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月出现的72.4亿美元贸易逆差，并不能反映目前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不能说明中国经济将进入贸易逆差时代，也不能指望美国保护主义势力会因此而减弱。上海证券报发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文章如是说。
文章称，由于欧美经济复苏节奏较慢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美国对中国产品需求增加的“潜在市场力量”没有被充分体现出来。相反，中国政府为防止经济硬着陆所采取的积极救市政策和“后危机时代”结构调整的发展战略，促进了中国的投资、住行消费以及随之而来的设备、生产零部件的大量进口。其中，有些还是为扭转中美贸易逆差所推进的“海外采购行动”的结果，再加上最近国际资源价格的普遍上涨，遂使中国的进口量价大增。
有一部分海内外学者喜欢从国际收支的平衡等式上来说事，断言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是造成美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所以，应该从“数量”上去纠偏，把中国不足的内需拉动起来，由此去带动进口的增加，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由此必不可少，而且越彻底改善国际收支平衡，效果就会越快。
文章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宏观指标数量上的失衡恰恰是“内生的”，是今天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真要改变数量上的失衡，只有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并且主要还是通过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才能达到有效目标。
当然，我们也需要在制度上加快改革，为自然的财富积累创造更多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活力点。否则，忽视人均收入较低、因社会保障的后顾之忧所带来的高储蓄、高金融投资、无法产生有效需求的贫富分化三大“障碍”，低估教育水平和技术创新约束所造成的低附加价值的生产方式、行业垄断金融抑制所形成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格局、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缺失所引发的创新意欲低下的现象以及商业“诚信”不到位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较大的问题，急于去追求数量上平衡的目标，那就一定会误将眼前暂时的“收支改善”看成是个崭新时代的到来，结果，资金会从缺乏经济活力的实体经济部门流向很容易产生价格膨胀效应的虚拟经济部门，而由此酿成的危机不仅会没收看似已在我们手中的财富，更会消弭改革开放30年所创下的宝贵业绩。这有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细细反思。
文章称，从理论上讲，欧美国家一再强压人民币增值或市场化进程，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会起到提高当前中国社会购买力、从而促进我们消费和投资的“积极”作用。不过尽管欧美经济的复苏如此艰难，但欧美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地位并没有改变。这样判断的根据是，欧美国家的创新潜力和能力――优秀的人才，先进的技术，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创新扶持的制度体系等，并没有因金融危机而一下子失去了竞争力，只不过是现在这些火车头迷失了前进方向。当然，不排除这些火车头司机因为激励机制的缺失，或者没有创新所需要的“财源”，或者需要寻找分担自身风险的伙伴(争取以减少贸易逆差来增加就业也是要伙伴国分担经济下滑和失业的风险)，而不愿担负起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领头羊作用。所以，对此大家要形成这样的共识：只有找到一个全球化环境下能够带来“双赢”效果的崭新“增长点”，世界经济才能真正算是走出了这场危机。靠打贸易战、货币战来调整失衡，最终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若刻意去脱离全球化创造的收入增长的良好环境，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可能会劳民伤财，事倍功半。
一个还没有完成财富积累的发展中国家要像富裕发达国家那样，毫无顾虑地将全部收入或依靠无法基于自己财富积累的实力来偿还的大量借贷资本来大规模地“时尚消费”，是根本做不到的。对高附加价值商品的消费偏好，是欧美发达国家高附加价值生产能力上的比较优势所客观决定的。如果我们犯糊涂，为了承担所谓的“大国责任”，脱离了自身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去大量盲目透支，其结果，要么落入希腊债务危机的命运（政府借钱给老百姓花），要么重演东亚危机的悲剧（民间自己借钱花）。
当然，不能否认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在抵御欧美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十分脆弱，但是，无论从“危机冲击”的角度还是“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这些不利情况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决心，坚持制度改革和金融深化，那么，欧美国家一旦找到增长的“新方向”，就会根据以往的成功经验――一定会再次和中国一起合作来谋求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双赢”利益。
文章最后说，在中国目前所处的财富需要不断积累的现阶段，或者打造健康的财富创造模式的阶段，由全球化自由贸易所带来的贸易顺差是必然的结果，贸易逆差却是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一时的”产物。只要未来我们能安心地用自身创造的财富去提高生活质量，那么，以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必定能获得一个健康经济的“跨期平衡”结果。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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