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一般都是官煤勾结或官煤一家。郝鹏俊就是个典型。而大的老板一般在省里和北京都会有关系或靠山，所以当地官员一般不会开罪更不会直接去查办大的煤老板。当然也有例外。
“与官员套近乎，拉关系”是山西煤老板不得不遵从的从业法则，并形成了官煤勾结、官商勾结的政治经济生态。这是具有山西特点的官场生态。
蒲县，这个位于山西省中南部仅10万人口的山区小县，近来因郝鹏俊一案而名声大噪。而直接推动查办郝鹏俊案的县委书记乔建军，因郝鹏俊在法庭上说“县委书记问我要5000万元”，成为另一焦点人物。
然而，媒体关于乔建军的报道仅止于此：“乔建军索贿5000万元为无中生有，纯属诬告。”
6月20日，《法治周末》记者赴山西临汾和蒲县实地采访。
其子郝丽阳并未被抓
6月21日，《法治周末》记者来到坐落于翠屏山下的蒲县县城。3万多人口的县城里，只有两条东西走向的主路，从东到西也只有十多分钟的步行路程。
小县城安静而简单。这里，就是郝鹏俊的家乡和发迹地，也是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的发生地。
当天，一直经办郝鹏俊一案的县纪委副书记孔宪民出差在外，记者没有见到他。接待记者的是县委宣传部信息中心的一位姓辛的主任。
对记者的到来，他不愿多谈，也不愿帮着联系。他说，记者来得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了”。他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就在前不久，郝鹏俊一案作出判决。该案累计罚金高达3.2亿元之多，创下山西各级法院判处的罚金刑最高纪录。由此，媒体将此案称为煤炭大省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
宣判当日，郝鹏俊等当庭表示不服，提起上诉。
据检方查明，郝家在北京的房产就有35套之多，基本上都位于三环以内。按照一审判决，郝家交的罚金抵得上蒲县当地一年的财政收入。故当地民谣曰：“鹏俊跌倒，蒲县吃饱。”郝鹏俊由此广为人知。
通过采访，记者基本了解了郝鹏俊的发家史。
1949年出生的郝鹏俊，1976年任蒲县薛关镇镇长，成为全县最年轻的科级干部；1987年，蒲县组建煤管局，郝鹏俊调往该局工作；1991年，郝鹏俊任新组建的地矿局局长；2002年任安监局长；2003年任煤管局局长。因该县煤矿事故多发，2005年，郝鹏俊引咎辞职，赋闲在家一年多后退居二线，直到被抓。
担任地矿局长前后，郝鹏俊已开始涉足煤炭领域，与人合资经营起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并迅速跻身当地富豪之列。当地认识他的老百姓说，虽然算不上蒲县首富，但也能算得上前几位。
2000年，时任地矿局局长的郝鹏俊即开始经营蒲县成南岭煤矿。
2005年8月，中纪委等部门联合下发文件，要求以本人或以他人名义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限期撤资。
为掩人耳目，郝鹏俊与其堂兄、妻弟签订了一份假退股协议，并依此向蒲县纪委进行了退股申报登记。但仍是幕后老板。
“我没有投资，老板是姐姐两口子。我是受他们雇佣在煤矿当法定代表人的，每月给我5000元工资。”郝鹏俊的妻弟于小红在法庭上说，煤矿的日常管理，包括用哪支采煤工程队、矿上的原煤销售到哪里、什么时间拉煤、价格多少都由郝鹏俊夫妻决定。
有煤炭局长罩着，成南岭煤矿规模迅猛扩大，由一个几十万元投资的窑口子，发展成总资产5285万余元的大煤矿，职工达500多人。
此外，一位曾与郝鹏俊二子郝丽阳是同学的个体业主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郝鹏俊与于香婷结婚前有过一次婚姻，并生有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做什么的，他不清楚。因为无法联系到郝丽阳，此说法没有得到确认。而对于郝丽阳，宣传部辛主任告诉记者，郝丽阳没有被抓。与记者同乘一车的一位女士也证实，前几天在公安局门口还见到了郝丽阳。
当庭告发县委书记
关于郝鹏俊落马的原因，坊间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顶风作案。2008年9月8日，襄汾一座铁矿尾库溃坝，死277人、伤33人、失踪4人，临汾市所有矿山企业停产整顿，但蒲县的成南岭煤矿仍在生产。国务院调查组和临汾市纪委的领导显然是震怒了，要求蒲县立即查处成南岭煤矿违规非法生产和该矿实际控制人郝鹏俊的问题。事情终于抖了出来。这是官方的说法，也是主流媒体认可的说法。
乔建军说，在自己接受调查期间，有关郝鹏俊的举报材料也被送至中纪委调查组。
2008年10月18日，郝鹏俊被蒲县纪委“双规”，从北京带回来。翌日，他的妻子、儿子亦被“双规”。郝鹏俊的妻子于香婷是蒲县民政局副局长，儿子郝丽阳是蒲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副队长，对他们的“双规”是以“国家工作人员涉嫌经商办企业”的名义进行的。
另一种说法是郝鹏俊和县委书记乔建军有恩怨。就是所谓的乔建军向他索贿5000万元而未达到目的之事。
乔建军，曾担任过山西省襄汾县县长和吉县县委书记，2008年3月23日调任蒲县县委书记。半年之后的9月8日，襄汾发生了溃坝重大事故，乔建军因此而受到了调查，但未受牵连。
就在郝鹏俊案件进展得还算顺利、舆论基本一边倒的时候，事情突起波澜。
2010年4月15日庭审最后陈述时，郝鹏俊突然说：“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事出有因。蒲县县委书记向我狮子大开口，问我要5000万元，时间是9月18日中午，在……”主审法官即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打断了郝鹏俊。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给人留下无尽猜测。
在郝鹏俊当庭“检举”风波公开之后，据有的媒体报道，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张宝顺对此事非常重视，临汾市委也更为重视，还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调查和应对工作。在乔建军调查结论出来之际，市委书记谢海还为此作出批示：“要组织一批有力度、有分量、有反腐分量的报道，防止任其(郝鹏俊当庭检举言论)泛滥。”
“对于索贿一事，我自己很坦然，心里很踏实。这完全是凭空捏造，甚至连捕风捉影都算不上。”乔建军平静地说。“郝鹏俊在法庭上说的是2008年9月19日12点，在我的宿舍，我向他索贿5000万元，而媒体报道的时间是9月18日。但2008年9月18至19日恰为北京奥运会期间，按照要求，县委每天都要向临汾市领导汇报工作和动向，每天的工作日志都有详细记录。”乔建军对媒体如此澄清。
“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见过郝鹏俊一面，没有与他面对面接触过。”乔建军强调。
但就在4月15日郝鹏俊法庭上抛出检举言论后，山西省监察厅、临汾市检察院反贪局便对“索贿5000万元”一事展开调查，不久即得出调查结论：“乔建军索贿5000万元为无中生有，纯属诬告。”虽然如此，乔建军还是背了一段时间的黑锅，媒体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有人评价说，郝鹏俊的用意是掀起一个舆论的高潮，转移视线，给办案机关施加压力，甚至减轻对其处罚。显然，在某种程度上，郝鹏俊等人确实达到了其目的―――舆论不再一边倒，乔建军深陷舆论漩涡。
书记派捐的说法
虽然监察厅、临汾市检察院反贪局的结论是，“乔建军索贿5000万元为无中生有”。
记者采访了两位对案件和乔建军有所了解的人士，两人的共同看法是：派捐是“索贿”的诱因之一。
黎明(化名)，曾在临汾下辖的几个县做过局长，与郝、乔两人都认识。他说，郝鹏俊这个人为人处事不大方，其妻更甚。乔建军这个人比较冷峻。
对郝鹏俊案发的诱因，他认为坊间的两个说法都有其依据。但导火索是郝鹏俊夫妻对乔建军的派捐要求不仅不买账，反而有所不恭。
黎明认为，郝鹏俊当庭说的5000万元的事虽然动机值得怀疑，但此事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当然5000万元也不是个人索贿。据他对乔建军的了解，认为乔建军绝对不会这么干。
据黎明对《法治周末》记者的说法，乔建军第一次张口要5000万元，是要郝鹏俊赞助铺路，郝没答应。第二次，提出让郝出钱盖个高档宾馆，郝又给顶了回去。这让刚到蒲县履新的乔建军很没面子。
黎明说，乔建军的派捐做法在他任吉县县委书记时就曾有过。
而当纪委、检察部门查处成南岭煤矿顶风开采、将煤没收时，郝妻于香婷对办案人员大声指责。这让县里下决心要整治他们。等到郝鹏俊觉得大事不好，回过神来想认软服输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的这个说法得到了山西一家媒体记者简兵(化名)的印证。在乔建军任吉县县委书记时简兵就认识他。他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说，乔建军任吉县县委书记时也曾向煤老板派过捐。
黎明还介绍说，山西的煤老板都很有钱，但他们都不在本地消费、置业，多数都跑到北京、太原投资、置业、落户。这就形成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即煤矿多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建设反而比较落后。当地卫生局一位女干部对记者说，蒲县的煤老板出名，蒲县的路况差也是全国出名的。
有着十多年媒体经历的简兵对山西的煤老板与官员的关系有相当的了解。他说，一般都是官煤勾结或官煤一家。郝鹏俊就是个典型。而大的老板一般在省里和北京都会有关系或靠山，所以当地官员一般不会开罪更不会直接去查办大的煤老板。当然也有例外。他说，“与官员套近乎、拉关系是山西煤老板不得不遵从的从业法则，并形成了官煤勾结、官商勾结的政治经济生态。”他强调，这是具有山西特点的官场生态。
对于这场官商斗争，黎明评价说，前期，乔建军的做法是说得过去的，而到后来，即到了司法阶段，从情理上说，做得有点过了。
记者发现，对于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不仅郝鹏俊等人的律师提出质疑，网上质疑的人也不少。黎明和简兵认为，这就给人留下了乔建军公报私仇、心胸狭窄的印象，令乔建军失分不少，也使得郝鹏俊反而得到了一部分网民的同情。
记者注意到，检察机关指控了六项罪名，而法院只认定了四项罪名。这似乎验证了上述某些说法。
虽然有了省监察厅、市检察院反贪局的结论，但事情并未就此止沸。网络上还流传不少对乔建军不利的举报和言论。比如，为寻找处理郝鹏俊参与的成南岭煤矿的证据，乔建军为此伪造国务院文件等。
记者在浦县获得的与郝鹏俊一案有关的最新的消息是，领导查办郝鹏俊一案的蒲县纪委书记樊奋强三四天前已升任山西省临汾市纪委副书记。浦县新的纪委书记已经到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