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超的父母家人赶到深圳处理后事，这是梁超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南都记者 徐文阁/摄
只要善后处理得当，我们山区人很厚道的，很多细节不会追究下去。
――― 富士康第九跳死者梁超家的代理律师
富士康这么多员工跳楼死了，你怎么不跳，我还可以拿一点赔偿。
―――曹小姐称同为富士康员工的丈夫因家庭矛盾要她跳楼
员工梁超纵身一跃，使公众目光再次集中到了他的雇主富士康。第9次处理相关事宜，富士康已显熟练，这个企业巨头正建立各种情绪宣泄的管道，试图排解数十万员工的致命忧愁。暗示作用却在这九连跳中酝酿，截至昨晚，梁超的家属仍希望从谈判中得到更多补偿，富士康的员工关爱热线则已接到数通电话，咨询跳楼身亡的赔偿价格。
针对由九连跳折射出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9位社会学者昨日致信南方都市报，联名呼吁社会关注。
死者家属希望补偿“越多越好”
梁超来自安徽省岳西县，和哥哥梁丰一样在富士康上班；据警方初步调查，5月14日晚近11时，他用小刀划伤自己后在宿舍跳楼身亡。
1小时后，梁超的伯父梁献德接到梁丰电话，并将噩耗告知梁超父母，亲戚8人次日一早赶来深圳处理后事。由于悲伤过度，梁超父母至今粒米未进，每天靠输液维持体力，日夜悲泣，3天里只睡了三四个小时。
6年前，梁丰技校毕业，通过劳务输出进入富士康工作，这家企业的名字第一次传入梁家人耳中。在他们印象里，富士康规模庞大，从不拖欠工资，这样一份工作在家乡值得夸耀―――按照梁超另一位叔父吴森焰的说法，岳西海拔近千米，“只要有点志气，都闯出来了”―――梁超也不例外，他去年首次入职富士康时，就带了钱回家帮忙盖房子，家人都以为，这次是第二次入职，应该适应得更好。
吴森焰坦言，自己也从侄儿口中获悉，“平时除了上班就是睡觉”，但家人并不以为意。
最后的离别显得不经意。母亲那天新买了手机，兴奋地把头一通电话打给了儿子“以后家里没人，可以打这个号码”，据说儿子并不如母亲高兴，只是说，正在睡觉，马上就要上夜班，随后就是令父母肝肠寸断的一跳。
“富士康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可能处理那么多次也有经验了，来了就有地方住，还专门安排了厂里的护工陪着梁超的爸妈，有专门的人跟我们谈善后的事”，谈到补偿，吴森焰不愿透露具体进展，但承认，“毕竟考虑是自杀，警方说可以排除他杀……”
梁家的代理律师则明确告诉南都记者，梁家希望补偿“越多越好”，他回避了这笔补偿的定性问题，只表示，“只要善后处理得当，我们山区人很厚道的，很多细节不会追究下去。”在场家属也点头认可。
富士康员工逼妻子跳楼讨补偿
事实上，九连跳后的连番补偿也确实在富士康园区里造成了一种暗示作用，部分员工忽略死者家属的伤心泪，而将着眼点放在了补偿金上。
在接连发生跳楼悲剧后，富士康方面一度自我检讨和反省。耗资百万的员工关爱中心和专职心理咨询师计划由此而生，以便于及时对员工进行心理干预。富士康集团卫生部部长芮新明向南都记者表示，“心理疾病有可能传染，如果不加以预防的话，影响会很大。”而富士康媒体发言人刘坤表示，不愿见到的心理暗示效应事实上已有所体现。
“现在在情绪渲染下，很多人拿要跳楼来做交换条件，要求厂方满足其某方面的要求，让富士康也难以接受。”一名富士康的部门主任曾向南都记者表示，接连的坠楼事件，让一些工人变得敏感。今年4月，富士康一名文姓员工就以“第七跳”为由，索取25万元赔偿。
昨日，南都记者了解到，富士康员工关爱热线已经接到多名员工电话，直接咨询跳楼身亡能获取多少赔偿。富士康方面表示，对于每一个存在情绪不稳定或寻求帮助的员工，他们都会全力协助解决问题，减少悲剧的发生，需要政府、企业和媒体的共同努力。
16日晚，园区内甚至有一丈夫逼妻子跳楼讨补偿。前日，前来员工关爱中心寻求援助的曹小姐告诉南都记者，她与丈夫孙先生是老乡，都是23岁，现有一子，在家抚养。去年她和丈夫同时进入富士康工作。不久后，她发现丈夫与一名同事关系暧昧，双方为此发生激烈争吵。曹小姐称，事后孙先生不但不悔改，反而诬称她与人有染，双方言语不和，多次发生肢体冲突。 “毕竟是家里的事情，不好张扬”，曹小姐称自己多次遭遇丈夫殴打，但面对家庭暴力，她不愿求助。
16日晚8时许，在下班回家路上，曹小姐被孙先生拦住，双方再次发生争吵。曹小姐称，丈夫多次索要银行卡，并恶言相向“富士康这么多员工跳楼死了，你怎么不跳，我还可以拿一点赔偿”，丈夫的恶言相向，让曹小姐万念俱灰。随后，曹小姐以回宿舍找卡为由，安全离开。而在宿舍楼下蹲守的丈夫，也被闻讯赶来的保安劝离。前日，当事双方分别接受员工关爱中心的调解，两人情绪已经稳定。
学者吁企业政府员工三方努力
连番的悲剧，以及悲剧引发的不良暗示，也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昨日，来自清华、北大、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九名社会学者联名致函南方都市报，呼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式的悲剧重演”。九学者建议企业提高农民工待遇，让员工成为“企业公民”；政府提供多项保障政策，让农民工成为“社区公民”；而农民工自身，则应珍惜生命，“用积极的方式保护生存权利”。
“这些20岁左右的年青人，为什么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九名社会学者均长期从事中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研究，在联名致函内容中他们称，对富士康接连跳楼事件表示痛心的同时，更让他们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厂” 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学者们表示，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富士康媒体发言人刘坤曾向南都记者表示，富士康方面固然对接连的跳楼事件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但也存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原因。“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致函学者之一―――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政府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多方努力。致函内容中，九社会学者也针对各方提出建议。学者们建议，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而从农民工自我保护的角度出发，学者们呼吁新生代农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劳动者今天的困境，争取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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