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82年，16岁的马小朵从江苏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从那一刻起，“外地人”的身份就一直困扰着她。她的第一次恋爱，因为男方的北京人身份而阻力重重。当时她告诉自己，“有户口，才有爱”。
每天，马小朵都要“从一个‘北京’，赶到另一个‘北京’”。
起点是万寿路甲15号院，紧靠着一家五星级酒店和一个高级超市，周边的房子每平方米卖到3万多元。
目的地叫刘娘府，一个聚拢了上万名打工者的城中村，房租最贵时也不过每月300元。院里也有一家超市，招牌上印着“兴隆连锁锁超市”，“锁”字多印了一个，怕花钱，老板便一直没把它换掉。
“你不能指望北京的所有地方都建设得一样好。”马小朵站在由养猪场改造而成的民房边上说，“就像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能成为北京人一样。”
在这片被官方文件称为“社区”的聚集地，流动人口数量是常住人口的10倍。“他们在这里生活了10多年，他们的孩子就在这里出生和长大，这里算不算他们的家？”
从4年前来到这个社区开始，马小朵和她创办的民间组织“同心希望家园”，努力帮漂泊的外乡人找到家的感觉。她见证了这个农民工社区的成长，也见证了它的死亡。
这个社区有温度，但不属于打工者
马小朵很早就发现，在刘娘府，到处都可以找到“公共”的影子。
3个厕所是社区里最“豪华”的公共建筑，它们和城里的公厕一模一样。但是，由于公厕数量是按照常住人口数量规划设计的，所以每天清晨，厕所门口都要排起长队，有些大人憋得急了就会随地解决，更莫提小孩儿。
社区里最大的公共住宅，是在过去猪圈的基础上砌上墙，再搭上一个大顶建成的，人们至今还以“猪场”来称呼这个上千人居住的地方。类似的住处还有“鸡场”，前年着过一次大火，但因为每月租金不到100元，今年又人满为患了。
此外，因为多数人家都没有淋浴设施，社区里还开设了一个公共浴池。但是，一次7元的价格让很多打工者望而却步，在“可以接盆水冲凉”的夏天，这里多数时间没有生意。
这一切让马小朵觉得，这种“公共”显得冰冷而物化。
在社区居委会的大院里，流动人口、出租房屋服务站的办公室是面积最大的。在许多打工者印象里，“流管站”办公室总是人最多，有些人磕着瓜子看报，有些人对着一大缸的金鱼喂食。而他们的主要工作“好像就是办暂住证”。
马小朵不由感慨：在这里，打工者的处境就像这个打工者社区所处的位置一样，“很尴尬。”
比如，她发现，在这个社区里，有北京户口的人可以去居民液化气服务站换气，40元一罐；而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则必须花上140元一罐的价格向私人开办的服务站购买，买来的气罐大多是早已淘汰的旧货，经常有人因为罐口着火而被吓到，或者被飞溅的火星烧掉刘海儿。
“这个社区有温度，”马小朵说，“但不属于打工者。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还是被称为‘老外地’。”
她甚至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民工聚居地，而算不上一个“社区”。它缺少社区所应有的群体间的有机联系，也缺少一个社区应该有的文化、精神纽带。更要命的是，住在这里的打工者缺少归属感。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她一头扑在这里，并整整坚持了4年。
城市永远都不是我的家
没有人比马小朵更在乎归属感，因为这个44岁的女人曾被这3个字“折磨了整整28年”。
翻开这个女人的奋斗史，城乡纠葛如影子一般，对她紧追不舍。
这种纠葛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1982年，16岁的马小朵从江苏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从那一刻起，“外地人”的身份就一直困扰着她。她的第一次恋爱，因为男方的北京人身份而阻力重重。恰好听说深圳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马小朵带着600元去了深圳。当时，她告诉自己，“有户口，才有爱”。
后来，她拥有了深圳户口，并嫁给了她的初恋。然而，当她想把孩子的户口随丈夫迁到北京时，派出所的警察大声告诉她：“那还了得，这北京的窗户一开，什么苍蝇，蚊子，不是都飞进来了？”
她说，城乡之间，总有些问题是她永远也想不清楚的。
她特别爱笑，但是右眼的眉毛却总是皱着，那是打工的时候，被勒货用的弹簧绳打到了眼睛，落下的毛病。
走起路来，她总是低着头，步子又小又快，并被丈夫取笑为“日本女人”。但马小朵自己知道，“那种谨小慎微，是常在屋檐下的证明”。
马小朵15岁入团，16岁进城，所以只交过一次团费，她说她做梦都想有人能来收她的团费，但一进城，“就再没人管我了”。
如今，身份已经变成了城里人，但马小朵仍然觉得“城市永远都不是我的家”。因此，她尤其能体会在北京的农民工。这也成了她创办同心希望家园的直接原因，“我希望能真正回到这个群体里，去服务他们”。
不过，这个想法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没有挂靠单位，在选定刘娘府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之前，她吃了很多闭门羹。
4年来，她每天有10个小时在社区里，丈夫一边抱怨“家被你当成了旅馆”，一边被迫干起了家务；而读初中的女儿为了帮社区里的孩子募集旧书，“已经打入了校学生会”。
超市里的家
马小朵在刘娘府创造归属感的尝试，是从一家超市开始的。
说是超市，其实只是一间出售旧衣服的路边小店。店里唯一的“试衣间”是一个布帘子，没有镜子，但多数打工者并不介意，他们只希望试试“是否合身”。
挂在衣架上的衣服整齐、干净，样式也多，只是有些衣服的袖口已经磨损，一些黑色T恤也褪了色。这些衣服都是从各个大学募集而来，再分类、整理，低价卖给社区的打工者。
一张详实的价格参考表就贴在墙上：一般的衣服绝不会超过5块钱，碰到冬天的羽绒服，如果有6成新，又是“最大的品牌”，“比如李宁牌”，负责整理衣服的蔡琴才会咬咬牙，标上“13元的超高价”。
在这个名为“爱心超市”的地方出现前，离刘娘府最近的服装市场步行要40分钟才能到，衣服最便宜也要20元一件。
有人计算过，自从2006年开业以来，这里每年能卖出上万件的衣服，大概可以为社区里的打工者节省30万元。超市每天的流水账都会贴在门外，截至去年年底，这家超市连续3年盈利上千元。
这些钱，捐助过一个社区里患白血病的孩子，孩子的父母都以卖煤为生；一个社区妇女患了子宫癌，死后却没钱火化，爱心超市替她出了这笔钱。
这个超市在打工者里口口相传，最远甚至传到了山西。据说，一个建筑工人为了送礼，专程坐火车赶到超市，买了一大包的衣服，又匆匆忙忙地赶了回去。
不过，这些值得称道的“业绩”，并不是马小朵开办爱心超市的主要目的。她的打算是，通过这个超市“创造家的感觉，让农民工拥有主人的心态”。
出于这个考虑，超市很多管理都是集体决议。超市开业时，为了确定衣服价格，马小朵特地和六七个社区妇女一起进行了一场民主讨论。
店长宋朝莲是河南人，在这个社区生活了10多年。在超市开业前，她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看电视。如今，她每天都坐在缝纫机旁，把卖不出去的衣服做成鞋垫，送给工地干活的小伙子，有时还会给他们缝缝衣服。3年来，她在这里结识了20多个同乡的姐妹，有的还是远亲。
显然，聚集在超市里的打工者，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来。
超市里摆放着十几把塑料板凳，用来给打工者们聊天，但却远不够用，一到晚上，很多人都只能站着。
一些人从工地下班后，会相约在超市“扯淡”。每当这时候，他们会特意换上从超市买来的大学文化衫，有的印着中国人民大学，也有的印着中央民族大学，在超市里肆意地互相取笑：“你是大学生啊，冒牌的吧。”
一个在国外做研究的华人学者来过爱心超市以后觉得：“在这间屋子里找不到歧视，只有打工者才会来，大家就会觉得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只属于我们的地方。”
在这里，一个叫李金华的女孩觉得很放松。她来北京7年，从来不爱去城里的商场，因为售货员看她的眼神，总让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小偷”。
来自秦皇岛的张国最为放肆，他总是一进超市，就将手机里的歌曲声音调到最大，靠在墙上，等待接踵而至的工友们。张国喜欢买彩票。这一次，他买的彩票又没中，一边向宋朝莲大声抱怨，一边在衣架旁挑挑拣拣。最终，他选中了一件佳能相机的文化衫，背面印着“EOS3000万”的字样：“6个500万，这个好！”
交了两块钱，张国心满意足地出门了。
他们长大后，就是这个家的建设者
女儿很小的时候，马小朵经常把她带到社区里，让她和社区里孩子一块玩。她常提醒女儿：“长大后要记住，你的妈妈和他们的妈妈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因为爸爸，你和他们也是一样的。”
她的女儿在市区一所重点中学读书。住在刘娘府的孩子则大多没那么幸运，因户籍限制，他们很难进入北京市的任何一所公立学校。
4年前，马小朵就发现，在这里，教育通常是从小就缺失的。许多家庭没有钱送孩子上幼儿园，“就关在家里，关到上小学”。
很多孩子从小就出生在这里，甚至从来没回过老家。但如何让他们在北京获得家的感觉？
马小朵觉得，“最需要帮助的就是这些孩子，他们长大后，就是这个家的建设者”。为此，她把租来的房子变成了“儿童中心”，并鼓励孩子们用自己的创意把这里填满。
如今，儿童中心两扇写满歪歪扭扭粉笔字的砖红色铁门里，是这些打工者孩子们专属的乐园。墙上贴满他们拿油画棒涂抹的“风景画”：有胡萝卜、大白菜，还有挂着苹果的大树。这些孩子几乎从来不去公园，他们的创意都是从附近的菜市场得来的。
每周六的下午是很多孩子最期待的，因为下午一点半是图书角开放的时间。4年来，借书证已经办了300多张。屋里的图书连同书柜都是捐赠来的，有些书已经陈旧得不像样子，但对一些“只看过语文书”的孩子们来说，这里非常美好，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很多很美好的童话故事”。
刚进这所免费幼儿园时，许多孩子不习惯拍照，甚至连话都不爱说，碰见生人“就把头扭到一边去”。
现在，他们已经习惯在课间的时候，伴着那首《红丝带》的歌声结伴玩耍：“我们也有一双聪慧的眼睛，我们长大也能把世界推转……”
现在，这些小贩、建筑工人或者拾荒人的孩子，有了拼图、积木，中午的时候还有一张舒服的小床可以睡觉。尽管通常要两个人挤一张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酣然入睡。
他们的床头，都印着一些英文名字， Hans、Wilson、Maggie．．．．．．这些名字来自金苹果幼儿园，这里的很多东西都是那所幼儿园捐赠的，它离这个城中村很近，却属于城市。
马小朵竭力缩短这种距离。圣诞节的时候，她教孩子们排演话剧，去参加城里幼儿园的联欢会。孩子们的表演很精彩，但她总是不敢招呼家长一同前往：“我们的孩子比他们的孩子瘦小很多，怕妈妈们看了难受。”
她还常常去北海公园内的一所贵族幼儿园“化缘”，因为那里装废旧玩具的仓库比整个同心希望家园还要大上几倍。
最大的改变，是人的改变
4年中，刘娘府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比如，这里的农民工们甚至拥有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同心社区通讯》。这张只有4个版的社区报已出了12期，印数也从100份增加到了1000份。
刚发行的时候，有的打工者捧着报纸左看右看，“这是报纸么？咱也能上报？”
孩子们是投稿最踊跃的群体。有人在文章里表示，自己那个只能躺在市场货架上睡觉的爸爸“是世界上最最伟大的爸爸”。有人则写：每天放学回家如果家里找不到妈妈，那准是在废品堆里。辛苦的妈妈，我爱您。
不过，更大的变化发生在打工者身上。一个经常参与公益活动的社区妇女曾经问过马小朵这样一个问题：“是爱心超市对这个社区帮助更大，还是儿童中心对这个社区帮助更大？”
“是你们。”马小朵脱口而出。
来到刘娘府后不久，马小朵就发现，很多随丈夫来打工的妇女，每天除了带孩子没别的事做，很孤独，邻里之间也没什么来往。因此，她决定从这个群体中培养“社区服务者”，因为“她们对新事物有热情，也渴望通过帮助别人去证明自己”。
“你和她们一聊，就知道哪些妇女热心肠，她们不知道什么叫公益，但她们一听社区里的大事小事，眼睛会亮起来的啊！”
有个叫李晓静的女人来自河北，因为长得漂亮，丈夫不放心她出去工作，在社区住了近10年，大部分时间都和床上的二手电视相伴。
为了说服她参加社区服务，马小朵一遍遍地上门去与她沟通。在这个过程中，马小朵被她家的狗咬过，也被她一岁大的女儿推过，到最后，全家上下都觉得这个女人惹人烦，反倒是李晓静终于决定试一试。
在一次培训中，辅导教师让李晓静画画，画自己想要的东西。她画了很多，画了给父母的大房子，还画了给丈夫孩子的礼物。画完后，老师问她：“你自己在哪里呢？”
这个女人愣了一会儿，“哇”的一声，哭了。
李晓静试着当上了幼儿园的妈妈老师，白天，她跑到城里的幼儿园去旁听，半夜，她在床上背教案，早上，她对着镜子练习。
很快，她成了幼儿园里最受欢迎的妈妈老师，孩子们总围着她转，以至于她自己的女儿都吃醋，不时用手拦着别的孩子。
现在，李晓静已经考取了成人自考的幼教专业，开始脱产学习。在最近的一次社会工作初级证书考试中，临近几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纷纷落马，她得了80分。
在刘娘府，这种与成长有关的故事并不难找。
一个叫石国平的女人，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去放牛。她从没想过，在参加了社区工作以后，自己还能走进南开大学，去参加慈善交流会。
负责为爱心超市整理物资的谢琴，现在经常把丈夫拉来一起工作。最近，她还为自己挑了一件新的工作服――城市志愿者的短袖T恤，尽管她从来不是一名正式的“城市志愿者”。
有的人，参与了社区工作后，不喜欢别人叫自己店长或是其他称呼，而是更喜欢“社工”这个对他们来说很新鲜的称呼。
还有一个年轻打工妹，在同心希望家园帮助社区妇女们联系的一次免费体检后，主动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了下来。她告诉马小朵，如果谁需要献血，她愿意，献骨髓，她也愿意。
这些都让马小朵欣慰不已。“他们对这个社区有了感情，进而对社区的成长产生了天然的责任感。和给他们一个家相比，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份家人意识，所以说，4年来，最大的改变，是人的改变。”
只有家里人才能管好这个家
现在，逢年过节，妇女骨干们会自发组织社区里的打工者搞联欢，最多一次去了上千人。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曾私下问过马小朵，“我们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们不来，怎么你们一搞活动，他们就来？”
马小朵给出了她的答案：“因为你们想出来的节目是扭秧歌，我们想出来的节目是打工者唱歌。”
在刘娘府的4年社区建设经验，让马小朵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真的只有家里人，才能真正管好这个家。”
刚闯进来的时候，马小朵曾启用过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也请过满腔热血的大学生。但呆了一年后，因为和社区的流动人口“实在没有共同语言”，这些人纷纷抱拳告辞。她也请来过城里幼儿园退休的职业教师，结果老师因为嫌社区餐馆里食物太不干净，愤然离去，临走还抛下一句“你们这里是旧社会”。
曾经有个打工者告诉她：“没有人比我们更加了解这个群体，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管理社区，往往比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模式更有效率。”
同样的经验，马小朵在到美国进行“社区建设”考察时，也体会过。
2003年年初，她接受一个组织的邀请，到美国纽约的唐人街，用3个月时间亲自感受移民社区的建设。为了让她能看到最真实的移民社区，组织者没有派人招待她，而是把她“直接扔了进去”。
她先是住在一个打工者的家里，那家的女人做保姆，男人卖豆腐，每天，马小朵还没起床，他就开工，马小朵睡觉时，他还没回来，所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竟没见过男主人几次。
“你不要以为他们条件多么好，他们和我们的打工者一样，要拼命地赚钱，才能勉强糊口。”她说。
但3个月过去了，马小朵发现，那里的社区看起来无序、混乱，但和国内的民工社区比起来，却有着强烈的群体参与意识。
无论是一场社区里的文艺晚会编演，还是一次声势浩大的上街游行，很多人都会亲自参与讨论，“他们习惯了参与社区建设的决议，而不仅仅是参加社区活动”。
在一次交流会上，一个人类学教授告诉马小朵，在美国的阿拉伯人社区，社区构建的模式叫做大哥哥制度，即由政府购买阿拉伯人社会组织的服务，最大程度地发动社区内居民的自组织力量，结果发现，“一个阿拉伯大哥哥可比一个白人管理员厉害多了”。
不过，马小朵发现，在国外很普遍的观念，国内并没有太多人认可。去年年底，街道计生办的干部曾经邀请马小朵去某个度假村开会。席上，一个主任似醉非醉地建议，可以在附近给马小朵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把爱心超市搬过去。
“但那是个楼区啊，也没有流动人口，我去那里干什么？”马小朵问。那位主任则当即表示，可以用车把流动人口接过去买东西。
这次对话让马小朵感慨，“要真的对这些打工者有感情，才能真正给他们家的感觉。”
被扼杀的成长
在刘娘府，打工者们已经开始琢磨怎么建设自己的“家园”。替爱心超市运货的司机黄师傅告诉马小朵，他想把爱心超市开到他的老家河北永清，一个贫困的县城；幼儿园的几位小朋友已经上了小学，正在向马小朵申请，要回到儿童中心做小志愿者；社区妇女吴国平开始在《同心社区通讯》上开了小专栏，写起了打油诗。
马小朵也在心里畅想着一些宏大的计划。比如，她曾想将爱心超市开到10个，这就意味着能多给打工者们提供一些工作机会，也能让更多人买到便宜衣服；她还幻想过申请资金，把整个猪场都承包下来，让住在社区里的那些建筑工人，像搭积木一般盖起漂亮的合作住房。
和4年前相比，刘娘府更像马小朵心目中的“社区”了。在爱心超市，在儿童乐园，以及在其他社区服务活动的场所，某种比地域联系更紧密的社区关系正在建立起来。许多专家闻讯前来考察这个社区的成长，并把它当成罕见的成功案例。
马小朵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的梦想眼看着就要在刘娘府实现了。但最近，贴在墙上的《拆迁公告》让这个梦想一下子又逃得很远。
和北京许多曾经的农民工聚集区一样，刘娘府如今面临拆迁。房子的主人们开始盘算自己能拿到多少补偿，而那些租住在这里的打工者，却开始为找一个新的住处发愁。
这些打工者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纸质文件里，也并不在居委会主任与拆迁公司负责人的窃窃私语中。“那些外地人挺可怜的，这下没地方住了，石景山的空楼房多了，他们租不起啊。”80岁的当地老人王通戴着红袖章在社区里巡逻，他说，社区里每天都有人被房东轰走。
和房子相比，打工者更关心的是孩子读书的场所。这里的3所小学也将随着拆迁消失，他们要为孩子找到读书的地方。
这个逐渐成型的社区一下子烟消云散：有的打工者已经搬走了，里面包括两个社区服务的妇女骨干；剩下的人们则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交换着最新的信息，还有没有不拆的地方，或是哪里有便宜的住处；幼儿园里的孩子已经走了十几个，剩下的依旧在“讲礼貌、讲秩序、讲卫生――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的红色条幅下面蹦跳。
马小朵一直相信，当打工者与自己所在地方一草一木都产生稳定联系时，他们就会想建设好这个社区。但现在，她只能看着这种辛苦建立起来的稳定联系被拆毁。
她正在为这个曾经存在的群体做最后努力：记录下居民们的口述历史，并编进一本社区故事集。
这是马小朵留给社区的最后一份礼物，故事集的主要撰写者是社区里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志愿者们，故事中的30位主人公都是这个社区里最普通的居民。
这里面，有人在刘娘府生活过十几年，靠一家名为“自强”的五金店养活两个偏瘫的孩子；有个人一只眼睛失明，但每天凌晨三点就会起来，经营自己的煎饼摊。
30个受采者聚在一起时，马小朵发现，这个群体远比她想象中的更加坚强。有个刚搬走的小伙子兴奋地告诉她，他租了个15平方米的大房子，比原来的大三倍。
故事集的名字叫《我们，一起走过》。马小朵说：“总应该有人去记录这些曾经顽强生长过的生命，还有，我们即将消失的家园。”
据说再过一个月，这片城中村就要消失了，规划中，它将变成一片别墅区，名叫“加州小镇”。而马小朵还不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会不会在别的地方继续。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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