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元老先生，在1938年到l949年中，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侍从室电话监听员，“陆总”、“总统府”军务局上校电话监察官等职，是专门负责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机关的电话接转、监听等绝密工作的。几十年后，他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秘闻。
女话务员冲撞委员长
八一三沪战起后，身为当时最高统帅的蒋介石，除亲临淞沪前线视察外，一直坐镇南京，长途电话是蒋介石发号施令的主要工具之一，他打电话，不假手于人，多系亲自叫接。
沪战刚起，战争极为激烈。一天夜晚，蒋介石要接苏州顾祝同总司令，接通时对方竟是朱绍良总司令。蒋质问长途台：“我要苏州顾总司令，怎么接朱总司令?… ‘你讲没讲苏州?”长途台凶凶地反问。一因叫接时，蒋漏报苏州，再因蒋的宁波口音，长途台的南京小姐把“顾”错听成“朱”，同时上级未特殊强调，这些十七八岁的南京小姐，岂知顶撞的竟是当时最高统帅蒋委员长。蒋介石这一气非同小可，把手中话筒扔向话机，因用力过猛，话筒立刻被摔成了两截，一迭连声咆哮着： “侍卫官钱主任!”钱大钧见蒋后，蒋余怒未消，让他马上将时
任交通部长的俞飞鹏找来。
俞外出未在，直至午夜，钱大钧不得不直奔俞家，俞飞鹏刚从苏州等地回来。钱即将此事告诉俞，俞听后感到非同小可，若是贻误军机事关重大，于是于次日一大早，在部长室召见电政帮办陶凤山、首都电话局长朱一成，把蒋介石打长途电话事说了，要求马上采取办法，经研究决定建立“军用电话专线台”，选派干练电务人员专管。朱一成当即要求，指调在部工作的王正元等3人，到首都电话局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并把镇江、无锡至苏州的电话改为南京直达苏州。俞飞鹏遂将办理情况电话告知钱大钧，钱加派陆大毕业的少校参谋周某到首都电话局协助王等工作。
因有专机、专人、专线之便，蒋在沪战3个月中，使用长途电话频繁，未有任何贻误，蒋本人感到得心应手。
军话台接线员失踪案
1948年2月7日，王正元接国民政府总务局陈希曾局长通知：“委员长定于明日(8日) 偕夫人并新闻秘书曹圣芬、侍卫官蒋祥庆和军务局长俞济时等一行飞牯岭。”9日是农历除夕，蒋、宋一行准备在庐山度旧岁。王正元随即指派重要军话台工作人员严继承届时随同前往。
7日这天，正是周末，晚上，南京电信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吴清泉，邀请王正元到他家吃年夜饭，还邀请了电信总局总务处长张锡钧、人事处长马材良、储运处长黄宾灏、第二区电信管理局局长姜嘉献、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许广臣等人。宴后，又玩了一个通宵的扑克牌，第二天都在吴家睡了一个上午。午饭后，话务科长途股长胡德庆打电话来找王说：“王科长，严继承失踪了。”王一听，吓了一跳，继而一想，这怎么可能呢?即说：“我是昨天派他随委员长去牯岭的。”胡又说：“没有啊，随委员长去牯岭的是李再兴。”王看情况不对，立即赶回电信局长途台。胡德庆对王说：“刚才据严继承之弟来局说，昨晚7时许，有四五个黑衣人乘吉普车到他家把严继承架走了，还翻箱倒柜搜查了一遍。”王以为严继承遭人暗算或陷害所致，随即在长途台挂长途电话到牯岭，要俞济时局长接话，除报告这一隋况外，并请求给予营救。
电话接通后，俞济时听王说完，即说：“这事我已知道了，不要紧的，等几天弄清楚了就可出来的。”王一听俞济时的语气已经知道了，又打电话给东区警察局长陈善周(严继承住处是逸仙桥公教新村，属东区警察局管辖范围，陈善周原系侍从室警卫股长，与王同事)，告知他的部下失踪了，请其代为查询一下。半个小时后，陈善周回电话：“我已查过，这一件事不是我的系统(指警察系统)办的，是其他部门搞的。不过，
目下我看你是无法查明的。”王又立即会同长途股胡德庆往公教新村严继承家询问究竟。在严家，严弟又把昨晚经过说了一遍。王说：“你把被搜查过的书籍和信件给我看看。”王又把此事向局长计舜廷怍了汇报。计说：“你也不必紧张，紧张也于事无补，只有静待事态发展再说。”王回科后，即嘱咐科内助理人员以及胡德庆等有关人员不要把此事张扬出去。除计舜廷外，各科、室及电信总局都不知道这件事。
不料事态逐步扩大，就在案件发生后约10天，南京发行量最大、销路最广的《新民报》在1948年2月20日第一版以最显著位置赫然登载了这一消息。
就在新闻见报的第二天，交通部电信总局以快邮代电的指令称：“奉交通部转来国民政府军务局函称：南京电信局严继承有共产党嫌疑，着即停职，等因，仰即遵照。”事态不但闹大，而且也明朗化了。局内局外纷纷传说，接蒋委员长电话的人是一个共产党。
王立即召开话务科股长、领班等以及科助理人员的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大家都散了，惟有长途话务领班韦履中迟迟不走。他看人已散尽，顺手把科长室门带上，到王跟前悄悄地说：“科长，你可知严继承过去的情况吗?”他接着说：“严继承原不叫严继承，他原是镇江局话务员，抗战后撤退到西安，即在西安局工作，后因共产党嫌疑，官方来局逮捕他，他闻讯后从后门跳墙跑了。电话局以他久离职守开除革职。随后，严继承逃到重庆，找到了他的老上司，时任重庆电信局副局长(原在镇江局任总工程师)的王能杰，由王介绍人重庆电信局，
并由此改名叫严继承，派在长途台工作。”韦履中又接着说：“严继承这一段历史我也不知道，是一
个叫雷明焕的人告诉我的。雷与严原在镇江局同事，早些时候，雷明焕调回镇江，途经南京时，就把严继承这
一段情况对我说了，我回局立即把这情况向胡德庆股长作了汇报，我满以为胡股长已向你说了，岂知今天出了这么一件大事。”韦履中停了一会儿又说：“等了很长时间，我看一点动静没有，我也未便再提，多讲了反而认为我想抢严继承的位置呢。”
王把韦履中送走后，立即把长途股胡德庆叫来，板着面孔问他有没有这回事。胡德庆点头默认了。
大约又过了10天，计舜廷打电话要王正元到局长室去，王一踏进局长室，就见有一名全副武装的军官也在里面。计舜廷当即递给他一张首都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的传票，上有：
“即传王正元到处受讯。”就在王正元第二次受审不久，严继承的弟弟来找王，并带来严从监狱中带出一张用香烟纸写的字条，内容是：“王科长，我不是共产党，请你央求计局长向毛局长(人凤)保我出来。”王随即带严弟去见计舜廷。王说：“计局长，严继承被捕已经几个月了，家中是有困难的，是否请局长用局方名义把他保释出来。”计舜廷听后，立即怒不可遏，站起来大声吼道：“要保你自己去保，找我干什么，你简直是胡闹。”严弟一见计舜廷大发脾气，立即在一旁苦苦哀求，计舜廷看也不看，把手中茶杯往写字台上一掼，气冲冲走了出去，王讨了个大没趣。
1949年3月问，重要军话台的车大奎要求王向俞济时保释严继承，王叫车大奎再联合李再兴、邱桐阶联名打个报告，由王转呈。于是，车大奎即打电话给远在奉化溪口的邱桐阶、李再兴，商定报告由三人共同署名送给王转呈俞济时。王看过报告后，即写上“转呈局长俞钧核”几个字后，加盖私章仍交车大奎。以后，报告犹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个结果。
蒋介石电话遥控
1949年元旦，蒋中正、宋美龄联名发表了一篇《元旦告全国国民书》，文告中最后有这么一句：“只要我俩一息尚存，誓与共党周旋到底。”谁料，不出半月，元月15日蒋总统正式宣布“小休”，这一新鲜名词，既非总统辞职，也非解甲归田，把国人弄得都恍惚莫解。
元月l7日深夜，军务局长俞济时电话命王即赴他的公馆。王到时，俞济时一人独坐会客室等候。一见面，他先让王坐下，寒暄了几句，就用一种深沉语气说：“我们日内就要离开南京了……”王听了后“哦”了两声。接着俞慢吞吞一字一句地说：“我们走后，”说至此，他停顿了一会儿说，“有件重要的事要你办，你跟我们很久了……”他又顿了一会儿，用眼注视王数十秒钟。王此时心情紧张，陡地站起，立了个正，郑重地说：“请侍卫长吩咐好了(王一直习惯地对他用老称呼)。” 俞摆摆手，示意王坐下，意味深长地说：“委员长是很器重你的，这次还特别提到过你。不过，委员长这几天是很忙的，不打算接见你了。”王答：“是的。”俞紧接着郑重地说：“嗣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等三人经由电话的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又接着说：“我现在和你约定一下，规定一种代号，即李宗仁代号‘甲先生’，白崇禧代号‘乙先生’，黄绍代号‘丙先生’。我们两人在电话中(指俞本人和王)，不必称呼什么了，互报自己名字就行，姓都不必带。如你呼正元，我呼济时后，即可通报内容。”王听后，唯唯称是，并当面详记在日记本上。
翌晨，王正元在家召集重要军话台邱桐阶、李再兴，把俞济时所交代任务向二人作了详细交代，并加重语气对他们说：“这是侍卫长的指示，是一项‘特密’任务，除你们二人还有一个车大奎外，绝不许泄漏给其他任何人，每天用电话向我禀报。”又用命令口吻说：“你们在打电话给我时，要特别注意周围的人，例如同室的次要军话台等等。”并命他二人把所有情况，转知今天没有到场的车大奎。
蒋氏虽宣布“小休”离开南京，然而中枢凡涉及他的权力疗面，丝毫没有放松。他令立即增加直达溪口长途电话一对，直接重要军话台。军事上，蒋每天直接电话参谋总长顾祝同或参谋次长林蔚，询问战况或作指示，还直接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通话，指挥调度空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遇事也迳向蒋请示。政治上，大至组阁，小至地方官员更换，蒋都不放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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