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二线”
在“逃离北上广”成为网络流行语之时，早有一部分精英，在一线城市历练多年之后，主动选择“战略转移”，在二线城市中打理自己的人生。于他们，新城是重新安置生活与理想的居住地；于新城，这些移居者会带来更多附丽。人与城，在新的历史时间点，努力兑现着彼此的梦想
本刊记者/张蕾
有一个沈阳姑娘，叫李晗静，刚失恋了，想逃离北京太多的触景生情，逃离这个需要她坐在星巴克发呆，给路人甲和路人乙设计对话以打发寂寞的莫大城市。
有一个滁州小子，叫鲁誉，接受不了两个人在北京吃一顿饭要超过七八十块钱，想退到重庆去――那是他女朋友的老家，在那里，二三十块钱会让两人吃得很高兴。
出于生活成本的计算，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出于事业发展的另辟蹊径，出于思乡情结⋯⋯他们打消了对“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迷恋，决定离开。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数量，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真实得亦如我们自己。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与腾讯网联合进行的网络调查，在近1500名参加调查的网友中，有超过八成的“北上广”居民想过到二线城市发展，这其中，已经付诸实施的占到四成。对他们而言，“北上广”的生存难再留恋，地级城市又难以满足他们久经历练的人生的需求发展，于是，“二线”城市(众多的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也包括重庆这样的西部重镇)，成为这些城市精英们的流动方向。
梦想转舵
1977年出生的李晗静在2004年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在此之前，她的工作是沈阳电视台编导，做了四年。
“当时我的想法：这个城市有我的梦想，我死也要死在北京，我的小孩要在北京念书，我争取要嫁一个北京人。”
奋斗型加家庭型的央视女编导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她的目标，是在2003年抗击非典报道中大红大紫的柴静。
一毕业就来到北京的“80后”男生鲁誉更是对首都充满了向往，血脉贲张。在大学里学习艺术管理的他觉得必须来北京，理由很简单――“文化之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汇集，这里的机会俯拾皆是又光怪陆离，去“北上广”，既是生存发展需要，也是内心情感需要，几乎快要成为一种信仰。成批的怀揣理想的外省青年涌入北京――北京已经成了“梦想”“奋斗”的符号，代表着向上的希望。
梦想向上，生活却有自己的轨迹。
在沈阳从不计较请人吃饭谁埋单的李晗静，在北京三里河租下房子、花去大半个月的工资时，便开始掰扯着请人吃饭的次数，如果超过两次，她心里就要犯嘀咕，暗暗抱怨起对方来。
每天要从表哥家租住的西四环倒了公交倒地铁、奔向东四环工作地点的鲁誉也觉得，穿越紫禁城的路途过于漫长，漫长到几乎没有时间与家人密切联络，漫长到想每天晚上12点之前入睡都成为奢望。
“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19世纪的法国巴黎，早就演过这样挣扎的一幕，巴尔扎克本人深有体会，他在两个世纪前的表达，在今天中国的“外省”青年读来，依然会激起强烈的共鸣。
李晗静和鲁誉，“70后”和“80后”两代北漂，在北京起步时生存条件并不算差，或许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都过着跟他们大同小异的日子。他们有些已购置房产，有些还要遥遥无期地租住下去；虽然按照职业划分，他们大概都可叫做“白领”，但white-collar worker，依然是worker的一种。
这个城市希望他们成为“中产”，因为“中产”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产越多，社会发展才会越健康(详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13期《中央力推“橄榄型”社会》)。在城市化进程远远没有结束的今天，“中产”的潜在人数(如果从职业性质、受教育程度来鉴别的话)的确在膨胀，但他们要么有“中”无“产”，要么因“产”返“贫”，没有过上与阶层名声相匹配的富足生活(详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8期《被消失的中产》)。
赚钱的压力，让李晗静越来越看重收视率，以前受到的“新闻要关注人的灵魂深处”之类的教化已经悄悄更替为“电视就是为大众制作娱乐产品”，这一转换的合理性是“毕竟是广告商养我们”。另外，采访对象给她下跪央求不要拍摄，或者在新闻现场遭到农民围攻，这些极富冲击力的场景上演得多了，李晗静开始对自己要为之奋斗的职业产生怀疑。
理想和现实之间亘古不变的冲突，向她泼出一盆冷水。
那种冰凉的感觉，对鲁誉来说更切身一些。他觉得没有房就没有归属感，没法安安心心地奋斗，赚的钱花得紧巴，“没有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尊严感”，“没有归属感，没有留恋，慢慢地就对一个城市失去了信心。”
李晗静发觉自己永远成不了柴静，加上失恋的情感渲染，她决定离开。
鲁誉在反复的成本计算中发觉，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加上女友想回老家，他也决定离开。
在“天堂”消解戾气
刚去杭州的时候，李晗静经常做梦，梦见带子丢了，或者采访对象就坐在对面，但一言不发。北京的手机号一直留着，甚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压根没有使用杭州的手机号。
“我想可能还会有人找我。”她至少半年要回一次北京，会友。
当初她给自己设定的“在野”期限是一年。一年期满，李晗静回北京联系好了工作，还请朋友们吃了“回归饭”，最终却重回杭州工作和生活，不定期限。
“因为我觉得杭州更适合我了。”李晗静的朋友评价现在的她“气场变柔和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很焦躁，特别要强，什么事都想做得好一点，不容易原谅别人。”在杭州一年多来的反思，让李晗静承认，曾经的自己太过强势和凌厉，这让她失去了生活的幸福感，以及那段信心满满的爱情。
在北京，最浪漫的事是在没有工作的下午，在百盛的星巴克观察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想象如果他们相遇，会产生怎样的对白。除此之外，生活被分成了两大块，“感觉不是在拍片就是在睡觉”。
在杭州，李晗静还是喜欢觅个惬意的地方，呆着。在“人间天堂”，西式的咖啡店没有中式的茶舍受欢迎。一间茶舍，早上九点进去，晚上六点出来，花上68块钱，管三顿饭，能看看书，还可以抬眼赏西湖。一个周末的时光就这样滑过。
她开始越来越不能理解加班，“礼拜天怎么能上班呢⋯⋯”再不是北京话语下的“在机房待20个小时还兴高采烈”，“不加班就不踏实”。
她更多的寄情山水，时不时跑到山寺中，与和尚法师们喝喝茶，聊聊天。再不是北京环境中的“去一趟香山，开车开仨小时”，人头攒动，比红叶还多。
杭州也有交通拥堵，但李晗静觉得每天过钱江桥，路过西湖景区，相当于穿梭在天堂，可以消解掉因堵而生的戾气。而在李晗静离开北京的这一年多里，北京市区每天的堵车时间已由3.5小时增至5小时。
她也不像以前那么喜欢项羽、荆轲、苏东坡、李白了，因为觉得他们跟自己“都没啥关系”；她“现在喜欢所有尘世间在那里温和走过的男子，他们可能也不是特别有才华，但他们安静谦和，有人生的烦恼，但致力解决”。对于曾经的偶像柴静，李晗静说，“我没有她那样的能力和坚持，而且，我也不想那么辛苦地质疑和思考。”
“我开始喜欢那些温和的、包容的、圆融的、开放的、温暖的，一切这样和谐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北京缺少的，杭州也少，但大自然里有。”在她眼里，杭州比北京，更接近自然。
她保有着只比北京略低一些的薪酬，现在是一家移动传媒的部门主管，“把自己养活得挺好”；只是，因着杭州的房价也逼近一线城市了，所以她还是不会买房，至于未来会在哪个城市，她还没有想好，“希望有个家有段感情，他在哪，我就在哪。”
对北京几无留恋
鲁誉已经开始在重庆看房了，虽然他和女朋友回来定居只是三个月前的事。
“现在看的楼盘大概相当于北京东二环，是可以看到嘉陵江的‘江景房’，均价在七八千，在北京的话估计已经超过四万了。”
鲁誉离开北京的决定，起初并没有得到家人的赞同。
在北京已经安家落户的表哥“威胁”他说，离开这里，做你这行的，还有啥前途？
而鲁誉应对的理由是：你看，重庆都有了大剧院。
建设总投资16亿的重庆大剧院，是目前国内在档次和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大剧院的文化演艺场所。这个外形如“玻璃房子”晶莹剔透的宏大建筑，寄托着改善这座直辖市“社会文化事业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希望，也承载着“塑造城市形象、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与城市功能、增强城市吸引力和辐射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梦想。
现在，这座建筑也承载着鲁誉的梦想，虽然“重庆的演出市场比北京还是小很多，跟北京和上海成熟的模式相比还像个小学生，重庆这边民众对高水平演出的欣赏能力还是有很大问题”，但他相信“经济发展之后就是文化的发展了”。
像很多正在崛起的二线城市一样，重庆的经济也在发力。鲁誉的家人最后同意他去重庆发展，部分原因也是看到重庆楼市涨情不错，“房价跟城市竞争力挂钩嘛。”在鲁誉眼里，重庆一点点地剥离诸如成都那般西南生活的休闲，而有了几分“小香港”的味道。
去年重庆大剧院承办了“大河之舞”、“猫”等国际性演出，演出市场比较火爆，这也增加了鲁誉对未来重庆市场的信心。
做国际性的大项目，鲁誉觉得自己在北京的经历给了他竞争优势。
“所谓见多识广，很多东西我比别人更容易更快入手，比如做男高音(演出)，在北京有做过，比较清楚企划、宣传怎么做，怎么跟媒体沟通等等。”
步入发展高速路上的二线城市，对人才，尤其是有过“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奋斗经历的中高级人才，也呈现出渴求之状。根据媒体报道，猎头公司科锐国际2009年大概输送了将近40个总监级以上职位的人员到二三线城市；根据招聘网站前程无忧的统计数字，2009年年底各区域企业招聘需求放量，属长三角经济圈和天津环渤海湾经济圈的职位需求比较抢眼，企业职位需求节节攀高；相形之下，同期京沪广等一线城市在2009年的企业招聘量，同比均有所下降。
在鲁誉看来，仅有的劣势，是自己还没有完全熟悉重庆当地的市场，情形就像巴尔扎克《幻灭》里，老赛夏教育小赛夏从巴黎带回来的时髦花样在本地不适用：“唉，孩子，外省是外省，巴黎是巴黎。”
鲁誉并不担心这种落差和适应，对于这位西南山城的新移居者来说，以后所有的时光都是可以用来适应的资本。对于北京，鲁誉几无眷恋，仅仅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觉得不应该跟“文化之都”失去联系。
“(在重庆)没有在北京学到的东西多，没有北京的那种力量。⋯⋯做文化的人还是会回北京看看，回北京就是业务上的事情了，生活就是在重庆。”
至于那些还在一线城市奋斗的人，鲁誉觉得从长期成本的角度考虑，不值，“在哪都是生活，在北京那么累，干吗不去其他的二线城市？”
理性的“梦想者”
“有一句诗是什么来着，说世间的人都已经庸庸碌碌的忙了，山里的和尚刚睡足了起床。生活真的是第一位。”在自己新闻事业正风风火火时毅然退出的李晗静，到杭州之后，学会了倾听自己的内心去判断生活，而不是那些完全外化的因素――财富、权力或者社会名望。
“你曾经认为顶顶重要的东西，换个角度想想，似乎又不那么重要了。”
“愚公移山和愚公搬家都解决了遮挡阳光的问题，没有对错，只有选择。”李晗静说。
这样想的，远不止李晗静和鲁誉。
安徽人丁健离开北京之前还是个互联网新闻编辑，但他不想一辈子干下去，于是选择转做电子商务，恰好工作机会出现在杭州，加之杭州距离他的家乡很近，他来杭州定居了，房子买在余杭(相当于北京的通州)――虽然这里的房子涨到了两万，但他觉得，相比北京，这里还是要低一些(通州新城区规划公布后，房价大涨至三万上下)。
山东人张林回到念大学时所待的城市青岛，找回了久违的归属感，现在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虽然当初吸引他去北京的地下音乐、摇滚乐这些当时叛逆的东西，依然在他的喜好列表上，但“不当饭吃”，年龄的增长也让他越来越包容，越来越认可“表达个性和态度并不一定要单一的形式”。即使青岛目前还无法提供给他更多的工作选择，“想跳槽都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但“在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活着，做你喜欢的事情，有风险也是值得的”。
陕西人范凯从北京辞了工作后，回老家西安买了房子和车子，但做国际艺人经纪的他还是决定再回北京，等将业务扩展、熟悉更全面的演艺产业运作模式之后，再回老家。无论将来飞到哪里去工作，生活还是要在西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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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程无忧2009年年中对于“个人跳槽意愿”调查结果显示，选择非一线城市的求职者比例为24%；到年末，愿意选择去非一线城市的求职者比例上升为31%。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与腾讯网的联合调查，超过67%的人认为二线城市的综合幸福指数会高过一线城市。接受媒体采访的“北上广逃离者”也普遍认同，离开一线城市后，生活过得滋润了很多。由此可见，此番移居，是白领们相对理性的选择。
然而，移居的目的地是经过权衡选择的。对于北上广培养起来的心气儿，不是小地方所能消受――在小城市根本没有市场的产业，为其工作的白领当然不可能送自己上绝路；小城市的资源分配，重亲缘，轻能力，认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白领显然无法接受这种“不公平”；小城市文化娱乐形式贫乏消损了生活的乐趣，小城市生活节奏太慢让人感觉时间都凝固住，小城市的工作琐碎无聊再看不到向上的希望⋯⋯
在相互的接纳谈判中，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发展势头强劲的经济圈辐射城市显现出“二线城市”的优势，虽比不上“北上广”的成熟、稳固和物质极大丰富，但因其对资源的吸纳能力较强并怀有强烈的提升欲望，基本具备移居白领们所要求的平台，也确实具备容人(才)的体量和胸怀，所以它们更容易跟一线退居者们契合。
科西嘉岛上出生的拿破仑是外省青年的榜样，凭着自己的血肉之勇打遍天下的传奇，让后来者无限向往。无论中外，年轻人寄望于凭借个人才智步入上流社会，是城市壁垒渐次打开后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进步的表征。
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改革发展的现状下，在中国城市化急剧又复杂的背景下，即使社会成员向资源集中的大城市做正向流动，也会出现诸多现实的困境。
在时代的汹涌中，微小的个体们，像李晗静，像鲁誉，像丁健、张林、范凯――三十岁上下，有着高等教育背景，在一线城市有一定的物质或精神积淀，又因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便利，不怯于抛弃地缘优势，不单为生存、更为生活质量，理性地选择离开梦想之都，在资源再分配中崭露头角的二线城市，开始另一番生活――成为大浪淘沙中拼命稳住自身幸福的次生梦想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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