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林亮和29岁的杨柳青，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再过一周，他们就要离开这片熟悉的国土，奔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展开他们的移民新生活。
这几天，杨柳青都在苦恼行李的问题。“要把30年的生活装进一只行李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说，“但既然决定离开，也就没什么放不下的了。”
的确，为了移民，林亮已经辞去了让亲戚朋友们艳羡的工作。此前，他是箭牌的ERP咨询顾问，属于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年薪30万，而太太杨柳青也先后供职于地产中介和某媒体。“这样的收入，在广州完全可以生活得很有滋味。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年纪来说，是离开的最好时候，或许再过几年，我们就没有勇气做这样的举动了。”林亮说。
根据现行的澳洲技术移民政策，35岁以下的申请人有着年龄上的加分优势，而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背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也为他们的移民申请加分不少。因此，从决定移民到拿到签证，林亮和杨柳青耗时不过半年。
一切似乎都在他们的计划当中。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已成新一轮“移民潮”的实践者。
新一轮移民潮涌现？
有关“新一轮移民潮”的说法，在2010年的6月被炒得火热。
6月3日，随着某媒体的专题报道《聚焦精英移民海外潮》的刊发，“移民潮已进入第三波”的观点随即引发热议。
相关文章援引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文章引用该协会会长齐立新的说法，称“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因此，文章认为，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
近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数量的确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抵境“报到”移民人数的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7800名。
同时，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DHS）提供资料显示，每一年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美国的数量，在1989年至2000年间，已从32272人上升至45652人。而到了2009年这一年，中国大陆出生、成功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数则已达到64238人，仅次于墨西哥。
此外，除去传统的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三大主流移民目的国之外，近年来，不少南美、欧洲、东南亚等较小的国家也成为中国大陆移民的“新宠”目的地。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然而，移民海外人口数量上的增长是否就意味着新一轮移民潮的出现呢？
“仅仅从数量变动上来界定是否出现新一轮移民潮并不是完全科学的。因为移民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动态的行为，尤其是跨国移民。”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对时代周报说。
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由来已久。根据社科院发布的《2007：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国向海外移民可以追溯到元代以前，史料记载我国商人“住蕃”他国，有的时间长达千年之久。但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前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的界定，学界说法并不一致。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此前共出现三次移民潮：第一次移民潮是下南洋“卖猪仔”时期，第二次是20世纪30-50年代，而第三次则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
“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许确实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有所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已与以往的移民情况大不相同。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胡伟略对时代周报说，“这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中坚阶层集体流失？
此前，《南方周末》援引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
这一组数据的计算，让不少国人意识到投资移民引起财富外流的“严重后果”。许多网友发表评论认为，这些通过投资移民手段出国的人是“汉奸”、“卖国贼”，也有人认为，富人移民是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所造成的。
然而，事实上，移民并非一个单纯的个人决定。这不仅与移民目的国接受海外移民的政策息息相关，也和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金融危机后，许多发达国家为了保障本国公民就业率、发展本国经济，收紧技术移民政策，放宽投资移民政策，对“不差钱”的中国大陆富豪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利好措施；与此同时，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移民政策的变动，港澳地区利用其自身优势又吸引了不少大陆人士投资定居等。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该文章的另外一组数据称：“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中国面临着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面对这一种说法，旅美四年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田方萌提出了质疑：中国的人才流失真的有这么严重吗？胡伟略研究员也说，国内发挥人才作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好，怎么可以说现在的人才和中坚在“集体流失”呢？
“谈及人才流失，人们常常提到另一项指标‘回流率’，即归国人员占外迁人口的比例。媒体引用的数据属实，但是记者的解读方式却有些误导。”田方萌对时代周报解释说，回流率的计算一般以当期归国人数作分子，当期出国人数作分母，两者并不是同一批人。由于出国人员数量上升较快，回流率的分母增幅很可能快于分子增幅。如此一来，即使归国人员逐年上升，回流率也会呈现下降趋势。
根据美国列文研究所（Levin Institute）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从1996年到2006年，回到大陆的“海龟”增长了五倍之多。另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字，200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22.9万人，比上一年增长27.5%；全年留学回国人员达10.8万人，同比增长56.2%。“也就是说，回流人员的增长幅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出国人员。还有很多海外人才处于观望状态。”
那么，在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中，知识精英的比例又是否有所提高呢？田方萌向时代周报记者提供了另外一组数据：在15岁以上生于中国大陆的美国居民中，2000年有39%具有本科以上学历，2008年则升至45.4%。“可是，如果比较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头八年这两个时间段到达美国的中国移民，我们就会发现高学历人口的比例几乎相同，都是46%多一点。也就是说，90年代以后，赴美中国移民的学历选择性很强，但新一代移民中知识精英的比例并没有提高。
“因此，人才外流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可怕。更何况根据美国移民法的规定，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数量，在一年内不得超过全部移民的7%。我们也不必担心发达国家会无节制地吸收我国人才。”
人口流动反映社会发展环境？
尽管关于“第三波移民潮”是否存在、知识精英是否集体“外流”等话题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能否留住人才已成为目前国内自上而下共同关注的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总结出来的一个趋势是：人才、技术、资金都是从发达地区逐渐转移到欠发达地区。有趣的是，我们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对时代周报解释，“这背后，反映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新移民给出的移民理由包括：持他国护照的便利性、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相对公平的法律制度、宽松自由的生活工作环境等，也有不少人和林亮、杨柳青夫妇一样，选择移民更多的是为了“想要个孩子，而国内的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都让人担忧，更别提教育水平”。
事实上，除了不少华人在海外定居、移民之外，即便是在国内，人才在一线大城市扎堆的现象也使得“人才移民”的问题成为社会热点。近年来，受到户籍制度、高房价、就业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影响，“逃离北、上、广”已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口号，且有不少人已付诸实践。
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人口的流动是非常正常的自然选择现象，但其本身一定反映着社会发展环境。无论是哪一种移民，其实大家无非都是只有一个目的：为了更好的生活。”
贾西津认为，移民海外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制度的开放性、公平性和社会的稳定性。“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发达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平的机会更多；而对于财富精英来说，也更能满足他们对于稳定的期许。”
而胡伟略、夏学銮、田方萌等人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一定程度上，人才外流也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坏事。“人才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进行交流，从长远来看，也在人才储备、技术转移、国际合作等多方面有着其积极而重要的意义。”田方萌说。
人才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摆脱改革开放前30年来一直以低廉劳动力为优势的生产模式，6月6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具体提出12项“重大人才工程”，包括：每年重点扶持1000名科技创新创业人员；每年从应届高中、大学毕业生中筛选若干优秀人才送到国外一流大学深造。至2020年培养1万名精通战略规划、资本运作等专业知识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以及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创新创业等等。并明确提出，希望至2020年，能让中国“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人才基础”。
“对于中国来说，要从人口大国到人才大国是一个挑战，而从人才大国到人才强国又是另一个飞跃。”夏学銮对时代周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解决人才选拔、评价制度等环境瓶颈。
贾西津则认为，“《纲要》的目的是好的，但它更注重对于已经被界定为人才的特殊群体给予利益，从而吸引他们留在中国。但是过多的优惠制度和特权制度未必就是吸引人才的最好策略，更为关键的是要建立更广义的社会公平制度。一旦有了真正适合人发展成才的自由、空间与机会，自然能够培养人才，并且留住他们。”
“说实话，我们也是放手一搏吧。国外的月亮是不是比较圆，这点还很难说，毕竟在文化上有着一定的差异，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也并不容易。”不同于妻子对于新生活的向往与信心，即将启程的新移民林亮知道移民之路并非想象之中那么顺利。
“大不了就再回来呗！说不定到时候，中国比外国还要好了。”他笑着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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