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问政”能否带来政府善治

　　温家宝的这本薄书并未收录以他名字发表的文章、讲话，而是把他两次与网民在线交流的内容收录其中。由此可见，这至少反映出温家宝本人对上述两次与网民的在线交流是很重视的。

　　近年来，“网络问政”在中国已渐成趋势，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乃至今年“两会”上，不少地方把“网络问政”正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选择在中国全国“两会”前夕同几亿网民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在线交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而两次在线访谈，更进一步掀起了民众的“网络问政”热情。

　　“网络问政”不会自动达成善治

　　中国有接近四亿的网民规模，网民的文化水准和参与热情也相对较高。中国政府要开展争取民心的工作，网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方式。

　　从“网络问政”的实际效果来看，从早年的“孙志刚事件”一直到去年的“邓玉娇事件”，大凡引起全社会关注和重视的公共问题和事件，都是最先由网络发起或主要由网络参与。网络正在取代传统媒体，发挥着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作用。如今没有哪位官员愿意随意发表对网民不敬的言论，否则，极可能会葬送政治前途。

　　有鉴于此，一些乐观的评论者认为，“网络问政”是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将有助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并在促进政府的良政和善治上发挥重要甚至主导作用。

　　笔者基本赞同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将会由网络开启，但是“网络问政”能否带来政府良政和善治，则需要一些前置条件，它们包括：网民作为一个群体对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切和表达；政府的回应与透明化；“网络问政”本身的去弊端化；政府对网民政治权利要求的态度等。“网络问政”自身并不会自动达成善治。

　　网络颠覆了传统政治的隐蔽性

　　根据世界银行的观点，衡量一个政府善治的标准主要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参与、公正等。显然，中国现阶段的政府治理远未达到善治程度，但善治的某些特征，如透明、回应、参与，却已在“网络问政”中初步具备。

　　“网络问政”之所以在中国兴起，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人们的公民意识在改革中成长起来，他们迫切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来确保自己得自改革开放的财富和权利不会被政府和强势集团剥夺；二是现实中的政府施政行为高度不透明，没有提供民众参与的渠道和平台，民众无法通过参与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维权的代价太大。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层级化的，这种社会结构与中央控制式结构如出一辙，靠暴力和信息垄断来维持。受此影响，政府的运作和对社会的管理习惯于不公开和不透明，政治过程缺少公众参与，从而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信息不对称，民众并不知道其中发生的事情，即使有传媒，也只是一种单向度的传播，其任务是把信息“推”给对象，采取的是“灌输”和“宣传”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无从选择，只能被动接受加诸于自己的结果，当然更谈不上有效监督政府。

　　网络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种状况。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即时性尤其是权利的平等性使其具有一种难以控制的生命力，它颠覆了传统政治方式和政治过程的隐秘和封闭，使政府单方面控制和垄断信息越来越难。因此，网络为公众的政治参与营造和发展了新的公共空间、途径与方式，使以往在传统大众传媒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和言论自由得到展现，被压抑的参与热情重新得到了释放，从而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网络监督模式。传统监督基本上是一种间接监督，在其过程中，时间和信息的损耗在所难免，再加之体制缺陷以及各种非正常因素的干扰，监督效力比较有限。而网络则创造了一种更为直接、快捷的监督渠道，扩大了公民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使公民能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主体地位，构成了直接民主的某种形式。

　　多数官员不愿意接受网络监督

　　可以说，正是网络所起的这种作用，使得过去很多被传统媒体遮蔽的反映社会底层的尖锐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甚至不加修改地“直达天听”，激起社会的关注，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政府及官员也从最初的不习惯网络表达，到现在有意识地向网民征求意见，逐步形成多渠道、成规模、有系统的网民意见收集机制。像最近的教改两次征求全民意见就是一例。

　　假如这样发展下去，将会比较显著地改变目前的执政方式，但要实现善治，政府还必须积极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监督机制，不断增强公民的参与、监督能力，通过沟通、协商、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形成一个官民互动的合作网络。由此来看，网络虽然客观上会带来社会的扁平化倾向，为人们的参与提供技术手段，但它毕竟只是个技术平台，“问政”能否可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取决于政府对“网络问政”的态度，政府的权力运行方式本身改变的程度，以及政府是否愿意把网民作为和自己平等的伙伴看待等等。

　　网络民意并非全部民意

　　从现实来看，并不很乐观，多数政府官员还存在不适应、不愿意接受网络监督的一面，或者把“网络问政”仅作为一种作秀的道具和长官意志的点缀，并不准备去认真地解决问题。尤其当网络民意触及到政府和官员的切身利益时，还可能出现采取专政手段打压网民的情况。除此之外，网络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和网民自身存在的一些表达缺陷也可能会被政府加以利用，而导致善治的不可行。

　　首先，网络民意并非是社会的全部民意，中国还有近四分之三的人口不是网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和城市的穷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而成为网络的缺席者，无法在网络世界表达意见和诉求。尽管他们的意愿也会由一些网民代为表达，但毕竟只是“被代表”，能否完整地表达被代表者的意愿且不说，还有可能出现代表者将自己的私货塞进被代表者的利益里面的情况。所以，要对网络民意去伪存真，仔细筛选和甄别网络信息，否则有可能被网络信息误导，从而造成政府的决策行为被少数人操纵。

　　其次，网络信息的无限性和可操纵性，特别是对网络“信息轰炸”和“信息伪造”，一般民众并没有鉴别能力，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这些信息，各种政治势力和集团就可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网络上发布各种信息，误导民意，导致民意的非理性和非规范性，并使得网络民意很难被均衡代表。这种情况如果被政府有意不恰当地运用和处理，极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最终达不到良政和善治的效果和目的。

　　此外，许多网民的表达劣势让他们的网络建言缺乏逻辑，流于空洞而朴素的表达，这种偶发的、即时的、随意的、无序的网络民意虽然能让政府感受到网民的情绪宣泄和压力，但由于不能和政府建立起一种很好的互动关系，可能对改正政府的行为没有多大作用，甚至起相反的作用。

　　总之，“网络问政”要导向政府良政和善治，根本有赖于政治民主的建立，和一个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在当下，关键是要提高行政透明化的力度，建立起促进行政透明化的信息披露机制。只有行政透明化，民众才会和政府进行自愿的合作，以解决社会问题。（作者：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