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全国政协香港委员、张学良侄女张闾衡七日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呼吁海外华侨华人为祖国统一多做工作。 中新社发 王丽南 摄
侄女口述：张学良很多事都没踩到点上
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在香港经商。由于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1967年以后，张闾蘅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张学良最亲密的家人。直到2001年张学良在夏威夷去世，张闾衡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见证了这位传奇将军的后半生。
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张闾蘅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他是一个喜剧人物，却活在悲剧里面”，在张闾蘅眼里，大伯张学良性格活泼，但一生坎坷，在没有自由的日子里以苦为乐。
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
大伯是张家的长子，与我父亲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年龄悬殊甚大。大伯带兵打仗时，我父亲还是一个嬉戏打闹的顽童。我的奶奶是东北张作霖的五夫人――寿夫人，寿夫人本名寿懿，是清朝黑龙江将军寿山的女儿。
我们一家原先住在天津，1948年才搬到台湾，我当时才8岁，不明白为何搬到台湾。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搬到台湾后，我们一家成为大伯、大妈最为亲近的人。
我第一次将大伯、大妈的模样凝刻在记忆中，是我上高中时，隔着大玻璃窗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1965年回台北省亲，在家里再次见到了大伯、大妈。听家人说，大伯、大妈从幽禁的新竹搬到台北了，在北投复兴岗建房，到台北市区时总会来家里坐坐，每星期起码有三到五次。与过去在新竹山区的幽禁生活相比，大伯、大妈这时稍许自由些了。他们家里没有别的亲人，除了一位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吴妈，其余“服侍”的人，都是派来的看守特务。
每次到我家来，他们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特务先进家里转一圈，看没有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大伯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屋门。负责监视大伯的刘乙光有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务的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
大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我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时间的交往中，在听他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大伯的言语不失机敏活泼，有一次他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期间有人说：“大爷，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饭，您多幸福呀。”大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笑得不亦乐乎。
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内心的感受。大妈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聊天时她如果插进来，就是宣传她的基督教。有时大伯也不耐烦地打断她:“行了，我们在聊天呢！”但大妈是绝对的贤妻，对大伯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他们大都与奶奶、妈妈交谈，我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大伯、大妈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他们的子女均远在美国，只能靠书信来往。张闾琳是大伯大妈唯一的儿子，1930年11月28日出生于天津。1940年由大妈安排，送往美国旧金山大伯好友伊雅格和埃娜夫妇代为抚养。1956年，张闾琳第一次到台湾，去高雄探望仍被囚禁中的父母亲，但是他只会说英语不会说汉语，与大伯之间的交流很不方便。
正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寂寞与思念，我们想为他做点事，我与妹妹闾芝的生活都改变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大“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他们。
与内地互通信息
1967年，我毕业后回到台湾，有更多的机会和大伯接触了。我们在台湾的亲人，大大小小好几十口人，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热闹。
从大伯平时的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家乡、国家、民族的挚爱，谈起这些话题时，他兴奋不已、神采飞扬，有时说着说着，黯然神殇，音落神凝。他喜欢讲述东北的往事，大伯的讲述唤醒了我童年时在天津馋吃冰花的记忆。海峡那边是我们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祖国去看看。
一方面因为好奇，一方面也想替大伯来看看，1979年，我从香港乘火车去了广州。这是我1948年离开天津后，第一次返回内地。我在广州东方宾馆住了2天，回到香港后，急不可待地飞往台湾，想把内地的见闻告诉大伯。还没等我开口，大伯悄悄先问了一句：“你回大陆了？”吓了我一跳！我进内地没告诉任何人，大伯怎么会知道呢？后来大伯告诉我，当局对进出内地的人是密切“关注”的，那些“跟班”已知情况，要大伯找我核实。大伯告诉他们，要问你们自己去问！但除了大伯，始终也没人找过我，他们知道问也白问。
此后，我多次往返大陆，大伯说过的一些地方，我都会去看看、听听。张家几十年来没有人去老家给爷爷张作霖上坟烧香。大伯嘱咐我给爷爷上坟，老是说，你有机会就到这个地方去一下，到那个人那去一下……
我按大伯的意思去做，无形中变成大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也成为自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尤其是1949年海峡两岸隔绝之后，大伯与祖国内地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
1982年，我在北京见到了杨虎城之子杨拯民，他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热情款待了我，介绍我认识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况。回台湾后，我向大伯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大伯很高兴！他悄悄告诉我：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这两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1984年6月，我从香港来北京洽谈商务，在杨拯民的介绍下，特意登门探望了吕正操。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我大伯！我也按东北人习俗，像在家里喊大伯一样喊他“大爷”。得知大伯近况后，吕正操十分高兴，在我回港前夕，特意托我给大伯带去一副健身球和上好的新茶，表达祝福和挂念之情。
见到万毅时更感人，他两眼其实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就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更是想传递对大伯的感情。回到台湾后，我把会面情况仔细汇报给大伯，看得出他听了很难过，但他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1987年初，我再次来京，带来了大伯赠给吕正操的诗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摘引陶渊明《饮酒》诗中的句子。吕正操也从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篇中摘出几句，略加改动，集成一诗回赠给大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末句将原诗“良辰讵可待”的“讵”改成“知”，他希望大伯振奋精神。
阔别54年后的见面
我有一种使命感来安排吕正操与张学良在美国的会面。不管他与部下隔了多少年，也要让他们能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
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达半个多世纪的大伯和大妈，终于离开台湾去美国探亲。5月23日，吕正操及随员多人，飞往美国看望张学良。
1991年5月29日上午，他们在纽约相会。在曼哈顿公园大道的一栋公寓里，在分离了整整54年后，两个耄耋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见面那天，我陪着吕正操乘电梯，电梯门一开，我吓了一跳，平时很少穿得那么正式的大伯，那天西装笔挺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吕正操仍按以前的习惯喊大伯为“老校长”。大伯和吕正操是同乡，在东北讲武堂时也是吕正操的老师。在东北军时，吕正操曾在大伯身边和属下工作了10余年。
见面的日子是吕正操选的，之前我还奇怪，为什么吕正操一定要选在那天？待两人见面后我才明白，他说，校长，到今天我跟你隔了54年5个月零4天没有见。吕正操从北京带来一整套大伯爱听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和大陆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耿其昌夫妇新录制的京剧带；当年新采制的碧螺春茶叶；还有一帧国内画家袁熙坤先生为张学良将军赶画的肖像，以及一幅由启功先生手书的贺幛，书录的是大伯的一首小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两个老人谈了很长时间，大伯最想知道吕老是如何打游击战，如何打日本人的。
6月4日下午，大伯和吕正操又相约详谈一下。我陪同他们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做客。大伯给吕正操带去了一包台湾产的凤梨酥。交谈中，大伯表示，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点力量。他说：“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2009年10月20日，106岁的吕正操去世了，我从国外赶来参加了吕老的追悼会。我心里很难受，虽然我与吕老远隔重洋，但经常与吕老联系。吕老也十分挂念张家，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他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没踩到点上”
1994年，大伯、大妈到夏威夷定居。大妈年轻时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而大伯在40多岁时患了严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将全靠手感，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大妈就是大伯的眼和耳，但大妈一大声说话，就喘不过气来，非常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
大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听服侍他的人念报纸，因为听力差，读报的人需要大声念。接下来就是出去兜风，回来吃饭，之后就是午睡时间，醒来再出去兜风；晚饭之后，大约七、八点钟，他准时上床。
大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到了夏威夷的时候。以前在台湾，总有一双眼睛盯着他。我们请他出去吃饭啊、陪他聊天啊，每次出来都有人看着，一般是两辆车，一人开车，另外一人坐在后排一言不发，后面还有一辆车紧跟着。直到大伯到了夏威夷，这双眼睛就没有了，可以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气氛不一样了，一切都过去了。
大伯喜欢种兰花，满屋子的兰花。他最爱的是“中国兰”，在台北有一个温室花房专门养“中国兰”，其中有些非常昂贵，而且不是每株都能开花，主要是欣赏叶子的形态。有一次，我逗他，“您种了一屋子不能吃的韭菜，也不开花。”大伯回答说：“你真是俗不可耐，只知道吃。”
大伯喜欢唱京剧，喜欢看明史和圣经，喜欢吃水果，一天吃好几斤，而饭菜则喜欢吃清淡的，很少吃肉。他喜欢热闹，喜欢朋友多，喜欢打麻将……就是喜欢热闹。一个喜欢“撒野”的人给关在笼子里，是什么感受？
我只有一次见过大伯流眼泪。那是大妈去世了，大伯跟我轻声说：“前几天，她(赵一荻)还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你看前几天，我才跟她开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个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他说着泪就默默地流下来了。大伯和我们常人不一样。他是做大事的人，能做到“天塌下来当被子盖”。但大妈去世的时候，他很难过，我扶他去做礼拜，他拉着我的手，手都是抖着的。
大妈去世一年后，2001年，大伯的人生也画上了句号。在大伯最后的日子里，我每日陪伴在侧，大伯虽然身体不适，但依然能讲笑话，思维敏捷。他离开得十分安详。大伯对生活随遇而安，即使病情反复，也从不抱怨。他一生从来不麻烦别人，每一个服侍过他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他是一位又听话、又合作、又可爱的老人家。
大伯临终时没有嘱托，他性格豁达，不拘小节，也不怕死，可以说是潇洒地离开人间。在许多人的眼中，大伯是风云人物，的确，他的一生始终被人“前呼后拥”着：早年是他众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种访客与媒体，在台湾则是一大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
西安事变后，大伯被“蒋家政权”囚禁五十多年，他对蒋介石的感情很复杂，但是至死都没有抱怨过。对蒋介石，我只听大伯说过一句：“你爷爷是一个有雄才没大略的人，蒋介石是一个有大略没雄才的人。”
关于西安事变，大部份史实都已公开了。为了营救蒋介石，蒋夫人当时答应了一些条件，但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下场。
有人说，1985年12月25日，大伯85岁看大陆拍的《西安事变》时，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走了。其实，因为患有青光眼，他看《西安事变》基本上是靠听的。看完后他说，那个张学良好像和我不像啊。大伯没有激动，也没有评价。关于大伯的电视剧什么的也很多，我们也看，但是觉得写跑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伯确实是一辈子不过生日，他的生日和爷爷的祭日是同一天。所以，他一直不过生日，但是在1990年，政府为其办了宴，其他的时间他一直不过生日的。
大伯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爱中国、爱同胞，期望国家早日实现统一。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要在适当的时候回东北老家去看看，主要是看看亲友，说这事与政治无关，因为他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他希望人们不要把他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
大伯走了，他是带着遗憾走的！他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没踩到点上――少年时想学医救人却从了军；东北沦陷后想亲往前线打仗，却未能走上抗日战场；晚年想回东北看看，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故土，却因诸般因素，终始未能回大陆一趟。
当他想回大陆时，政治环境不允许；等环境允许了，又因为大妈的病情回不去(他们一直相依为命，不可能撇下大妈一个人回大陆)；当我一切都安排好，他可以移居香港时，却又因病去世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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