在饭桌前懒洋洋地抹了抹嘴，“我还不如去睡大觉呢。”

　　但对于那些女工而言，呜呜祖拉似乎给他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在邬金燕看来，如果没有这些喇叭，她和她的同伴们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去看世界杯。因为“这地方乡下一样的，哪里会看这个”。

　　而现在不一样了，尽管她们看不懂比赛，但有人却在赛场上发现了其它新鲜的东西。在南非队比赛中，邬金燕第一次看到了黑人的模样。她坐在厂房里向同伴们描述自己的新发现：“我们一直说南非世界杯，没想到南非人那么黑哦，连头皮都是黑的！就像……”

　　她四处看了看，最后找到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就像她的衣服那么黑！”“不会吧？”几个女工讨论了一会，一起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

　　除了足球，其他关于外面世界的资讯也在涌入这间小小的厂房。有人向一位北京来的记者打听，去北京看看天安门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还有人想去看看世博会，尤其是那个“像刺猬一样”的英国馆。

　　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消息。现在，这些女工中的很多人都能讲出几句点评世界杯的话语，比如“中国在世界杯没有缺席”，或者“世界杯什么都是中国造的，只有球队不是”。

　　“说明我们中国人脑子还可以哦。”邬金燕笑呵呵地提高了嗓门，“我们不会输给他们外国的！”

　　她们并不知道，在这次的世界杯上，除了呜呜祖拉，“中国制造”几乎涵盖了赛场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座椅、服装，以及那只被命名为“普天同庆”的足球。

　　甚至，为了对抗她们做的呜呜祖拉的噪音，就在几十公里外的浙江省东阳，已经有30万个耳塞被空运去了南非。

　　在足球场边同时还出现了中国企业的广告标牌，而中国企业也第一次成为了世界杯的官方合作伙伴。

　　“中国是世界杯上的第三十三强。”有个球迷这样调侃道。

　　发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故事与他们根本扯不上关系

　　不过，作为这“第三十三强”的一份子，邬奕君觉得自己算不上什么赢家。

　　世界杯开幕前销售的100万个呜呜祖拉，并没有让邬奕君赚到什么钱。每只喇叭的价格只有两元钱多一点，而利润只有一角钱，“基本上只是走走量”。而当这些塑料喇叭漂洋过海到达南非后，就立刻身价倍增，最高可以卖到60南非兰特，相当于人民币的54元。

　　邬奕君认为，这是国内的工厂相互竞争恶意压价造成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门槛，谁都可以做”。他声称，自己以后每设计一款产品都要拿去申请专利，不过，目前看来，最迅速的变化是他已经悄悄地涨了价，把每支喇叭的价格定到了3元钱。

　　意外获得的这个机会，让这个年轻老板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他不拒绝任何媒体的采访，并且在私底下联系了广告公司，希望帮助他制作一个网站，借助人们对呜呜祖拉的关注，让工厂“好好发展一下”。

　　相比之下，吉盈塑料制品厂的女工人，似乎并不像他们的老板那样，有什么明确的愿望。

　　对她们来说，不断涌入的订单，只是意味着以分或者角计算的工资又会上涨不少。

　　江夏娟觉得，自己每天去邻居家和同伴们聊聊天，干干活，一小时居然有6元钱的工资，自己的生活简直没有什么再需要改进的了。

　　郭登翠本来是有愿望的。在丈夫生病之前，她曾经计划着，存够了钱，先把家里住的房子翻新一下。这间屋子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地面总透着阴冷的湿气，屋顶衬着一块防雨布用来阻挡漏雨，而已经变成灰色的墙面也被小孩子划满了无法分辨的字迹。

　　但现在，随着丈夫身体的垮掉，这些愿望也一起垮掉了。“家里根本存不下钱，以后还要养两个小孩……”她低下头，不愿再讲下去。

　　她们日夜赶工做出的呜呜祖拉，如今正改变着世界杯的赛场。6月25日这天晚上，有一个著名的球星宣称，他因为呜呜祖拉的噪音而没有听到边裁的越位哨；而现场的解说员也为了对抗喇叭的声音而变得声嘶力竭。

　　尽管很多人讨厌这种刺耳的声音，但这并不妨碍它的热销。呜呜祖拉的“嗡嗡”声回荡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并且丝毫没有停歇下来的迹象。

　　但在千里之外，中国浙江腹地的这个小小村庄里，制造呜呜祖拉的人们各怀心事。发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故事与他们根本扯不上关系。

　　江夏娟已经下班回家匆匆躺下睡觉了，她“根本没工夫看电视”。郭登翠今天被排在了晚班，她正在节能灯惨白的光线下，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劳动，一边对抗着自己的困意。而邬奕君还在忙着谈生意，即使是他最爱的西班牙队的比赛，也只能抛在脑后了。

　　他们的世界里飘荡着关于生计的故事，而那些呜呜祖啦的“嗡嗡”声，虽然吵翻了全世界，却很难飘进他们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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