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Hannah Pakula)新作的英文书名《最后的皇后》(The Last Empress)很有耐人寻味之处：提起“皇后”，加上封面上宋美龄正襟危坐的标准像，让我想起的是慈禧。宋美龄却是一个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喜欢美国式生活的人，然而她又是一个致力经营家族王朝的人，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皇后，甚至女王，大概正是她的理想。
这是一个奇特的价值观组合，宋美龄出生在基督教卫理公会家庭，从小经受美国教育，美国记者索克思(George Sokolsky)曾评论说“心理上宋氏三姐妹都是美国式的”；然而，当1942年在重庆期间，美军上校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史迪威的助手)恭维她，把她比作“英格兰女王”时，她的喜悦之情却溢于言表。
宋美龄在教育上一直紧跟两个姐姐的步伐，5岁即入读中西女中(McTyeire)教会学校，10岁和宋庆龄一起渡洋赴美。三姐妹先后从美国东海岸最好的女子学院韦尔斯利(Wellesley College，又译卫斯理)毕业。
19岁的宋美龄回到上海之后，却发现需要重新适应中国。她与韦尔斯利最要好的同学艾玛・米尔斯(Emma Mills)频繁通信，流露出的心态，基本上都是一个出身上流社会，在美国受教育的少女对中国现状的种种惊讶和感慨。
在美国受教育一点没有减少宋美龄对中国的感情，她还在韦尔斯利的时候，对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种种误解和轻视，曾多次流露出不满。她的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就是长着一张东方人的脸而已” (The only thing oriental about me is my face)，据《宋氏三姐妹》(The Soong Sisters)作者项美丽(Emily Hahn)说，即出自这一时期。
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解读。从她的行为表现看，更像是感慨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反差，而不是炫耀自己的洋化程度。就是在同一时期，她请了私人教师在上海家中开始补习中文。
宋美龄对家族王朝的拥抱，最终体现在她与蒋介石的婚姻。对于蒋宋联姻，《宋美龄传》中引述了不下五种说法，但和她生命中的许多重要决定一样，我们至今还是不清楚她的真实想法。
一般认为这一婚姻是大姐宋蔼龄的安排。蒋介石当时的妻子陈洁如的回忆，与《山西首富：孔祥熙》(陈廷一著)中的说法相似，都指称宋蔼龄主动提出让蒋介石娶宋美龄，以婚姻来巩固政治联盟。项美丽则透露，蒋介石在孙中山在世期间探过他的口风，遭到孙夫人宋庆龄的严辞拒绝。在蒋介石日记中，从1927年开始他即频繁对宋美龄以“三弟”相称，记述思念之情，然而他与宋蔼龄的秘密交易，包括立即与陈洁如离婚等条件，就没有出现在日记中。
宋美龄自己的说法，来自张紫葛的《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宋美龄称她在孙中山家中与蒋介石见面，即对蒋一见钟情，马上邀请他参加母亲的生日宴会，宋蔼龄不过在母亲反对的情况下做了说服工作而已。
汉娜・帕库拉对这一说法不以为然。请刚认识的男人参加母亲的生日宴会，这样的事发生在宋家，实在太离谱了，“一见钟情”往好里说也是夸大其词。
所以我们仍然无法了解宋美龄对这一政治婚姻的真实想法。可以猜测的是，“一见钟情”难以成立，但她也没有抗拒大姐的安排。缺乏翔实可信的文字资料，让人很难了解一个真实的宋美龄。虽然留下了许多公开的文字，但对个人生活，她却始终守口如瓶，身前极少接受采访，去世后个人文件也从未公开。
因此，她与艾玛・米尔斯的书信往来就成了珍贵的史料。两人一直保持通信，米尔斯还来过中国，在抗战期间，米尔斯一直在为游说援助中国而奔忙。更重要的是，宋美龄在信中常会透露出一些私下的看法，以至于后来她曾要求米尔斯销毁一些私人信件。
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美国政要捐出的私人文件，散见于美国各地的图书馆。资料最丰富的是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有宋子文后人捐出的58箱文件，其中的19箱，因涉及宋美龄，直到2004年时才被公开。《宋美龄传》中引述了其中许多宋子文与宋美龄之间的电报原稿，让我们对她在美国的活动有了更详尽的了解。
宋美龄1942－1943年间的访美活动，是她个人声誉的高潮，其顶点是1943年2月在参众两院的演讲。说是她的魅力征服了美国，一点都不过分。她的形象：一个身材娇小、仪态典雅的东方女子，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基督徒，一开口说出来的稍带乔治亚州口音的美国英语，无疑激发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美好幻想。她立刻成了这个有着神秘历史，愿意接受基督教教义，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中国盟友的代表。
宋美龄深谙与美国人交流的技巧，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时，她先是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位参加杜立特奔袭东京行动的美国飞行员，被中国农民救起时，如何有“到家了”的感觉；然后说自己访美，也有“到家了”的感觉。把听众们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她接着讲了一个佛教故事，点出“光有想法不够，要动手实干”暗示中美合作需要“实干”的主题。当然由她口中说出来，这些话的感染力强得多。汉娜・帕库拉对她的公众演讲技巧十分欣赏，认为她是一个“口才强于文字”的极好例子。
然而正是在这次访美活动中，她那种人上人的做派也不断被曝光，以至于一开始对她极为喜欢的罗斯福夫人，对她的看法产生了较大改变。她的评价“蒋夫人能对民主侃侃而谈，却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体现民主”。这是指宋美龄对自己手下，甚至包括白宫职员们高高在上的倨傲态度一名白宫职员曾抱怨说“除非你是内阁要员，否则在蒋夫人眼中都是‘苦力’”。
无论如何，宋美龄在抗战期间为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的访美行动是否直接导致了美援的增加，本书未作定论。但是中国形象在美国的提升，美国人对中国艰苦抗战的了解，宋美龄有很大功劳。
蒋宋联姻在政治上可称是天作之和，宋美龄成功地在国际上把蒋介石包装成了一个民族领袖。长期以来，她一直是蒋介石身边的助手、译员、公关、调停人。她还有着与蒋介石一样强烈的政治观点，在抗战之后，就体现在积极反共上，在某种程度上，她把蒋家王朝在大陆的覆灭，怪罪于美国人的反共不力。
在宋美龄眼中，中国就是家族王朝的私产。在这一点上，受过美国教育并没有让她对经营家族王朝中的种种手段产生迟疑书中举了许多国民党政府参与鸦片军火走私、宋蔼龄操纵金融投机、蒋宋孔三家对银行的控制、以及孔家后代在中美两国嚣张跋扈却受宋美龄庇护的例子。
家族利益至上，造就了一个腐朽的政权、一个赢弱的国家，面对日本入侵无力抵抗，抗战胜利后更是失去民心。美国人只是不想被拖下水而已。
这本书的作者汉娜・帕库拉除了与宋美龄是韦尔斯利的校友外，与中国并无渊源。这本书读起来，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太多的蜻蜓点水般的历史背景介绍，也缺乏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洞察。
比如宋美龄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演变，作者就未作深入分析。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传记作者，作者在选材上比较细致，比如她在韦尔斯利找到了宋美龄1943年回访时的档案，指出这是她“少有的真情流露”的场合。
但她的选材也不乏可议之处，主要的问题是，似乎对英语材料的收集较细，给予的信任程度亦高――这在描述宋美龄与美国的关系上十分有用，她晚年在美国的生活细节也非常丰富。但是对于中文材料，她却常采取存疑的态度。蒋介石日记中曾有1928年“夫人小产”的记录，但作者根据米尔斯后人的记述，认为这不过是蒋的“一厢情愿”而已。
其实这一倾向，在另一部宋美龄传记，李台珊(Laura Tyson Li)2007年出版的《蒋夫人：中国永远的第一夫人》(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中同样存在。她的理由是中文材料常带有政治倾向性，刻意贬低、为尊者讳、自我粉饰等现象比较普遍，可信度需要打折扣。
当然这与两位作者都不识中文有关，但对个人记述的可靠性做小心鉴别还是应该的。然而有些英文材料也很让人生疑，最明显的例子是加德纳・考尔斯(Gardner Cowles)对宋美龄与美国政客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之间的“一夜情”描述，同样可以用“过于离奇”来形容，亦缺乏有力的旁证。但是《宋美龄传》中却未作质疑。
宋美龄一生经历了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变，性格复杂，形象多变，还善于编造不同版本的故事以适合自己的需要。为她写传，太远则云山雾罩，太近则被她的魅力迷惑，本书作者的疏离态度，恰好提供了较为合适的距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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