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28)――袁世凯的遗产
金满楼
四十一、关门皇帝羞愤而终
在袁世凯的老部下们纷纷造反的时候，就连家里人也不给他面子。洪宪王朝开张还没两天，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居然登报声明与袁皇上脱离兄弟姊妹关系，令袁世凯哭笑不得。
袁世彤是袁世凯的六弟，他虽然一直在老家操持家务、从来没有出来做过官，但这个弟弟却很关心政治，时不时的就写信给老兄，指斥他这个不对，那个无理。这回老兄要做皇帝了，袁世彤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大骂袁世凯是“清室之逆臣、袁家之不孝子孙”。
不仅如此，袁世彤还在家里拉起一支二十来人的“讨袁军”，并号称勤王，要为清室讨伐袁世凯这个贼臣。袁皇上得知这个消息后，自然不能让他胡闹，随后便令地方警察局将他们给镇压下去了。
至于袁书贞，她早年嫁给原山东巡抚张汝梅之子为妻，本来和袁世凯的关系很不错，两家人还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经常走动，并常有书信往来，馈送更是不断。这一次，因为袁世凯要复辟帝制，袁书贞写信给兄长，称：“袁张二姓，世受清恩。兄长代清为民国总统，还可以说是民主，如今又要称帝，到时如何去见地下的隆裕太后？你虽假托民意，但以妹视之，其实就是叛逆罢了！”
就连袁世凯自己家里，也没有太平日子。在伪《顺天时报》露馅后，太子袁克定总觉得父亲已经不再信任自己而打算改立其他弟弟，于是他还想要来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假想敌老二和老六一并干掉；而新华宫里的那些姨太太们，还成天在那里为封“妃”啊“嫔”而吵闹不休，惹得老袁暴跳如雷（据说，后宫开始是这样安排的，正室于夫人为皇后自然没有话说，姨太太们则有子的封为“妃”，无子的封为“嫔”，一些陪侍多年而无子的姨太太就闹起来了）。
在宣布退位前，袁世凯先派人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友徐世昌和段祺瑞，并让徐世昌出任国务卿，段祺瑞出任参谋总长，以帮他解脱困境。袁世凯本以为自己废除了帝制，又将老朋友请出来维持局面，按理应该可以混过去了，但西南各省仍旧不依不饶，非要袁世凯就地下野。
从清末的“非袁不可”到如今的“非去袁不可”，不过区区数年，竟然已是天壤之别。首任内阁总理、在朝鲜便跟随袁世凯的原部下唐绍仪在电报中斥责说：“撤销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位，在执事（即袁世凯）之意，以为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丧尽，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具有多年流亡经历的康有为则建议袁世凯“速携家眷，游于海外”，若“早行一日，国民可早安一日”；蔡锷、唐继尧、梁启超等人也纷纷要求袁世凯洁身引退，抗议声浪真是接二连三，应接不暇。
闹到现在，只要袁世凯霸占这总统位置不下来，这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便日夜不绝的不断涌来，比原来拥帝时的规模还要多上几倍。
至于那些帝制派的喽们，什么“六君子”，什么“十三太保”，大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这下也就溜的溜，跑的跑，没走的也早已是鸦雀无声，只剩下袁世凯这么个孤家寡人，衰病残年，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以为凭自己的老资格可以力挽危局的徐世昌也是焦头烂额，最后只能知难而退，挂冠而去。
袁世凯死后，产生以黎元洪为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权。图为段祺瑞的内阁成员：（右起)曹汝霖、刘冠雄陆征祥、段祺瑞、钱能训、段芝贵、朱深、傅增湘
4月22日，段祺瑞接替徐世昌出任国务总理（取消政务堂，改回了原来的国务院），组建新内阁。段祺瑞在重掌大权后，情形就有点类似当年袁世凯逼宫了，只不过当年的袁世凯已经换成了今日的段祺瑞。当段祺瑞准备任命自己的心腹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袁世凯以“总理是军人，秘书长不宜再是军人”加以反对，事后段祺瑞十分生气，他把烟斗狠狠的掼在桌上，厉声道：“今日还是如此！”
至于另外一个股肱干将冯国璋，这时也没有闲着，他仿照当年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也给老袁量身定做了一个：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之尊敬；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予岁费十万元。这个优待条件，基本上代表了北洋系的意见，毕竟袁世凯是他们的老领导，做事情不好做得太绝，中国人还是讲人情味的嘛！
据说袁世凯看到这个优待条件后，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表示接受。据后来的历史经验，倘若袁世凯真的按照这个优待条件下野的话，袁世凯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毕竟，袁世凯下台了，谁又可以真正取代袁世凯的地位呢？段祺瑞、冯国璋还是黎元洪？
谁也取代不了！后来的军阀混战就证明了这点。相反，如果袁世凯能够活下来的话，再次出山并不是没有可能，后来的很多军阀头子不都是屡屡下野、又屡屡复出吗？以退为进，有时候还是一个很好的策略的。
瞪惜的是，袁世凯他自己的身体最终还是顶不住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在1916年的元宵节，正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在袁世凯面前大声争吵。袁世凯见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在被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从那天开始便饭量减少，慢慢就恹恹成病了。
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憔悴，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一命归西。
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但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却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
袁世凯的葬礼上殡仪队伍在去北京火车站的路上
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的是：“是他害了我！”这到底是谁害了袁世凯，是杨度、是袁克定还是他自己，随着袁世凯这么一蹬腿，谁又知道？
事实上，在袁世凯几年的治理后，民国发展已经上了轨道，中央财政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可惜袁世凯偏要做什么皇帝，洪宪帝制这么一折腾，这几年的治理成果灰飞湮灭、化为乌有且不说，袁世凯死后的中国更是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
黎民无辜，受此之罪？
各位，你说做皇帝到底有啥好处？你想那袁世凯袁皇上，从1915年12月12日接受拥戴到1916年3月23日撤销帝制，这洪宪王朝不过维持了八十三天。在这八十三天里，袁世凯既没有举行过登基大典，也没有戴过皇冠、穿过龙袍，搞个百官见面会还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结果却落得众叛亲离，声名扫地，更有史书上如潮如涌的千古骂名，这又是何苦来哉？
皇帝啊皇帝，这从古至今，最难做的便是皇帝，你要做得好了，人人景仰，千古一帝；要做得坏了，那可就众叛亲离，身家不保。所以，皇帝的背后，他的名字也叫独夫民贼。与其去做个真皇帝，倒不如去做个风流快活的土皇帝，因为土皇帝没有名号，也就毫无责任与道义，亦不求传子传孙……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若是抛开政治纷争，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袁世凯的话，这个人还算说得过去。袁世凯出身于一个耕读官宦世家，几代人聚族而居，这种传统的家庭最重“忠孝”二字（这也是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与他断绝关系的原因），所以袁世凯在逼迫清帝退位时也一再以民意为借口，不到关键时候自己不出头，就是为了逃避“逼宫”、“不忠”的骂名。而后来为了当总统、当皇帝，袁世凯也都是通过 “选举”、“推戴”、“公决”等方式来进行，至少显得在形式上是合理合法的。
在孝道这个问题上，袁世凯也是无可指摘。他的嗣母牛太夫人、本生母刘太夫人，只要条件允许，袁世凯必定晨昏定省，很能讨老太太的欢心（这大概也是袁世凯能得到慈禧太后宠信的原因之一）。据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回忆说，袁世凯事嗣母极孝，他有个姐姐未嫁而女婿病死，遂终身不嫁，平日凛若冰霜，永无笑容，袁世凯尊敬而畏惮之，就算当了大总统后，每次向姐姐请安也不敢坐下。薛观澜评论袁世凯时，称他“守礼甚严，秉性孝悌，私德无亏”，应当不是护人之短的溢美之辞。
在清末民初的时期，大户人家一般都是妻妾成群，袁世凯也不例外（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然是腐朽没落、反动至极）。袁世凯一生中有一妻九妾，子女三十二人，这样一个大家庭肯定会很多矛盾，但至少在袁世凯生前，全家人惟他是从，家庭基本维持了和睦的状态（死后姑且不论）。
袁世凯对子女的管教也很严格，他在自己家中设立了私塾，并分为男馆、女馆（男馆由严修指点，女馆也聘请多位才女，如冯国璋之继室周女士），不但子女都要入学，就连年轻的姨太太也要入女馆学习。袁世凯虽然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也没少责打他的儿子（哪怕是成家后也在所难免），但他对子女还是难免舔犊情深。据袁静雪在晚年所作的《回忆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说，袁世凯经常和她们讲故事，有时候还故意将银元放在不易找到的地方让她们去找，谁先找到就赏给谁；有时候她们实在找不到，袁世凯就提示她们，最终帮她们找到。
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袁世凯也是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多要求门当户对。当时与袁家结亲的多为晚清民初的高官巨户，如长子袁克定娶湖南巡抚吴大之女、长女袁伯祯嫁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子、五子袁克权娶两江总督端方之女，其他亲家还包括孙宝琦（内阁总理）、陆建章（陕西督军）、张百熙（邮传部尚书）、杨士骧（直隶总督）、薛福成（驻外大使）、荫昌（陆军大臣）、陈启泰（江苏巡抚）、周学熙（财政总长）、那桐（军机大臣）、黎元洪、曹锟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子女结亲这也是袁世凯扩展自己势力的一种方式。
袁世凯待人接物，虽然从来就是喜怒不形于色，但面色和善，双目炯炯，很尊重人也很注意听人说话，所以各方人才奔走其门，如同过江之鲫。袁世凯的身材不高，但多年的军旅生涯所养成的气质，让人觉得他虽然外表和善，然不怒而威。
阎锡山就曾说他见过袁世凯两次，但不清楚袁世凯长什么样，因为在接见的时候阎锡山既敬又畏，不敢直视。袁世凯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腰板，哪怕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他也直着腰靠着沙发背，从来没有歪斜着，更不会陷进去。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在每次坐下的时候，总是鼻子先发出“嗯”的一声，然后一边摸着胡须，一边慢慢坐下。由于腿比较短，袁世凯坐下后一般是双脚叉开，两腿垂直，仿佛“骑马蹲裆”的姿势，从来也没有跷过二郎腿。
至于袁世凯的饮食起居，基本是常年不变，非常之刻板。他每天的作息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早上6点起床，6点半早餐（总是一大碗鸡丝汤面），7点下楼办公会客，11点半午饭（菜的花样也大都不变，他最喜欢的清蒸鸭子必不可少）；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下午2点到5点继续办公会客，然后带着家人去中南海各处散散步，晚上7点吃饭，9点归寝，十分有规律。
袁世凯的穿着打扮也很简单，从不讲究，除了上朝时穿朝服袍褂外，在家中一般只穿短装制服（练兵时的习惯）。袁世凯一般不喝酒，只有在过年过节全家聚餐的时候才喝点绍兴酒；烟除了雪茄外，其他如水烟、旱烟、香烟一概不抽，对鸦片烟更是深恶痛绝。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诡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二十七天，民间娱乐也停七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背叛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笔者行笔于此，也忍不住要叹一声：真是孝子！）。
袁世凯的灵堂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从6月6日到27日，共停灵21天。在此期间，京城的文武百官每日按班次前来致祭行礼，驻京部队也分批前来，举枪致哀。灵堂外面，还搭建了数座牌坊，另有京城内外的高僧、名道和喇嘛也来念经颂佛，超度总统亡魂。
6月28日，袁世凯的灵柩从北京起运到河南彰德，当时起灵的杠木棺罩都是用的皇家规格，新华门内用三十二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改为八十人的大杠，一路上黄土垫道，并有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外加文武百官、亲朋故旧，共计两千人前来送行。至于赶来观看的群众，那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比当年慈禧太后的葬礼热闹多了。
在灵柩的后面，袁克定和弟弟们披麻戴孝，手里拿着哭丧棒步行，妻妾、女儿和媳妇则坐着素轿跟在后面。袁克文因为和大哥袁克定为安葬的墓地发生争执，一怒之下竟然出走天津，不来参加送殡仪式（真不愧是名士做派）。
在灵柩抬上预备的专列后（京汉铁路客运还为此停运一天），一般的官员也就送到车站，另一列专车则运送袁世凯的知交故旧（如徐世昌、严修、段芝贵等）、治丧人员、护送军队及其物品前往彰德。火车开动后，车站鸣炮101响，向已故总统告别。在经过保定、邯郸时，当地官员还举行了隆重的路祭。到彰德后，袁世凯下葬于故居洹上村以北一里的墓地，整个墓园占地二百余亩，系德国工程师设计建造。当时墓地栽满松柏，当地人称“袁公林”（据说当地人还有折此地松柏辟邪的习惯）。
袁世凯的陵墓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二十五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袁世凯生前为官多年，如果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标准应该置下不菲的家产，但袁世凯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但其“贪权不贪财、不以公谋私”的名声还是为人所公认的（比他有钱的部属可多了去了）。在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受老友之托给袁家分配遗产，他把袁世凯一生所积累的田产股票现金折为三十份，儿子与姬妾无子者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共计两百余万元。
正如袁世凯所预料的，大公子袁克定和二公子袁克文很快便将分到的家财挥霍一空。袁克定在解放后靠着政府每月二十元的救济为生，而袁克文虽然风流一生，死后却未留一文，连后事都是他在青帮的弟子凑钱办的。这些公子哥儿，哪里是做皇帝的料。袁世凯的子孙中除了袁克文的第二子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外，其他大多默默无闻。人生如梦，不过百木一秋。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晚年常念叨的那个家族魔咒却在他的子孙中却基本无效，袁家的后代不仅大都活过了六十岁这道坎，而且长寿者也不乏其人，譬如袁克定就活了八十岁，袁克文虽然只活了四十三岁（应是与他长期放荡不羁的生活有关），但他的儿子袁家骝却是九十一岁的高寿，直到近年才去世（2003年）。如果袁世凯泉下有知，会不会为自己的称帝决定而苦笑不已呢？
四十二、民国余闻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鼎新革故的社会潮流，虽说是万象更新，然“旧者未去，新者未立”，“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所谓新旧并存，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最显著的变化当然是将脑后的辫子剪去。留辫子原本是满人习俗，在清兵入关后，据说是有个汉臣孙之獬为了表示自己归顺的忠心，居然给自己来了个“剃发易服”，结果两边不讨好：满班的大臣认为他是汉人，不得入列；而汉班的大臣认为他剪了辫子，不再是汉人，也不让他入列。孙之獬羞愤之下，奏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剃发易服”，引发了血腥的“剃发令”。
剪辫子
民国政府成立后，在第29号公报中发布“剪辫令”：令到之日，限20日内全民一律剪辫，有不遵者按违法论。这次没有以死相威胁，也无须动员，民众便纷纷响应，一时间大街上满是剪下丢弃的鞭子。
也有少数对新政权心存疑虑的人，他们偷偷的把鞭子藏在帽子里，鬼鬼祟祟的上街，要是被机灵的革命小将们发现的话，往往立刻扑上前去，掀翻帽子，扯出长辩，“喀嚓”一声，鞭子就铰没了。有趣的是，被剪者还没等反应过来，他们只觉得后面一阵风凉，用手一摸，后面的鞭子没了。倘若是清朝遗老，定要当街大哭大骂、以头抢地甚至当场昏厥，而那些“肇事”少年则在这场恶作剧中一哄而散。
那年头，成建制的留辫人士也就张辨帅和他的队伍了。（某些落后偏僻的地区，也有在二三十年代仍旧保留辫子的）
民国后除掉的第二个恶俗，便是比留辫子危害更大的缠足。缠足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极丑恶、极凶残的恶习，从五代末到清朝，不知道祸害了多少汉族女子。缠足，其实通过外力强行改变脚的形状，不但严重影响了脚的正常发育，而且是人为的制造残疾，其痛苦的过程和对心理的摧残，非亲历者是无法用言语说清楚的。
满人入关后，由于满人女子都是大脚板，因此曾一再下令禁止汉人女子缠足，但此时缠足之风已经根深蒂固，禁令收效甚微。直到慈禧太后在清末推行新政后，劝禁缠足才再度提倡，到当时的效果还不是太明显。民国建立后，政府发布命令严禁继续缠足，并劝缠足时间不长的妇女“放足”，恢复天然的本性。反缠足运动并没有像剪辫那样收效快，一直到民国后的十几年，中国的缠足现象才被彻底消除。
为什么要把缠足和女权联系起来？看了就知道，这样的双脚能够走出去参加社会活动吗？满清没能劝禁的中国积习，在民国经过漫长时间终于渐渐消亡
缠足的恶习被废止后，这对中国妇女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解放。有了健康的大脚，妇女才得以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的广阔天地并进而争取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在“缠足”与“放足”的斗争中，女权运动也得以蓬勃发展，当时有很多在清末新政中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子勇敢的走上社会，大力宣传“放足”的好处与意义，并进而鼓吹妇女平等，为广大被压迫的妇女同志们争取自己的权利。
辛亥革命后，一些觉醒的新女性打破传统的清规戒律，她们不但创立了女子学校、女界报刊，还向南京临时政府上请愿书，要求平等的女子参政权。但等《临时约法》公布后，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人发现约法对此未置一词，于是她们联合起来，向南京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愿，并强闯议事厅要求发表意见。在遭到警卫的阻拦后，这群勇敢的女子将临时参议院的门窗玻璃给砸了个稀巴烂。
两天后，六十多名女界代表带着武器再次来到临时参议院，这次顺利的进入了议事厅，并将那些议员大老爷们吓得抱头鼠窜，议长林森只得向军队求救，事态才得以平息。另外，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由于新党纲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参加大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十分愤怒，她们随即起身找到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当场奉送了几个大耳瓜子，不但展示了女界的巾帼雄风，也让党内高层见识了新女性的厉害。
民国初年的新女性使用暴力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大老爷们表面上说着“平等、平等”，等女界代表们真把“男女平等”的议案提上来了，他们却总能找到各种理由不予通过。说句公道话，妇女同志们的愤怒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不砸他们家玻璃、不甩几个耳光过去，这帮大老爷们还真是瞧不起女性的。中国的妇女被歧视了几千年，当时不用点激烈手段就不能引起重视。
当然，如果有人把民国的新女性理解为惯于使用暴力，这就是误解了。恰恰相反，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新女性不仅为民国的社会增添了无数新气象，也使得民国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绚烂多姿。当时很多城市的年轻女子特别是学堂里的女学生，她们都纷纷将传统的长辫剪为短发，各种新式发型也是竞相推出，并受到新潮女性的追捧。
民国后，人们的服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繁琐古板的旧式衣冠陆续被抛弃或者被改良，而西式服装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不再被视为奇装异服。当时最流行、最具特色的男子服装莫过于中山装，这是由孙中山创制并带头穿着而得名的新式服装，它结合了西服与中式服装的优点，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革命的象征。女子服装的变革也不甘落后，后来的旗袍便是结合了满族女子的旗袍与西式女装的特点改良而来，并在后来成为中国女性的代表服饰，至今都长盛不衰。
青年男女们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随着变革的进一步深入，包办婚姻开始被接受过新教育的年轻人所抵制，而自由恋爱则在城市中逐渐成为时尚。在这一过程中，新式文明婚礼与婚制也得到传播并日益为人们所接受，而封建礼教则日益失去它们传统的市场。尽管袁世凯曾在民国建立不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尊空复古”运动，但在新时代面前，旧有的东西毕竟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民国自然得有民国的新气象。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随即颁布了一系列文明法令，如焚毁刑具、废止刑讯；取消清朝律令中的各类“贱民”条令；禁止买卖人口；废除主奴身份等。在礼仪称谓上，民国后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叩拜、作揖、请安、打千等旧式礼节被废止，改行鞠躬、脱帽、握手、鼓掌等新式文明礼节；称谓也由原来的“大人、老爷”等官腔改为平等的“先生”、“女士”、“君”等称呼，政府职员相互之间一律改称职务。这些变革，都给民国的社会带来了一股文明之风。
随着西学东渐力度的剧增和教育的普及，连文字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白话文日渐受到人们的欢迎，而拗口难懂的古文也因为科举的取消而日渐衰退。不仅如此，当时的报刊、文章还引进了不少的新名词，特别是从日本引进了不少新“汉语”，譬如“科学、民主、自由、文化、文明、女权、理想、宗教、社会、共和、美术”等等，大都是由留日学生带回，而当时的大文豪梁启超便是其中最善于使用新词汇的代表人物。
民国建立后不久，社会各阶层形成了参政议政的高潮，当时陆续成立的政党数量便达到三百多家。虽然当时的政党活动并不成熟，但在民众的热情参与下也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成为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一大亮点。由于《临时约法》规定三权分立的体制，议会政治也就成为民国初年的主流，当时各政党为了争夺议会的主导权，彼此间不断竞争、合并、联盟、竞选、辩论等，也搞得有声有色、有模有样。要不是袁世凯强行解散了国会，当时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并非是没有发展成熟之可能。
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不断尝试与传播，新闻舆论及文化事业也同样进步神速。民国初年的报刊杂志多达上千种，可谓是百花齐放，互争长短，而社会舆论也在这一过程中良性发展，国民的言论自由也有所保障。
戴季陶，在报上发表鼓吹杀人言论而被租借当局逮捕，讽刺的是，他是被唐绍仪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保出来的
譬如在民国初年，戴天仇（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连载文章，名字就叫《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连发十篇，袁世凯却对此听之任之。更有一次，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奇文，文字很短，只有四句：“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几天后，公共租界当局以戴天仇在报刊上鼓吹杀人而将他逮捕，但被戴声称该杀的唐绍仪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躬为他辩护。唐绍仪的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在众多报刊的抗议和各界人士的营救下，租界当局最终将戴天仇放出，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清末新政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后，各类新式学堂蓬勃发展，而民国政府又对清末的教育体制作了进一步的改革，如将学堂改称为学校，男女可以同校，废止读经，采用新式教科书等。当时的学制也有所变化，分为大学、中学、高等小学和初等小学，其中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中学4年，大学本科3年或4年，预科3年，其他专门学校大致为3到4年。民国政府还下令逐步推进义务教育，首先普及的为4年的初等小学阶段。新式教育的普及，对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着重大的作用。
随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民国的司法体制也改为独立的四级三审制，大理院为法院最高机关，下面分别为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四级。按照新的诉讼条规，案件分为刑事和民事两种，刑罚也废除了之前的各种酷刑，改为通行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五级。由此，中国古代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分、刑罚与民法不分的法律制度逐渐被取代，县太爷断案的历史一去而不复返了。
随着科技的进步，当时出现的新玩意、新娱乐更是数不胜数，譬如照相、电影、话剧，等等，也都纷纷涌现。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既娱乐了当时的民众，也传播了各种新知识、新观念，真可谓是“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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