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敬琏 记录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舒眉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了30年之后，中国走到了转型的重要时刻
这场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既在于要破除既得利益者设置的障碍，也在于要创造一个能吸引人才的环境
吴敬琏(CFP/图)
苏联误区
1959年苏联制定一个计划，要15年赶上美国。制定之后他们发现GDP总量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增加
经济模式的转变，最早这个说法是苏联人提出的。在上世纪60年代，苏联提出来要真正赶上美国，就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改变。
这是因为，1959年苏联制定一个计划，要15年赶上美国。制定之后他们发现GDP总量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增加。
GDP的增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增加更多的资源投入，另外一个来源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这是可以推算出来的。苏联的增长率确实比美国高，但主要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在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第一种依靠资源的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的增长叫外延增长或者叫粗放增长。这个粗放和外延，是中国人的翻译，从资本论得来的概念。另外一种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我们开始的翻译叫内涵，后来通常的翻译叫集约。
中国一直沿用着这种靠投入来增长的方式，这种增长方式造成很大很严重的问题，以至到了文化大革命经济和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文革一结束，就提出来要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是为了解决这种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结果。
上世纪70年代末期调了一次，1981年又调了一次――就是恢复农业、加速轻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这样来调结构。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调一次过些时间又回去了。1982年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总理的报告里面，就提出了一个十点方针，其中有一点要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到效益提高的基础上，那时候不大用“效率”，用“效益”，意思是一样的。接着，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制定了一个计划，到2000年，GDP翻两番。那句话有一个前提：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2000年，翻两番超额实现了。但前提没有实现，而且这个问题就愈演愈烈了，因此“九五”计划里又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到集约的经济增长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就是体制的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要实现这两个根本转变。
九五计划有没有进展？到2000年有一点进展，可是到了“十五”计划，情况不好，逆转了。“十五”计划的特点，21世纪一上来就加速了城市化，加速城市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做法，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从农民那里拿来的土地，大量投资。一个是搞形象工程，另外是搞政绩工程，搞大项目。当时整个增长方式就往回走了，又提出来要按照苏联斯大林那套方法走，几乎所有的省都提出来中国进入一个重化、重工业化的时代。
东亚危机
在这些条件下，穷国补贴富国，依然是对穷国有利。但条件变化后，就有点做冤大头了，而且会引发资产负债表危机
“十五”计划中间还发生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用了苏联这一套增长的模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改革开放以后好像没有上世纪50年代那么严重。
为什么呢？我们用了一个办法。靠投资来拉动增长，所以GDP中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投资率决定了增长率，投资率越高增长率越高。同时，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样，产能越来越高，但是最终需求不足。在马克思那里就说这造成一个经济问题，就是经济危机，需求不足造成的萧条。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能支持，没有发生大问题呢？因为我们学了东亚国家的经验，出口导向。靠净出口补充国内需求的不足。
日本、韩国……东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但这种政策在持续10年、20年后，无一例外都出了问题，金融出了问题，就是货币超发。因为你成功的执行这种出口导向政策的结果，就会是外汇储备过多，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泡沫生成。特别是资产泡沫生成，如果超发的货币都跑到资产市场上去了，股票、房地产、收藏品、黄金(1200.70,-9.30,-0.77%)暴涨，泡沫碰到一个冲击就破灭，整个经济体系就出现了所谓资产负债表危机。
所以，当一个国家实行这个政策很成功，而资源的限制越来越重，大量货币积累的情况下就要考虑转变，转变出口导向的政策。这里说的调整政策，是减少净出口(也就是进出口之差)，不是减少出口。
出口导向政策，实际上是对进口国的补贴。因为你本国货币是低估了，本来这个东西应该卖10元的，他只卖8元，就对对方补贴了2元。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政策对于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是非常好的政策。什么条件下呢？第一是大量人口需要就业。第二，资源瓶颈不是很紧，比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可以附加在劳动力上面卖出去。第三是环境也还可以维持。
在这些条件下，穷国补贴富国，依然是对穷国有利。但条件变化后，就有点做冤大头了。
当然，还有个问题，如果说你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够的时候，你又把外汇政策上的优惠去掉，出口企业就出不去了。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调整出口导向政策的同时，必须赶快转变增长模式，提高附加值，不再依靠给外国人补贴，求他买你的东西。
在2004年左右，讨论“十一五”时，发生一场大的争论，就是增长模式是否要转变。最后“十一五”规划中，认为需要转变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十一五”和“九五”不一样，转变的途径，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服务化的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有很具体的规定。照这样来想，并不是效率提高了，劳动就业率就低了。
苏南和珠三角魄力大
转变，最重要的是体制。一方面消除体制障碍，另外一方面要培育起一个能吸引人才、能使得人们发挥创业精神的环境
我们讲所谓的技术进步，并不是说要一步登天，把这些普通劳动力都驱逐了，解雇了，不是这样。你看看微笑曲线，其实不一定需要多大的投资，需要多高的劳动力。
我并不认为腾笼换鸟是好的做法，但延伸是必须要延伸的。
要自然的迁移，不要用行政办法去强制迁移。最重要的办法是提高本地的附加值，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这种延伸，不是下个命令，明天就延伸了，这是自然的、经济的、经营的过程。
在经济学上，增长靠各种生产要素起作用的，主要的生产要素第一是自然资源，第二是资本，第三是劳动，这里劳动讲的是普通劳动。第四是人力资本，就是人的技能和知识。在古代社会，在几千年的社会中，主要是靠自然资源，所以就陷入了马尔萨斯陷井。产业革命以后，主要靠投资，就会发生马克思讲的各种问题和现代经济学讲的各种问题。到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转入现代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呢？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回报递增的，原因是物质资本是损耗的，而人力资本是不损耗的。
换言之，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发挥人力资本，也就是人的知识和技能的作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并不一定会减少就业，但前提是要提高现有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前天我去东莞调查的时候找了当过十年东莞市委书记的一位老同志李近维，他说1996年他就认识到，东莞这样下去不行，必须要提升人员的素质。怎么做？从办学校开始，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办中专、引进大学，提高人员的素质。当然还有办法，现在的提法叫筑巢引凤，不要光是把人弄出去，环境搞好，外地的人才也吸引进来。
这个转型，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很艰苦的努力，因为牵涉到一个制度的改革，1982年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十条经济方针上就讲了要转变，到现在已经27年了。如果老这么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转变？转变，最重要的是体制。一方面消除体制障碍，另外一方面要培育起一个能吸引人才、能使得人们发挥创业精神的环境。
有些地方政府，我觉得真是魄力比较大，也采取了措施。比较熟悉的，一个是苏南地区，还有珠江三角洲，尤其是像深圳这样的地方，势头不错。上周，我和任正非看了他的上海研发中心，很振奋。这样的企业中国如果有几千个，那是毫无问题了。苏锡常也都有很不错的。2004年，我在浙江调查，1998年我做过一次浙江调查。那时候我觉得浙江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发达地区，2004年调查，我有一点怀疑了。
这里面有很多体制问题，比如说司法的地方化，就使得企业不敢创新。还有一个东西，叫块状经济。块状经济在镇政府的领导下出现的，导致这样一个问题：你创新，我仿冒。镇党委就出来做工作，说你们不必闹，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大家共同提高。这么做了，以后没有人愿意创新了。这是一个动态的事，我们现在还要努力推进改革，使我们经济转型能加快。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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