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专家谢国忠在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发表文章说，中国的新一代不太愿意吃苦。他们是中国经济腾飞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不必担心挨饿受冻。尤其出生率已经大大下降，这一代是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不如以前充足，劳工也不如以前温顺听话。
机器与人
如果中国的体制始终无法满足新一代的需求，那么，不久的将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可能集中爆发。
卓别林在影片《摩登时代》中，曾借助滑稽表演，将现代工厂体系不人道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卓别林模仿的那些场景早已了无踪影。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厂主只好购买自动化设备来取代人力，比如，现代化的汽车装配厂主要由机器人来操作生产。
可是，当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外包到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供应充足的环境下，资本密集型生产发生了改变。一些工厂以人力取代机器起家，包括一些电池制造商在内，这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外包模式―特别是电子制造业的外包―将这一模式用到极致，利用廉价劳动力最大化体现规模经济效应。
吃苦文化
上世纪九0年代初，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我看到很多华工为多挣一点钱去很远的地方干活，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吃苦文化」的影响；二是家庭责任的要求。代工厂的女孩子们一个月能挣一00美元，用来付弟弟的学费，给妈妈买药，（如果可能）为家人买处房子。她为家庭牺牲自己，换句话说，她并没有自己的人生。
如今，因素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的新一代不太愿意吃苦。他们是中国经济腾飞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不必担心挨饿受冻。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有些村庄也许没有严格执行，但总体而言，出生率已经大大下降，所以，这一代是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的，不是那么爱吃苦的性格特点，使中国的青少年与其他国家同龄人有了更多共同性。
时代变了
最近发生在富士康等企业的事件，意味着一个新面目的中国出现了：劳动力资源不如以前充足，劳工不如以前温顺听话。在以上事件中，政府和企业的应对方式暴露了它们对这一事实的无知。它们仍然以为这些只是个别事件，通过施压和收买就可以恢复「正常」局面。
在此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代沟以及当地政府和企业不寻常关系。今天的青年和上一代好像来自不同的世纪，而当今的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都属于他们的父辈。从近期的劳工危机来看，政商界似乎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劳工危机的。
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当然会问：为什么现在的工人不能像十年前一样接受上述情况呢？他们不明白，时代变了。上一代的工人关注的是亲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未来。
尽管有些人意识到了中国劳动力的挑战，但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或许对此还没有清楚认识。维持原有模式和保护西方客户业务的冲动，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处理富士康这类危机时，他们采取的措施治标不治本。我担心更严重的类似危机还会再次发生。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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