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感到很吃惊，我想她在美国工作了这么久，吃美国人的饭，怎么好像对美国不满意呢？陈香梅对中国近代历史比较了解，说了说我们以往遭受的罪难，讲了讲外国人不可靠。她说:“美国才不希望我们统一呢，所以，这个祖国统一的事情，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我说:“好呀！你有这个认识，很好！统一这个事情，确实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我又接着说:“你跟蒋经国熟，你下次见到他，帮我捎个口信，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早日回到祖国，这样子祖国早日统一，就会使他千古留名。如果他做不到，让别人做了，就会遗臭万年了。”陈香梅说:“好！我一定转告他。”
【正文】文章摘自《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作者：苏峰/编著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苏:作为首任驻美大使，您是怎样开展工作的？
柴:我做过五国大使，总的感觉是一个国家一个样子。开始总是会遇到新问题，通过解决问题，慢慢建立互信。关系搞得最好、最热火的还是泰国。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我在美国主要做了几件事情。一是做记者工作。过去，当大使的不太爱见记者，怕记者乱写，也害怕自己说话“走火”，被人抓住把柄。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说什么，美国人不一定相信我的话，但是记者们写的，美国人相信。因此，我重点抓记者工作。每到一个城市，当地有名的报社，我都会去拜会。他们也专门给我举行记者招待会，召集记者们来，实际上都是来给我提问题的。我们一一给他们解答。美国著名的几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几大新闻社，美联社、合众社等，他们每年召开年会的时候，也邀请我去。我也不怕，去参加。反正只要邀请我，我都接受。我都去交朋友，通过他们，让美国多了解中国，为我们宣传。我们-常要做好准备，即使讲错一些话也不怕。
后来，如果我们到各处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就主动为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一下飞机，他们就在机场等着我，一看到我，就马上派人去会场做准备工作。我一到，招待会就开场，记者们马上就提问题了。因此，各地总有我们的报道。
苏:嗯，关系都很密切了，这是第一。
柴:对。第二呢，就是举行报告会。过去我们一般都不敢举行报告会，主要害怕提问题。而美国人，报告会中总会有提问题这一项内容。名义上是一个小时的报告会，一般你只讲半小时，剩下半小时就是提问和回答问题。对报告会，我还是这个准则:只要他请，我就去。我不回避，不管你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甚至是反对我们的人。吵起来的事情也是有的，有些人很顽固，我也不客气。
我们在外面作报告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做工作。先是座谈会、报告会，然后吃饭，吃完饭后，首先接待华人华侨，然后接待留学生，第三呢，快到晚上12点了，就接待台湾同胞。
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三项工作--对台工作了。台湾工作是我在美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重点。为什么这么晚才接待台湾同胞呢？因为台湾同胞怕台湾当局知道，知道了就列入黑名单，就不让回台湾了。我们接触只能等到半夜。我
们在座谈的时候，有的人很好，有的人就和我们吵起来了。有些问题，他不能接受。譬如，我们主张和平解放台湾，但也不放弃使用武力。他就说，既然是和平解决，就应该宣布不使用武力。我们就说，如果我们放弃使用武力，你们就永远不会和我们谈判了。
对台工作中，我们一方面请台湾籍的知名人士和政党人士回祖国探访，一方面关心台胞在美国的生活。台胞在美遇到一些困难，譬如被警察抓起来了，台湾代表处不敢去交涉，我们就敢出头为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很感激，愿意和我们谈统一问题，当然不一定都能谈得拢，吵起来的事也有。
有一年台湾发生“高雄事件”，台湾当局抓了很多游行示威的人，在美的台胞请求我为这个事情表态。我经过了解情况、向国内请示后，表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暴力行为；要求释放被抓的群众。台胞们非常感谢我，热烈鼓掌的情景我一直都记忆犹新。
第四呢，就是做好华人华侨的工作。每到一个地方，总要访问当地的华人聚居区，和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尊重和重视华人，特别是学者，因为我们的尊重，加上提高了办事效率，将办签证的时间由一月改为一周，产生了连锁反应。一大批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归国探亲讲学，吴京生、牛满-、杨振宁、李政道、任之恭等都在这些时候纷纷回国讲学和交流。
有一家华人报纸开始的时候老攻击中国、庇护台湾，发行量还比较大，在华人华侨中影响很不好。我就让领事司的同志做报社老板的工作。老板挑战性地说:我请你们大使来我家吃饭，怎么样？我马上就答应了。他没想到我真的去他家，我们谈了谈，他的立场开始转变。后来他向我提出有关中美以及台湾的16个问题，我书面回答了他，他就全文刊载在他的报纸上，香港《晚报》后来也全文转载。
苏:在您的外交生涯中，有什么事情印象比较深刻？
柴:在和这么多华人交往期间，我还做了一件比较满意的事情。就是陈香梅。
苏:陈香梅可是影响很大的女性。
柴:她和蒋介石关系很好，和蒋经国关系也很好。她是蒋氏国民党有力的支持者，到美国做院外活动，给台湾当说客。严格地说，她应该是我们的对手。我们要开展院外活动，想让人在国会里面替我们说话，就必须请律师，请律师那可贵得很，一小时要几百美金，结果是贵得很，效果还不好，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事情。
陈香梅上世纪60年代加入美国共和党，后被选为党中央党部委员、主席。尼克松上任后，她曾任交通部长特别顾问、亚洲事务顾问等职。里根上任后，她任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及亚裔委员会主席等职。她曾为华人争取在美国的平等待遇做了很多工作。
我想，应该做陈香梅的工作。当然很有可能碰钉子。不过我想，不管她愿不愿意，我都要去做这个工作。有人说我，怎么可能做她的工作？她是我们的对手，不可能-过来的。我说:我也没想着她过来，哪怕她站在中间，了解问题的真相，只要她不骂我们就行了。
1978年、1979年，在中美建交完成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着手了。我先是找到波士顿的李耀辞教授，李教授对陈香梅传话说:大使想见见你。陈香梅答应见面。可是在什么地方见面？她说，到她家去。我没答应，我还不了解她，如果去她家了，出不来了，怎么办？哈哈。我说，到使馆来吧。她说她不来。
苏:大家都有顾虑。
柴:有顾虑。这样就拖了几个月。1980年5月，我们的国防部长耿飚来访美了。国民党军委会作战部部长蔡文治将军来到大使馆找我，对我说:“我想请耿飚到我家吃饭，你看可不可以？”我说:“你怎么认识耿飚？”蔡文治说:“在军调部时
代，我和耿飚在一起工作过，当时我是军调部代参谋长，耿飚是副参谋长。我们是老朋友了，我要设宴请他，请你作陪。”我说:“好呀。”接着，我又问他:“你认识陈香梅吧。”蔡文治说:“太熟了。我从大陆逃跑出来，先到香港，就在她家里住。”我就接着问:“我想见见陈香梅，在你家见见面可以吧？”蔡文治高兴地答应了。蔡文治马上打电话给陈香梅，陈香梅也痛快地答应了。
我们在蔡文治家见面了。首先是聊家常，然后谈到了两岸关系。我对陈香梅说:“现在台湾和祖国分离已经-30多年了，你能不能做做台湾的工作？希望台湾能及早地回归祖国。”
陈香梅说:“是呀，这个工作我们大家应该来做。中国这一百多年来老受帝国主义的欺负，我们祖国统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过，这个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做，不应该由外国人来做，更不能由美国人来做。”
我感到很吃惊，我想她在美国工作了这么久，吃美国人的饭，怎么好像对美国不满意呢？陈香梅对中国近代历史比较了解，说了说我们以往遭受的罪难，讲了讲外国人不可靠。她说:“美国才不希望我们统一呢，所以，这个祖国统一的事情，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
我说:“好呀！你有这个认识，很好！统一这个事情，确实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我又接着说: “你跟蒋经国熟，你下次见到他，帮我捎个口信，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早日回到祖国，这样子祖国早日统一，就会使他千古留名。如果他做不到，让别人做了，就会遗臭万年了。”
陈香梅说:“好！我一定转告他。”
我说:“你离开祖国已有多年了，什么时候可以回去看看？现在情况跟过去大不一样了。”
陈香梅说:“我要回去。但是我现在还不回去。”
我问:“为什么？”
陈香梅说:“我是要回去的，要等里根总统竞选，就职之后再回去。”
苏:后来呢？
柴:里根当选总统了。1980年底，陈香梅对我说:“大使，我要到中国去了。”我说:“好呀!”她说:“不止我一个人去，参议院多数党的副领袖也跟我一路去中国。请您帮我办一下手续。”我说:“好！”手续迅速办完之后，我请她来使馆，请她吃饭，为她送行。这个时候，她也来使馆了。这个期间，我也去过水门大厦顶楼陈香梅的家拜访过她。12月30日，陈香梅和美国参议员史蒂芬到达北京。
陈香梅来北京后，邓小平、廖承志都和她见了面。1981年元旦，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接见了陈香梅一行。陈香梅将里根总统的一封亲笔信当面交给邓小平，两人进行了坦诚而亲切的交谈。在欢-宴会排座次时，邓小平让陈香梅坐在第一贵宾的位置。他说:“陈香梅坐第一，参议员史蒂芬先生坐第二。因为参议员嘛，美国有100来个；而陈香梅嘛，不要说美国，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第二天，海内外各大报均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陈香梅与邓小平握手的相片，并配发了新闻报道。
从此后，陈香梅频频来往于海峡两岸，起了不可替代的特殊桥梁作用。她在大陆，还见了很多她过去在中国的老朋友，也看到了中国的现实情况，对我们的认识和思想有一些改变。后来，她回台湾，就跟蒋经国汇报。蒋经国最后到他去世之前，立场有一些改变，对两岸统一的问题，思想上也动摇了。
陈香梅后来几乎每年都来，甚至一年之内来两三趟。1989年冬，陈香梅亲任团长，率领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办的、由众多台湾经-贸界人士参加的工商经- 贸考察团访问中国，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热烈欢迎。1990年5月，陈香梅趁热打铁，又一次组织台湾工商考察团到大陆访问。陈香梅多次来中国，我们还经-常会面，聊一聊。陈香梅曾写下这样一首诗:“四十年来家国，万千里路山河。惆怅两岸书剑，何日期许共和！”
资料：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高雄《美丽岛》杂志社主要成员黄信介等与其它“党外人士”，以“庆祝‘国际人权日’”为由，向国民党当局“申请”在高雄市举行3万余人的集会游行，但未获批准。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等不顾军警阻挠，于当天晚上在高雄市街头组织集会，高举火炬游行。参加者与围观群众混集一起，约达2万人。游行者公开喊出“争自由、争民主、争权利”的口号，要求台湾当局“开放党禁、报禁”， “取消戒严令”。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宪兵、警备部队和警察进行围堵镇压，游行者则以木棍、砖头等为武器与之对抗，持续达几个小时之久，伤亡200余人。尔后，台湾“警备司令部”查封了《美丽岛》杂志社及康宁祥等“党外势力”主办的《八十年代》、《春风》等杂志，逮捕了黄信介、施明德等160余人，拘留了不少与此事无关的人士。后国民党军事法庭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14年徒刑，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定各处12年徒刑。另，王拓、杨青矗、周平德、魏廷朝、邱茂男等30多人分别判处6年及4年徒刑不等。这是继“中坜事件”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反蒋事件，给国民党在台统治以沉重打击。国民党自己承认，此事件给国民党这只“航在海上的船打了一个大沿”，“大伤”了国民党的“元气”，同时加深了党外势力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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