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接着“红卫兵”又来到了溥任的家，还是那个外甥带头，对四舅毫不留情地搜身、抄家，甚至用皮带抽打。嗣后，溥任找大哥溥仪诉委屈，自身难保的溥仪对此也束手无策，只是劝慰四弟“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随后，溥杰家的小四合院，也被外甥领的“红卫兵”小将给闹翻了，他们高呼：“伪满皇帝的弟弟，日本帝国主义的狗特务，赶快低头认罪！”他们冲进厨房，看到厨房里摆着贴着日本商标的酱油瓶子、醋瓶子，就立刻动手砸个稀巴烂。嵯峨浩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动弹。
溥仪自从参加政协工作以来，是怀着虔诚的心情来对待每一场政治运动的。因此，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溥仪还是严肃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对待。
但是，“红色风暴”越来越猛烈，大批革命老干部和学术上造诣极高的知识分子被揪斗、抄家、游街；许多平时常有接触、关心且帮助过他的党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批斗、被打倒。这些溥仪心目中的好人，一转眼成了这场大革命斗争的对象。显然，他思想上搞不通，溥仪内心的困惑也越来越大了。
随着“破四旧”出现的一连串所谓新事物，包括家庭变化、人伦关系的异常，无一不使他困惑不安，心中极度矛盾。开始时，幸好政协机关公布一条规定：文史专员们不介入这场席卷全国的“文革”运动。溥仪和他的同事们得以置身于狂飙之外。
但是，没过多久，形势急转直下，这条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规定也被冲破了。政协机关就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史专员们不久就变成了斗争的“靶子”，处境发生了危机。
杜聿明、康泽和沈醉在政协大院内被一大帮孩子们(机关干部的家属)捉弄、围攻和侮辱，往身上扔黄泥团、吐唾沫；继而廖耀湘的夫人张瀛毓、王耀武的夫人吴伯伦被“红卫兵小将”们当做“国民党将军太太”而遭围攻、辱骂；接着，杜聿明、宋希濂、董益三等人被抄家，造反派无理取闹，竟连董益三的妻子宋伯兰的退职金和全部积蓄也被抄走……
恩爱夫妻：溥仪与李淑贤群众造反组织贴出告示规定：政协委员一级(原薪200元)降薪百分之五十，文史专员一级(原薪100元)降薪百分之三十。并要求文史专员们停止集体活动，回家“学习”。溥仪的工作权利被强行剥夺，心中感到十分难受。对溥仪来说，工作的权利是经历10年改造才赢得的，是国家总理亲自安排的，竟被强行剥夺，他愕然了。
终于，溥仪家的大门也关不住了，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小将”们一批又一批地闯了进来，宣告是来“破四旧”的，他们在院子里上下左右搜寻“四旧”对象，于是下达了一道命令：“溥仪！上房去把那对儿石狮子打掉！”溥仪说，住房是国家财产，希望能允许给政协房产部门打个电话，“红卫兵”哪里肯依，说话时早有人把砸下来的石狮子扔到了院子里。
“红卫兵”来到室内，勒令溥仪送走客厅的沙发软床等“资产阶级家具”。
于是，溥仪打电话让政协派大汽车来，拉走客厅中的沙发、卧室中的双人软床等，并调换了必要的简单用具。
“红卫兵”又发现了摆放在卧室内床前茶几上的毛泽东与溥仪两人并排站立的合影，以及毛泽东与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和溥仪等“五老”的合影，显得很“气愤”，斥责溥仪说：“你是战犯，不配与伟大领袖一起照相，我们要带走相片，不许你用这个迷惑群众，往自己脸上贴金。”溥仪连连说：“我立即上交政协机关，请组织上妥善保管。”
那两张被他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照片被上交政协机关了。然而，他不曾想到，这两张照片还是没有保护好，从此他再也没看到，至今这张珍贵的毛泽东与溥仪两人的合影仍然下落不明。
“红卫兵”接连不断地涌来，使溥仪惊恐万状，他找政协机关请示。但是，政协组织已经不能正常工作，机关领导也是处境艰难，自身难保，只能让他们去找派出所和街道组织解决。他来到管区内的福绥境派出所。派出所也不敢和红卫兵作对，不敢反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但是考虑到溥仪的特殊身份，考虑到事关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他们决定向上级部门请示。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很困难的，无论北京市公安局，还是国家公安部，都不敢贸然在一些敏感的具体问题上擅自表态。这时有人想起了周恩来，他们知道，溥仪特赦以后得到总理的关照最多，于是，他们尝试着接通了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电话。答复是明确而令人鼓舞的：对于已经改造而成为公民的溥仪先生，应该加以保护。有了尚方宝剑，福绥境派出所的同志高兴地告诉溥仪说：“问题解决了，今后遇有异常情况打个电话来就行。”溥仪也乐了，立即掏出随身携带的长二寸、宽二寸半的横式小通讯录来，记下了当时在场的人员姓名和电话号码。
果然，几天后又有几支造反小分队前来叩门，溥仪就照约定接通派出所的电话，民警马上带着管区内红卫兵纠察队赶到了，当时的红卫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红卫兵纠察队能管住他们。那些心怀非分之想来抄家的“造反小将”，汹汹而来，悻悻而去。
与此同时，李淑贤到粮店买细粮也被拒绝，粮店售货员正式通知他们“今后只售给玉米面，不再供应他们面粉和大米”。原来溥仪已被作为“黑五类”对待了。幸亏用粮票还可以在街上买馒头，否则，溥仪夫妇的主食就成为难题了。
派出所领导又亲自到粮店交涉，要他们对溥仪一家恢复细粮供应。溥仪又接到通知，到机关财务科领取工资。当厚厚的一叠人民币交到他手中时，溥仪为之愕然了。出纳人员发现他的发愣，就告诉他，接到了上级通知，以后不扣了，上月扣的补发。溥仪又恢复了200元的月薪。后来溥仪才知道，周总理办公室给政协打的电话，不许扣发民主人士和特赦人员的工资。
更加使溥仪感到欣慰的是，在“文革”期间，他仍然收到国庆招待会、天安门观礼和焰火晚会的请柬和观礼证。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殊遇”无异于给这位末代皇帝穿上了一件政治上的保险衣。
与同时被抄家的家族兄妹和同事相比，溥仪还算是幸运的。
随着打、砸、抢狂潮的升级，溥仪的一个外甥(二妹的儿子)站出来对封建家庭“造反”了，他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在蛊惑人心的“红色潮流”中声明要与皇族家庭“决裂”，这种情况在当时一点都不奇怪。他领着一队“红卫兵”首先闯进了载涛的住宅，抄了家，查封了古董，还把年过七旬的载涛推倒在地，吓得载涛庶夫人金孝兰割腕自杀了。
接着“红卫兵”又来到了溥任的家，还是那个外甥带头，对四舅毫不留情地搜身、抄家，甚至用皮带抽打。嗣后，溥任找大哥溥仪诉委屈，自身难保的溥仪对此也束手无策，只是劝慰四弟“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随后，溥杰家的小四合院，也被外甥领的“红卫兵”小将给闹翻了，他们高呼：“伪满皇帝的弟弟，日本帝国主义的狗特务，赶快低头认罪！”他们冲进厨房，看到厨房里摆着贴着日本商标的酱油瓶子、醋瓶子，就立刻动手砸个稀巴烂。嵯峨浩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动弹。
溥杰站出来大喝一声：“谁在耍野蛮！你们有什么理由？得到谁的允许？跑到这里来胡闹？”为首的外甥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们罪大恶极，还不低头认罪？”
砸够了的“红卫兵”们互相商量了一下，说：“别认为今天就算完了，明天我们再来，我们跟你没有完！”还有趁火打劫者，偷走了嵯峨浩从日本带回来的照相机。望着满地的玻璃碎片和酱油汤，溥杰、嵯峨浩迷惑不解，只有插上大门。
第二天，这帮学生果然又来了，在门外叫嚣了一阵：“汉奸特务滚出来！”他们砸了一通门，没砸开，走了。
继而除“五格格”韫馨外，溥仪的几个妹妹也都被“红卫兵”抄家了，叛变家族的那个外甥也不例外，自己家中的金银首饰、字画古董，还有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留下的印章等，也被红卫兵带来的卡车运走了。这一切一切，溥仪都无可奈何。
最悲惨的莫过于家族中著名画家溥雪斋被抄家后与溥仪生离死别的一幕，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敲开溥仪院宅的大门，这个门寄托着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希望，但溥仪竟没有勇气让他把颤抖的双腿迈进门内，他绝望了，与女儿相依远去，一直走出了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回来。
就在溥仪惊魂未定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打击迎头朝溥仪袭来。原来长春有人写信严厉批判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信的末一段以咄咄逼人的语气写道：“告诉你！我先打开你的《前半生》几十页让你回答。如不然，我就呼吁全国工农兵批判你，一直批到最后一页，批判到你承认错误为止。你要声明这本书有毒，稿费5000元退回国家。我是不做暗事的，叫你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位“造反者”原是当年伪满皇宫中的一名“童仆”。他会记得当年的“康德皇帝”的凶残和暴虐，也不可能忘记身上的累累伤痕，信中注入了这位“童仆”的阶级仇恨当然就不足为怪了。
为此，溥仪害怕极了，就像没有魂儿，木呆呆地站在那里，两只拿信的手哆嗦着，长时间也不动一动。后来，溥仪在稍感清醒之后，就向政协和群众出版社挂电话，但，不是不通就是找不到人。那天，溥仪水米未进，夜不安枕，睡梦中时而哭醒过来。
后来，“造反者”又向末代皇帝提出要求，让他交代“是谁支持写的”《我的前半生》。面对着这个难题，溥仪一着急，血压猛升，溥仪尿毒症突发，被送进协和医院住院。
就在这千钧压顶的时刻，一个喜讯传到溥仪的病房。溥仪的五妹夫万嘉熙前来告知，周总理在新近的一次讲话中再次肯定《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好书。党报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文章，作者引用周总理的话：“溥仪从苏联回来16年了，他写了一本书，心情是很沉痛的。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了，这是世界的奇迹。”
听到这些，病床上的溥仪不禁回想起当他写出《我的前半生》初稿交总理审阅时的谈话。当时周总理因公务繁忙，未能看完全文，但是总理已经看出这位末代皇帝向旧社会宣战的决心，因此，在谈话时指出：“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士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倒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政治风暴已经让溥仪难以应付，无情的病魔又向溥仪袭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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