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11日在两会工作报告时指出，2009年检察机关“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这是近年来首次把加大对行贿者查处力度写进工作报告。
从曹建明所作的工作报告来看，2009年，检察机关更加注重职务犯罪预防，为加大对行贿者的查处力度，完善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将查询范围从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5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的行贿犯罪，并向工程招标单位等提供查询48,238万次。
“重大行贿案件也要作为大案要案处理，‘两高’报告对受贿案件提的多，对行贿案件很少提。”2008年全国两会时，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在小组讨论时如此表示。
朱佳木当时还建议，“要从受贿和行贿两个方面来治理腐败。”
此次，最高检工作报告首提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也引起了诸多代表委员的强烈共鸣。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海坤认为，在行贿、受贿案件中，对行贿人、受贿人都应进行追究，这都有法律规定。受贿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必须有行贿、受贿两个方面，才构成犯罪。但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办案机关为了破案、定案，为了让行贿人或“污点证人”能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往往客观上就放纵了行贿人。
“这样做，一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是不能使受贿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行贿，何来受贿？”杨海坤说。
贿赂犯罪如今已成为社会腐败现象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打击贿赂犯罪中的受贿罪更成为目前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从中国近年来查办的腐败案件来看，对于与受贿罪对合出现的行贿行为处理的却不多。
中国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吉吉分析，以往对于行贿者的打击不像受贿者那么重，是为了鼓励他们揭发，对他们的惩罚也比较轻。但是事实表明，这些行贿者本人就是官员、就是商人，所以在惩治受贿者的时候，也应对行贿者进行打击。一些官员已经习惯了收钱，你如果不给我送，我就看你不顺眼，不送礼的人他就不提拔、不重用。
林吉吉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讲的是人和人关系的直接性，任何间接关系都会造成人和人交往的障碍。因此，人们老想着把两个人的间接关系变成直接关系。
“这官员我不认识，但是我通过送礼，我们的关系就变成直接的了。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掉。特别是受贿者和行贿者一旦形成这样的关系，就像一把剑随时可以刺穿两个人，两个人谁也不敢得罪谁。很多官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堕落下去的。”林吉吉说。
由于前些年对行贿罪的查处失之过宽，对行贿人的处罚也过轻，无法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有专家认为，这就使行贿成为一项高赢利低风险的非法活动，使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行贿无罪”，导致法律在此方面的教育和约束机制发挥不足。
林吉吉表示，最高检的工作报告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要加大对行贿者的查处力度，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官员不敢贪、不想贪、不能贪，也要让行贿者不敢行贿、不想行贿、不能行贿。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行贿人不被处罚的问题，影响恶劣，危害很大。”在此次全国人大会上，来自安徽的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带来了一份《关于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完善中国贿赂犯罪立法的议案》。
汪春兰透露，此议案是上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童海保起草的，童海宝曾任马鞍山市金家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们结合当前反腐败实际情况和经验积累，加上细致的调研，又邀请法律界同仁、社会学者等共同探讨，“汪代表阅后又进行充实完善，此次向全国人大提交。”
负责起草此议案的童海宝认为，在犯罪学上，行贿与受贿是一种“一对一”的对合关系，有行贿必有受贿，而有受贿则须有人行贿。许多国家基于对贿赂犯罪性质的认识，将行贿受贿同罪同罚，甚至有的国家将行贿称为“积极腐败”，而称受贿为“消极腐败”。
但是，在中国刑法中，行贿和受贿不仅不同罪不同罚，而且行贿罪与受贿罪在处罚上也极不对称。中国刑法立法上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在刑罚处罚规定上轻重迥异，可谓“阴阳两地”、“一生―死”。
究其原因，童海宝认为，这是基于司法功利的考虑。由于查处受贿罪的难度较大，大都是“一对一”的证据，办案时往往从查行贿入手，需要通过行贿人提供的事实去证实受贿人的犯罪事实。因此，承办人在做行贿人工作时常会给予一定策略上的从宽，有的在心理上还会给予一定的宽容；另一方面是出于认识上的偏狭，认为行贿人是有求于人，受贿人是人求于我，后者危害更大。
议案建议，处罚形式中除现行刑法规定的“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外，增加罚金刑，并规定可以附加或单独适用。这样，既可以和受贿犯罪界定保持基本一致，也有利于侦查机关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力度及进行政策攻心。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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